陈 悦
2010年11月10日于山东威海
苍穹之魂
——抗战中的空战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
——决战碧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照相枪的装备尚不普遍。因此，判断战绩也就成为比较困难的事情。中日两国航空兵曾为了争夺中国的制空权进行激烈的战斗，本国无法提供飞机的中国空军一度损失殆尽。但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重新掌握了中国的制空权，曾参加开国大典的战斗机飞行员王延洲还记得1945年他们一直飞到伪满洲国境内寻战的经历。
本专辑选择的均为日本方面拍摄的两国空战相关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是一些残破的飞机，却记录了中日八年空中战斗的面影，让我们重温那段中国飞将军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入侵日军的历史。
外籍航空队队员作为中国空军成员出击，一架轰炸机带伤返回机场（头顶带有×标志的是死里逃生的驾驶员）。
挂弹准备起飞的中国空军飞机
中国空军编队出击，攻击虹口日军阵地。
在上海空战中坠落的中国空军2503号战斗机
一架壮烈殉国的中国空军轰炸机残骸
遭到敌机轰炸，累累弹痕的中国空军基地汉口机场
在汉口被击落的日军森泽—飞行曹长驾驶的战斗机-1938
南京大校场机场中国空军放弃的伊-16损毁战斗机
被中国空军击落于汉口并展览的日军96式舰载攻击机
被击伤迫降的一架日军97轻轰炸机“天”号
日军损失的一架乙式1型侦察机，具体损失原因不明。
1940年7月，日军从重庆轰炸作战中归来的一架97式重型轰炸机。在战斗中，一架中国空军战机冒死撞击了该敌机，但由于结构坚固，这架敌机还是带伤生还。
1938年第二次归德空战中被击落的日军福山大尉机。福山大尉是日军第2大队第2中队第3编队队长。
1938年10月10日在日本展出的第7大队88式侦察机（大内大尉机），在侦查中与中国空军遭遇，被击中110多处。
日军虽然凶悍，但仍有被俘的，这就是被俘的一架零式战斗机，中国空军人员正在进行整备，准备试飞。
日本战时拍摄电影《燃烧的天空》中扮演中国空军的日军95式战斗机。
日军抛撒传单的97式司令部侦察机幸风号1937年11月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
飞虎队一架迫降的P-40战斗机被日军俘获。
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军王牌南乡茂章大尉
淞沪上空的鹰 导读：一架轰炸机被日军击落，引出周庭芳“空手入白刃”的佳话。 一 淞沪之战是一场史诗，我没有谱写这部史诗的能力，只好从中间选择一个短短的小节。 与一位朋友谈起这场战役，不料意外发现这位朋友的长辈当时正在当地的宝山县任职，曾积极参与组织当地民众进行救亡的工作，在历史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其家甚至还保留了少量当时的报刊文件等材料。 这可是个意外的发现。大陆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曾经几经修订，对国民党军的抵抗，最早的描述就是谢晋元团长大战四行仓库和姚子青营长所部死守宝山。 经过交谈和对资料的了解才发现，原来，当时宝山范围远不止一个宝山城，月浦、杨行、大场，甚至“血肉磨坊”罗店，这些淞沪抗战中颇有名气的地点，都在当时的宝山县境内。我们谈起宝山的抗战，并没有想到后来会谈到一架淞沪战场的中国飞机。 宝山这个县，几乎可以说是淞沪抗战中打得最为惨烈的一个县。 姚子青营死守宝山，的确是值得写进历史书中的。关于姚子青营长的殉国，有种种的描述，但大体是文学性的内容而已。因为，他这一个营五百余人，只有一个士兵最后活着离开了宝山。而他离开的时候，姚营长还在组织最后的抵抗。就是这个回来报告全营牺牲经过的士兵，还因为脱离战场，在报告完后足足挨了二十军棍！ 打的人流泪，被打的人毫无怨言。 当时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属于哪个党派的，都有和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和勇气。 即便是老百姓，纷纷组织起来支援抗战也有这种精神。比如杨行镇，当地人组织了类似志愿者的团队，叫做保卫团，以小商人和工人为主，维持公共秩序、抢救伤员等，成员都是当地的青年子弟。 9月7日，宝山城陷落，日军随即进攻杨行。随着前线形势越来越紧张，驻军511旅旅长秦霖少将自知血战难免，向我这位朋友先人所在的部门要求当地民众支前。这时，保卫团主动站出来表示不要拉夫，而由他们来担任支前工作。 在杨行的第五次争夺战中，511旅据垒奋战，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经过四天血战，因日军有舰炮掩护而且已经夺取吴淞要塞，只有轻武器、失去侧翼的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保卫团与其他支援前线的民众团体冒着弹雨抢救伤员、运送给养，很多人死在战场上。最终国军力竭，被迫放弃杨行向西撤退。 秦霖旅长在阵前指挥的时候中炮（一说被敌机炸中）殉国，后获赠中将军衔。就在同一天，510旅旅长庞汉桢少将也战死在淞沪前线。秦、庞所部是广西军队，千里赴援，义无反顾，大部牺牲在这场战斗中，尸骨不得还乡。他们战死的时间，离他们到达前线，只有区区一个星期。抗战胜利后，东北被俘日本飞机涂上了中国标志——这是共产党所办牡丹江航校最早的飞机之一。
国民革命军第18军98师583团第3营中校营长姚子青，1937年9月7日战死宝山。
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171师第511旅中将旅长秦霖，1937年10月23日战死杨行。
以萨看来，他们是中国人在抗战中最值得骄傲的牺牲。 你要想一想，一个旧时代的军人，已经达到少将的职务，他却带着队伍走了比圣马丁远征还要远的路，从遥远的广西长途跋涉到上海，然后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血战到死。 圣马丁的远征是为了一次辉煌的胜利，而秦旅长和他的袍泽们，只是为了把自己的血洒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 中国人就是用这样的精神保卫着自己的国家。 还有哪个民族能够拥有这样的忠诚呢？ 我想，这样的人，无论他一生还做过什么，这一瞬间已经是永远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了。 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有一句话他说对了，打这一战，中国人需要“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 真的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作为一个河北人，在殉国于宝山的、长长的官兵名单中，我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前排的一个名字——任云阁，不是将军，却是第一个战死在宝山的空军飞行员。 在《宝山史志》中是这样记录的： “1937年8月14日上午，我国3架轰炸机飞越百里长空，冲出云雾，突然出现在吴淞口上空，对准停泊在那里的日军旗舰‘出云号’猛烈轰炸。敌舰中弹，顷刻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博得同仇敌忾的中国军民热烈欢呼。” “嗣后，吴淞上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空战，敌我双方的飞机上下迂回盘旋，互相射击。稍后，6架敌机围攻我方1架飞机。我国飞机虽英勇搏杀，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击中。该机瞬间发出震耳啸声，带伤向西北方向滑行，降落在杨行北宗村小庙附近的棉花田里。周围的农民目睹我国飞机降落，纷纷奔去营救。” “那时，我随家人就住在小庙附近的村上。当我随着乡亲们奔到现场，只见两道很深的轮胎印，飞机螺旋桨刚停，引擎还在隆隆作声。那是一架美制双翼907轰炸机，机翼下还挂着一枚未来得及投掉的炸弹。” “乡亲们出于高度爱国热情，含泪急忙扶驾驶员出驾驶舱，可惜他已经中弹停止呼吸。于是，乡亲们七手八脚把洁白的丝质降落伞平铺在机旁棉田，将尸体平放在上面。死者身穿飞行服，中等身材，脸色苍白，神态安详，殷红的鲜血不时滴落在洁白的降落伞上。后来知道，他是少尉机长任云阁，当时才27岁。” “一会儿，杨行镇镇长张渭滨和镇保卫团的一批人员闻讯赶到现场。他们动员姚春熙（今年82岁）、程银千二人把尸体抬到镇东成善堂，死者佩用的一支手枪被保卫团人员拿走。当天下午，由富商、保卫团长颜颂棠出资80块银元，向张大宝购得一口寿材，用白丝（降落伞）裹尸收殓，将烈士埋葬于杨行张家桥南。任云阁是河北省文安县人，抗战胜利后，烈士的亲属曾专程到杨行墓前祭拜，半年后将尸骨运走。据查，烈士忠骨后迁放于南京太平门外紫金山北麓的国民党航空烈士公墓。” “同机飞行员、机枪手梁鸿云因飞机着陆时剧烈震动，一条腿骨折，脑部严重震伤。他以坚韧的毅力爬过小庙塘。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看管寺庙的王其康，便说：‘我是国军飞行员，腿受伤不能走了，求你叫几个老乡把我抬到附近公路旁，我要去上海医院。’王见状，二话不说立即去石家埝喊来奚介吾（今年84岁）等3人，带了门板、绳子、扛棒，迅速把梁鸿云抬往顾村方向。途中，梁鸿云说：‘任云阁还没成家，过早地为国捐躯了。我希望早日康复，再上蓝天，为任云阁报仇。’由于梁鸿云伤势严重，途中一度昏厥。当到达顾村镇南公路旁时，正巧碰上红十字会汽车，随车不仅有医生，还有空军几位官兵。他们很客气地支付小费，并要介绍奚介吾等人去国际电台吃中饭。奚等婉言谢绝，随即协助车上人员将梁鸿云送上救护车。那时梁鸿云还用轻微的手势，向奚等表示谢意。救护车直驶同孚路中德医院。事后得知，梁鸿云终因伤势过重，于凌晨3时去世。” “1937年8月15日至16日，上海《大公报》连续登载了‘空军少尉任云阁轰炸日寇出云舰后，为国殉职’和‘空军又一殉国者梁鸿云因重伤抢救无效逝世’的消息。” “捍国搏长空，卫国照青史。值此太平盛世，追忆为国捐躯之烈士，殊为情长意深。” 文章写的情深意切，也记录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要重现任云阁殉国的一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任云阁，河北文安人，空军中尉，1937年8月14日战死宝山。
比如，任云阁是怎样牺牲的？ 《宝山史志》中的说法是：“6架敌机围攻我方1架飞机。” 但是，国府《空军抗日阵亡将士》记载：“奉命轰炸上海日舰，俯冲投弹，遭敌炮火击中殒命。” 而根据日军方面的记载，任云阁的907号诺思罗普2E轰炸机，是被日军出云号上的舰载95式水上飞机在浓雾中偷袭击中的。 甚至，这还不是他们第一次施展这种战术。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刚刚用这一战术，击落了另一架中国空军的霍克Ⅲ战斗机，编号2410。 根据中国空军的记录，2410号战斗机的驾驶员，是梁鸿云上尉。 咦，奇怪，梁鸿云？不是任云阁飞机上的机枪手吗？怎么会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被击落呢？ 所以说，围绕着任云阁的907号机，还有太多的谜团等着我们来解开吧。那么，上我们开始吧。 二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战的背景。 8月14日这一天，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空军的第一次全面碰撞。 应该说，这次碰撞，双方能升空作战的，都是出色的军人。因为8月14日这一天，中日两国的空军在上海同时面临着很大的麻烦，技术稍差的飞行员，连起飞都做不到。 这个麻烦就是台风——一次强烈的台风席卷了上海以东二百公里的洋面。在这一带活动的日军航空母舰也被迫转移到马鞍群岛避风，舰载机无法活动。 日本海军在上海战区当时有四艘航空母舰，其中排水量7500吨的凤翔号是世界第一艘专门设计的航空母舰，吨位较小；13500吨的龙骧号是日本海军为了填补《华盛顿海军条约》设计的，为了多装飞机稳性不佳，在大风巨浪中自身难保，根本无法出动飞机。 还有一艘神威号是水上飞机母舰，当时在韭山列岛秘密进行侦查活动。日本海军决心在上海开战后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空军基地，因此8月10日曾命神威号派出飞机侦察上海、杭州方面中国军队动向，结果在杭州上空正和中国空军学校进行飞行练习的训练飞机遭遇。中国空军教练机当即中止训练，开始尾随神威号的水上飞机。双方纠缠良久，但因此时中日在上海尚未开战，故此不了了之。此后，日军发现花鸟山灯塔的守军也向上级通报了发现神威号的情况。甚至，还有中国海军的炮舰靠近监视神威号（根据日本防卫厅整理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第一部中第338页记载）！于是，日军命令神威号离开中国海岸，避免暴露战术企图。 这艘监视神威号的，很可能是中国海军留在上海的唯一一艘舰——永健号。 永健号是中国海军仿中山舰建造的航洋炮舰，抗战开始后奉命留守上海。根据民国海军部记录，当时中国海军主力退入长江，试图在江阴沉船锁江，全奸上游日舰。为防日军长江口外舰只有所行动，曾派永健舰驶出长江口进行侦察活动。8月25日，该舰在江南造船厂借口修理停靠在岸壁时（按照《淞沪协定》中国海军除非修理不得进入黄浦江）被日军飞机炸沉。打捞后又先后被日军、战后的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使用，经历十分坎坷。根据海军史专家陈悦先生的考证，这艘永健号在解放军中名为延安号，最出彩的却是在退役之后——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的致远舰，据考证就是用它改装拍摄的。中国空军诺思罗普2E轻型轰炸机，任云阁的飞机就是这一种。
日军凤翔号航空母舰
日军龙骧号空母舰
实际上，发现神威号，已经引发了中国方面的警觉。因此，在八一三开战之后，中国空军率先发难，让日军试图“先制攻击”的计划付诸东流。 因为远离了海岸，神威号到15日才再次进入阵位，投入战斗。 只有加贺号大型航空母舰受风浪影响不大。但是，它上面的双翼舰载机马力不足，在这种天气里无法起飞，否则可能会像树叶一样被台风吞噬。 这样，8月14日全天，日军在上海地区几乎出现了空中真空。 但也不是完全的真空，日军在台湾的陆基航空兵就在号称“中攻四天王”之一的新田慎一中佐率领下，不顾风险穿越台风海区，大胆地发动了对杭州中国空军基地的“越洋爆击”。永健号炮舰
中国空军也面临同样的艰难，几乎所有基地都在大雨之中。但是，空军将士求战心切。这一天，中国空军冒着大风奋勇出击，猛烈攻击日军在上海的阵地和舰艇。从周家口冒雨飞来杭州参战的第4大队，恰好和新田中佐在机场上空迎头相撞。 双方都是敢在台风中奔袭的好手，但日军是对付陆军的轰炸机，中国空军是专打飞机的战斗机，结果可想而知——新田中佐对上了高志航大队长，饮弹身亡。日军最先进的18架96式远程轰炸机被击落4架（新田长机、桃崎三空曹机、三井一空曹机、小川一空曹机），重伤迫降后报废1架（大串机），负伤4架（石大尉机、大杉大尉机、井上三空曹机、福田二空曹机）。 中国空军在战斗中无一损失。 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在空中则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八一四空战，画面中带有IV—1字样的中国战斗机，就是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的座机，被他击中的是日军大串机。高共计击中大串机73弹，几乎把它打成了筛子，可惜7.7毫米机枪火力太弱，大串机终于挣扎迫降，而没有被当场击落。
14日晨7:00，暂编第35中队许思恩部5架古老的可赛V-92式轰炸机率先轰炸了公大纱厂的日军基地，全体返航，毫无损失。他们半夜3:45分就起飞了。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满族，1937年11月11日战死于周家口。
9:50，2大队从广德出击，谢郁青队9架诺思罗普2E轰炸机轰炸了汇山码头。 10:00，2大队龚款澄中队攻击了日军在黄浦江上的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可惜，由于上海依然浓云密布，投弹未能命中目标。 11:00，第5大队丁纪徐部第24驱逐中队9架霍克III战斗轰炸机在白龙港追炸了一条日军驱逐舰。 14:00，受炸伤日军驱逐舰的鼓舞，第24中队再次出击，由中队长刘粹刚、副中队长梁鸿云、飞行员袁宝康3机轰炸了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直到此时，中国空军的对手，只有恶劣的天气和日军的高射炮。 但是，返航的24中队3架霍克III战斗机，却突然遭到了袭击。 根据中山雅洋《沉默的航空战史》记载，发动这次袭击的，是日本轻巡洋舰川内号的舰载95式水上侦察机，驾驶员森澄夫三飞曹、机枪手藤岗与一一飞曹。 这架日机出现在这里，与龚款澄中队那次不成功的袭击很有关系。尽管这次轰炸未能命中，但有多发近弹，日军的确吓了一大跳。这种情况下，日军紧急命令出云号（驾驶员出崎三飞曹、机枪手宫田大尉）和川内号（森三飞曹）的两架舰载水上飞机冒着大风起飞，担任空中警戒，并随时给陆军提供支援。 日军飞行员的素质还是过硬的，在狂风中从水面起飞成功，随即隐入了周围的云团——出云舰和川内舰长年驻扎在上海，两舰的飞行员对当地空况非常熟悉。中国空军钱斯·沃特可赛V-92式轰炸机
24中队的3名飞行员，都是本中队的尖子飞行员。但是，几次出击都没有遇到日军飞机，导致他们多少放松了警惕。 出发前吃中午饭的时候，副中队长梁鸿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这一餐是这么多双筷子，明天不知道会少谁的一双？” 森澄夫驾驶着95式水上侦察机，通过云缝忽然发现，在它的左下方，有一队中国空军飞机正在行动，包括3架霍克III和6架诺思罗普2E（未能考证是哪个部队），其中一架2410号机，就在它的一百米下方。 2410号机，正是梁鸿云的座机。 三 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刘粹刚、梁鸿云和袁宝康的三机编队，因为这一天中国再无其它三机一组的出击单位。 那天下午天气很恶劣，虽然雨停了，云层却很低。根据森描述的情况，由于日机占有高度优势而且是奇袭，中国空军的飞机毫无防备。他从后上方靠近到距离梁鸿云2410号机只有50—100米的位置，用7.7毫米机枪猛烈开火，霍克Ⅲ冒出浓烟开始下降，在距离上海大约20公里的地方坠落。 而中方的记载，此事还有后文。 就在此后不久，虹桥机场的机务人员看到空中飞来一架拖着黑烟的霍克III战斗机。这架飞机东倒西斜地冲向跑道，降落后却迟迟不见飞行员出来。 机场的卫兵和地勤人员冲向飞机，才发现这正是遭到袭击的2410号机，机上的飞行员梁鸿云中尉身中五弹，腹部被洞穿，但仍坚持把飞机降了下来。当时《新闻报》报道，落地的梁鸿云“经车送同孚路中德（宝隆）医院救治，到院时双腿已失知觉。其主要伤处有二，一弹从左后背穿过脊骨，由前腹而出，流血过多；肝脏及腰部均受创伤”。中岛95式水上侦察机
2410号飞机损伤不重，不久又重新投入战场。但梁鸿云中尉因为伤势过重，经过几个小时抢救仍然不幸瞑目。“临终时并无遗言，唯云我不能死，我尚需飞空杀敌。” 这样重伤之后仍坚持把飞机开回机场的飞行员并非仅仅梁鸿云一人。8月14日，外国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三架中国霍克III战斗轰炸机正在飞向日军阵地，下方是正在撤离战区的英国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九一八之战，空军为纪念东北沦陷六周年对日军发动空前的猛烈攻击（实际也是要在转用苏式装备后消耗掉原有的美式装备），宋美龄亲自到南京大校场机场迎送飞行员出击。混战中一架重伤的中国空军轰炸机挣扎着飞向机场，看得出来飞行员和飞机已经是在苦苦支撑。宋美龄回忆她当时和所有的机场人员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遥望那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全心祈祷它能够平安落地。 不幸的是，这架飞机再也无法坚持了，在即将进入机场的一瞬间终于力竭，翻滚坠落。 那一瞬间，机场中人无不一声痛苦的长叹。 那是我们自己的兄弟，那是我们中国的好男儿啊！ 《中国大空战》中记录了另一个场景——1937年8月，南京大校场机场，一架“雪莱克”攻击机像一头犹斗的困兽，遍体鳞伤，千疮百孔，座舱里、仪表板上处处是鲜血，挡风玻璃上是四个碗口大的血字：“还我河山。” 血字是中国空军第9大队少尉飞行员徐汉灵写的，他出击上海扫射日军阵地时受了伤，伤得很重，但仍把飞机飞了回来。落地后，这名年轻的飞行员蘸着伤口喷涌的鲜血，写下了这四个大字。 当时的中国，飞机太少了，而……自己又造不出来。 任云阁是9大队的飞行员，9大队的装备以轰炸机为主。梁鸿云是5大队的飞行员，该大队是中国仅有的三个驱逐机大队之一。梁和任既不是一个部队，使用的机种也不相同。所以，梁鸿云是不可能和任云阁在同一架907号轰炸机中坠落宝山的。 根据中国空军官方记载，这一战，任云阁机的驾驶员是一名东北籍飞行员，名叫祝鸿信，任云阁实际是射击手。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4中队副队长梁鸿云中尉，山东栖霞人，战死于1937年8月14日。
英勇出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
在日本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一架中国轰炸机坠落在南京大校场的外壕中。我很怀疑这架飞机，就是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说的那一架。
空中之虎——抗战开始时中国唯一的攻击机A-26雪莱克。
之所以《宝山史志》发生这样的错误，也是可以推测的。 《宝山史志》对于抢救907号轰炸机飞行员的描述，实际来源于一篇回忆文章，即亚平在《杨行抗日风云录》中所书《捍国搏长空 卫国照青史——记小庙坠机逸事》。作者是任云阁被抬出机舱时的目击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士。该文写作于1995年，距离907号机的坠落已经过去了48年，所以记错记漏在所难免。实际上，该文的大部分内容是准确的，例如任云阁曾被安葬在当地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亲属才将其遗骨迁走。这些都证明了任云阁牺牲在宝山，他的飞机也的确坠落在了北宗村小庙旁。 从文章内容看，作者并没有亲眼目击对驾驶员，也就是祝鸿信的抢救。所以，应该是抢救飞行员的人员错将其名字传成了“梁鸿云”。这个错误，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祝鸿信的名字中也带一个“鸿”字，双方口音不同，交流不畅；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第三天《大公报》报道的影响。第9大队雪莱克攻击机的飞行员们，徐汉灵少尉，或许就在其中。
正因为把梁鸿云和任云阁两机当成了一架，所以我国文献中对这次战斗的描述衍生出颇多错误。例如，多有描述任云阁机也是迫降在虹桥机场的说法，这应该是不确切的。 第二天的《大公报》中是这样报道的，注意划线部分。 任云阁机与梁鸿云机的相同之处，是他们同是遭到了日军95舰载水上侦察机的伏击。 下午，任云阁所在的9大队第9中队再次登机，前往杨树浦攻击日军阵地。 此时，风速已经达到每秒20米，但日军出云号的水上飞机（宫田大尉、出崎三空曹）依然起飞了，在3,000米空中担任警戒。16:00，宫田发现在1,000米髙度飞行的中国诺思罗普轰炸机编队，当即从云中钻出，突然袭击了任云阁、祝鸿信的907号机。 遗憾的是，由于通报不及时，任云阁、祝鸿信和梁鸿云一样，对这样的袭击毫无准备！注意其中划线部分：“任云阁梁鸿云殉国”，因为两个人的名字是并排的，宝山当地的抢救人员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救起的驾驶员应该就是梁鸿云。
与梁鸿云不同，任云阁他们遭到的是迎面袭击，日军95式密集的机枪子弹，击穿了诺思罗普机风挡玻璃，重伤了驾驶员祝鸿信，后座的任云阁胸部中弹，当场阵亡。 907号机立刻冒出了黑烟，并开始掉髙度，很快落到了500米的空中。 问题是，可一而不可再，被空战中视若垃圾的水上侦察机接连偷袭，若是依然毫无反应，中国空军未免太窝囊了。 其实，宫田大尉命中注定的克星，此时也正在不远处飞行。这个克星，就是第34中队中队长周庭芳。 四 周庭芳其实已经在我们这篇文章里面出现过一回了，在记录任云阁和梁鸿云阵亡的那篇报道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周庭芳。 只不过当时的影印效果太差，把个帅哥上尉印得如同妖魔鬼怪。 顺便说一句，这份报道，最初我认为是空战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发表的，而按照西西河友安逸云兄的考证，是在8月16日。我找到了《大公报》的原件，证明安兄的看法正确。 为什么两位烈士没有照片，惟独周庭芳登了照片呢？因为根据报道，周在8月14日的战斗中，依靠娴熟的技术，先后击落两架敌机。因为这个战绩，周庭芳成了空军的明星。 报道原文如下： “蒋委员长嘉奖空军战士周庭芳君在杭首建奇勋前日一役击落敌机两架 任云阁 梁鸿云殉国 十四日下午五时，日军之双发动机重轰炸机十一架，由台湾方面飞杭，向航空学校投弹，我空军部队事先得报，当即起飞迎头痛击，各战士无不精神焕发，奋勇无前，向敌机扫射，敌机企图脱逃，我空军取大包围形势，予以痛击，尤以周庭芳君技术娴熟，射击准确，继续击落敌机两架，首建奇勋，蒋委员长得此捷报，特奖二万元，以兹激励云。” 不过，如果抛去新闻描写的成分，这份报道里面，正确的地方固然不少，错误的地方更多。至少，周庭芳这两天的作战经历，这里面就写得完全不对头。不熟悉军事又要抢新闻，这也是当时国内报纸的共同特点了。 8月14日，日军的确出动轰炸机袭击杭州，但在那里迎击日军轰炸机的是高志航所部第4大队，周庭芳并没有参加此战。那一天，他倒是和另外一路日军轰炸机发生了交手，可是并没有击落敌机。出云号所属，宫田大尉乘坐的那架95式水上飞机——在它完好的时候。
这不怪周庭芳技术不精，因为他根本没法击落敌机，周庭芳这一仗施展的功夫十分邪门，叫做“空手入白刃”。 事情是这样的，8月14日下午4点，周廷芳驾驶一架修好的霍克III战斗机正准备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进行试飞，防空哨忽报日机来袭。此时，从周家口飞来的第4大队战机正好到达，一落地就纷纷立即重新起飞迎战，连加油都来不及。 周庭芳的飞机因为是刚修好的，两挺机枪里都没有装子弹。周看到情况不对，当即要求地勤装上弹药，升空杀敌。但是，地面指挥官感到时间太紧来不及，告诉他：“这是紧急警报，敌机马上就要临空，没有时间装弹了。但是留在地面可能遭到轰击，你可迅速飞往南京。”——此事周庭芳自己的回忆略有不同，他讲是航校蒋坚忍校长发现有日机编队飞过，命其前往南京，跟踪截击日军轰炸机。综合日本方面的记载和其他中国空军成员的回忆，周此日似驾机试飞的可能性更大。假如蒋坚忍真的发现日机编队，必然用电话通知各机场备战，而不会只派一架飞机去截击。8月14日高志航迎击日机成功，就是因为青田的航空监视哨提前发现了从台湾来的敌机。从周庭芳飞到广德后的情况看，当时地面对日军来袭毫无准备，似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而第二天，周庭芳带队在嘉兴落地时，的确曾接到蒋坚忍的电话，令其率队截击8架飞临嘉兴的敌军轰炸机，周庭芳此战击落一架日军96式轰炸机。估计可能时间过久，周老在回忆时把两次战斗混淆了。 周庭芳起飞后向西飞行，不久即进入雨云——第4大队从周家口飞来时，曾和这片雨云搏斗一番，周庭芳这次也撞了进去，吃了不少苦头。好在最终他冲出云团，发现自己已经在太湖上空。而就在此时，他发现有6架大型双发双尾翼大型飞机正和自己同方向飞行。仔细一看，复杂的迷彩，红色的膏药标志——日军的96式轰炸机啊！中国空军第34中队中队长周庭芳上尉有个奇怪的外号，叫“空手入白刃”。这外号很有名，都传到日本去了。
根据日方记载，日军这支编队，是3点50分从台湾起飞的日军陆军航空兵轰炸机队，目标广德，指挥官浅野少佐。他们本来和攻击杭州的新田中佐合队飞行，在永康分离后正在飞向中国诺思罗普轰炸机的基地——广德。不过，这队日机一共9架，而不是周庭芳所看到的6架。 周庭芳从罗盘方位角判断出敌机的目的地是广德，而且这批轰炸机明显是很好的目标。但他却无可奈何——霍克Ⅲ的机枪里一发子弹都没有啊。难道让他拿根棒子去把敌机砸下来？！ 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赶紧报警吧。 可是，那时候的飞机又没有无线电通话设备，没法立即警告广德机场。仓促中周庭芳开足马力，避开敌机视线，转向飞往广德。他的想法是利用速度优势到达广德后预先报警。 但是，由于距离已经很近，他估计在机场上空只有两三分钟时间报警，根本来不及落地报告。 怎么办呢？正在思考，飞机已到广德上空，而且清楚地看到地面上诺思罗普轰炸机和霍克战斗机整齐的列线。 这要被轰炸损失就太大了！ 周庭芳俯冲向机场，又急速拉起，同时拼命摆动机翼，试图提醒地面警惕。 当时在地面上工作的空军人员回忆，看到周庭芳的飞机从低空飞过，他们的想法是：“哦，它要着陆。” 看到地面上的人无动于衷，周庭芳估摸是自己表达得不够明确。他再次冲向机场，先俯冲后拉起，做出轰炸一般的动作。他想，这样明显的表示，地面的人该明白了吧？ 看到他这样疯狂的动作，地面人员的反应是：“哦，这架飞机出故障了，轮子放不下来……” 俏眉眼做给瞎子看，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飞逝，周庭芳急得在飞机里猛跺地板。 就在这时，六机编队的96式轰炸机，已经从云中飞出来，直奔广德而来！ 眼看就是一场打地靶的惨剧，日军忽然发现自己背后冲来一架中国战斗机，凶神恶煞般全速向日机接近，显然是试图攻击。 这正是周庭芳那架霍克Ⅲ战斗机。 被弟兄们的麻木不仁气坏了，一贯老实稳重的周庭芳也玩出了新鲜的，“赤手空拳”冲向了日本轰炸机。尽管没有子弹，但他决定用自己的假动作吓唬日军飞机，来帮助地面的战友。 突然发现后面来了敌机，日机一瞬间队形散乱，纷纷钻入云团，但飞出云团时很快整理好了队形——日军的训练还是非常严格的。中国空军霍克Ⅲ战斗机和日军96式轰炸机群
而周庭芳再次冲了进来，娴熟地直奔日军长机，贴得很近却不射击——他想打也没有子弹啊！ 不明白这一点的日军却以为这个中国飞行员不是那种一见敌人就把子弹打光的菜鸟，而是空中老手，他是要靠近到极近距离以便一击即中！ 此时周庭芳已经钻进了日军轰炸机之间。每架96式有3座自卫机枪枪塔，6架就是18座，18座机枪塔的射手此时都在拼命地朝周庭芳开火，而周庭芳的飞机上偏偏连砖头都没有一块，只能上窜下跳地躲避。 这真是个发疯的主意。 不过面对这个疯狂的对手，日军队形真的乱了起来。这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轰炸航线，有人要躲，有人要打，周庭芳闹事的结果是日本人统统把炸弹都扔到了跑道外面。根据日军的报告，他们在飞出云层后，看到机场，U形转弯掉头开始轰炸。此时，一架寇蒂斯霍克战斗机突然来袭（日军地图上画出了周庭芳的航迹）。尽管遭到攻击，他们依然炸中了机场，并能看到机场人员纷纷倒地。中方的记载则是炸弹全部落入了稻田。双方记载相同的地方是中方地面飞机没有被击中。 几分钟以后，落后的3架日军轰炸机赶到，遭到了周庭芳同样的“攻击”，轰炸也没有击中目标。 根据推测，日军炸弹不能命中目标，和96式的设计缺陷有关。日军96式轰炸机使用的是显隐式自卫机枪枪塔，平时为了减少阻力枪身藏在机体内，需要射击时把枪塔伸出来打。但是，枪塔伸出来时由于阻力骤增，飞机的速度会掉几十公里。面对横冲直撞的周庭芳，日军轰炸机纷纷伸出枪塔自卫。这种速度的突然变化，造成轰炸瞄准上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这也让周庭芳足足地享受了一番子弹雨的洗礼。 周庭芳本人沉稳谨慎，即便是“文革”的时候，也能安然度过，干这种光着膀子拿子弹洗澡的疯狂事情纯属迫不得已。日本军史作家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描述了周庭芳“空手入白刃”之战，而且认为他干得非常成功，演技出色，所有日本飞行员都上了他的当。不过，周庭芳用子弹洗澡的结果是他的飞机被打了5个窟窿，算是施展这门武功的纪念。日军96式陆上攻击机，其腹部自卫枪塔是伸缩式的，而且到中国作战时都装备有美国最先进的自动驾驶仪，这是当时美国轰炸机都没有正式装备的设备——一直到珍珠港，美国人都在为赚钱卖给日本人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队日机在返航途中，路过杭州，把剩下的炸弹丢了下去，炸掉一辆加油车，这可以算是浅野少佐及其部下从台湾跑大陆一趟唯一的战果。但是这个战果捅了马蜂窝——4大队刚刚在这里打垮了新田中佐的机队，士气正旺，信心大增，现在忽然又有一队日本轰炸机送上门来，真是正中下怀。浅野的机队在钱塘江上空被中国空军战斗机追上，一番激战，郑少愚分队长击中其中一架，负伤的敌机向海上奔逃而去。 这架被击中的日机，应该是浅野手下的2小队2号机（小川一空曹驾驶），因为重伤无法飞回基地，在基隆港外的社寮岛附近落水，机毁人存。 那么，周庭芳有没有真的打下两架敌机呢？ 根据中方记载，周庭芳这两天的确认战绩是8月15日于嘉兴击落日机一架。击落两架云云，多少有点儿夸大。不过，偏偏从日方记载中，可以发现周庭芳确实击落了两架敌机。一架，是国民党空军记载的那架96式轰炸机，还有一架，就是宫田大尉的那架95式水上飞机。周庭芳干掉了它，为907号机和任云阁报了仇。算起时间来，周庭芳击落宫田机的时间，比览桥空战还要早好几个小时，是中国空军在淞沪战役中击落的第一架日军飞机。 而周庭芳一直认为，自己只是“或许”击伤了这架敌机…… 五 继续写周庭芳与日军水上飞机的战斗之前，需要讲明与前文有关的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一位朋友于台湾资料中帮忙找到了907号轰炸机驾驶员祝鸿信在8月14日战斗负伤后于医院的照片。这些，从侧面说明祝鸿信的情况与宝山县抢救的飞行员“梁鸿云”十分接近。 这张照片却让人颇为感慨。在当时空军的飞行员中，颇有一些人有妻女而不承认。例如，任云阁和下面提到的全正熹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对战死军人的抚恤很不到位，对日作战明显牺牲的可能性很大，比较重视袍泽感情的空军官兵中没有家庭牵挂的飞行员常常获得更多出击机会。例如，因喊出“中国无被俘空军”而著名的阎海文，请战时就表示：“我是东北人，一无牵挂……” 于是，为了表示自己“一无牵挂”，以争取能够上天与敌一战，任云阁等人纷纷表示自己没有成家，没有家室之累。 任云阁的女儿回忆：“父亲为了求得上级的批准，在写家中有何人时，只写有父母，而一字没提有我们母女三人。此时此刻，他一心想到的就是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为国效劳。经过战前一开会动员选拔排定，我父亲被批准参加出击。此时，一个平常沉默寡言的人，也高兴地跳起来，欢呼起来。” 这一天，就是任云阁战死的那一天。 第二件，这位朋友还找到资料，证明重伤后在雪莱克机风挡上以血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徐汉灵少尉并没有死，在那架雪莱克攻击机中牺牲的是他的战友李文韶。战斗中他们的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李的双腿都被打断，徐的臂、背、腿也多处负伤，但两人相互鼓励依然将飞机飞了回来。落地后，李因伤势过重牺牲，徐则用断指在风挡上写下“还我河山”后昏迷。他虽然负伤，但最终伤愈回到空中，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八一四空战中被击伤日机的伸缩枪塔
祝鸿信在医院中，可以看到其腿部骨折。
祝鸿信小愈后和女儿在一起。
应该说，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周庭芳并不是第一个对出云舰舰载水上飞机发动攻击的。祝鸿信、任云阁机遭到攻击后。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同一个编队的902号机，这架诺思罗普轰炸机随即转向，照着宫田大尉这架飞机就是一梭子。 902号机的驾驶员名叫全正熹，初听此名可能会让人误以为他是朝鲜族人。其实，全正熹的来历很古怪，他是贵州人，苗族（有记录为汉族，不确），少年时是一名好猎手，战友评价他身上带有“原始人的气质”。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让他在其他飞行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投入截击。负伤的祝鸿信给《良友画报》题词。
带着炸弹的诺思罗普轰炸机和宫田的水上飞机都不太灵活，这一梭子子弹没有打中，但却迫使日军水上飞机向低空躲避，并把日军飞行员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 全的战友杨炯先生曾撰文描述全正熹的死另有版本，讲他当时是和游云章奉命尝试一种新的战法，利用伪装涂饰单机偷袭日军长门号战列舰，失败牺牲。但这在双方的正式记载中均不见记录，大约是一家之言而已。不过，日军也曾尝试过单机偷袭武汉中国大本营，结果同样失败。证明对军事上的“硬”目标，这种战法事倍功半。所谓“中攻四天王”之一的得猪治郎中佐在这一战中被击落，机毁人亡。 和902号机交了一下手，宫田也注意到高度问题，立即开始爬高。就在这时，一架霍克Ⅲ战机忽然如同鹞鹰一样自上而下猛扑过来，一道火舌直取宫田机，将其右翼的支柱打断。 这架霍克Ⅲ战斗机就是当时在3,000米高度飞行的周庭芳机，他正率领34中队飞行在诺思罗普机群的上方，看到宫田机和全正熹机交手，当即来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霍克Ⅲ就是为了空战而造的，马力大，航速快，这下子宫田吃定了苦头。不过，宫田机的驾驶员出崎良平也堪称出色的飞行员。日方记载，双方缠斗了足足20分钟。宫田机利用当时台风带来的浓云左躲右闪，但是周庭芳死死咬住，接连击中这架95式水上飞机。 有趣的是，这方面的记录双方有些不一致。 日方是根据机号判断截击宫田的为周庭芳机。战斗到最后，重伤的95式终于摆脱了周庭芳的追击，但因为伤势太重，在出云舰附近试图降落时撞毁，后机身折断。宫田和出崎由于被甩出飞机而由被江面上的日军小艇救回。 而中国空军方面，却是这样说的：“15：50暂编34队6架霍克机也出发了，领队的周庭芳队长驾一架霍克Ⅲ，带着50公斤炸弹2枚、18公斤炸弹5枚，其它5架霍克Ⅱ则各挂6枚18公斤炸弹。由于担心速度差异无法维持编队，周庭芳刻意不将霍克Ⅲ座机起落架收起，藉以降低速度，让固定起落架的霍克Ⅱ能跟上编队。一到达上海上空，突然一架日本水上飞机突破云层，朝34队机群对头冲来。由于来不及反应，同时仍有任务在身，周庭芳决定放弃追逐，带领僚机继续前进。抵达目的地后，发现要攻击的目标太多，于是6架霍克机便分散各自攻击目标；在完成任务脱离上海返航之际，周庭芳与队员王志恺，发现日侦察机一架对头飞来，周庭芳向它开火，最后被它逃入敌防空炮火圈内而作罢。” 周庭芳遭遇的第一架日军水上飞机，估计就是击伤梁鸿云机的日军川内号巡洋舰舰载机，但是这次它没得到机会对第34中队进行偷袭。而他遭遇的第二架日军“侦察机”，似应就是宫田机，但并没有记录战果。 看来，中国空军这回谦虚了一点，周庭芳是高志航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追着一架水上飞机打了半天却没看到对方坠落，对他来说，应该算件丢人的事情。 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52年开始，主动留在大陆的周庭芳一直在建筑队担任司机工作。否则，以这位抗战王牌飞行员（确认击落日机5架）的本领，不知道能为中国空军做多少事情呢。 对907号轰炸机的坠落，考证到此，或许已经可算是到了一个段落。 然而，据宝山收殓任云阁的地方人员回忆，当时任云阁的遗体双目圆睁，堪称死不瞑目。全正熹上尉，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1937年10月24日与战友游云章少尉自山东驾902号轰炸机返回南京途中为日机截击，苦战良久，壮烈殉国。
大约，是因为被一架水上飞机偷袭打下来，觉得实在不甘心吧。 也许因为这一仗打得窝囊，即便是周庭芳立即就报了仇，依然难让任云阁安然而逝。 那么，第二天的空战，应该能让任云阁瞑目了。 八一五空战，被日军战史学家中山雅洋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空前绝后的“打火鸡”之战，不但打出了一个空中赵子龙乐以琴，而且连只有对地攻击能力、机炮固定向下的雪莱克攻击机都开了荤。这可是比95式偷袭还不可思议的空战了。 好了，那应该是以后讲给大家的另一个故事了。 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的血 导读：战死中国天空的苏联飞行员，口袋里女明星照片的背后，用俄语写的是《战争与和平》的书名。 抗日战争中，美国志愿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名传海内外。实际上，来华助战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飞行员，他们来自加拿大、法国、印度……而最早成建制参加我国抗日战争的，则是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 一名日本战地记者用他的照相机，拍摄下了一名血洒中国天空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身上的遗物，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对这支无畏的友军多一点理解。 这一系列照片刊登在日本《支那事变写真画报》上，可惜，这名苏联飞行员的战死之地，除了注明“华中”外，再无线索，照片上也没有飞行员的名字。 通过对苏军飞行员的手枪进行考证，认为这是我国军队长期使用的老五一和五四式手枪的前身——托卡列夫TT-33式7.62mm手枪。从击锤形状和握把的五星还有扳机可以看得出来。这架日军95式水上侦察机后被打捞上来，但已经不能使用从这张照片看，是和高志航击毁的一架96式中型攻击机（大村机）一起被送到东京成了展品。
因为飞机被击中起火，地图已经被烧毁了部分，但上面的俄文标识依然依稀可辨，如果能判断出其地域，也许就能够断定这架志愿航空队的战斗机被击落于何处了。日军在水田中检视被击落的苏联战机残骸。
苏联飞行员携带的手套和自卫手枪
托卡列夫TT-33式7.62mm手枪
空军前线指挥部发给苏军飞行员的“护身符”，以便民众了解跳伞飞行员的身份进行救护。
苏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地图残片
佩带中国“血符”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
一位台湾网友为这张照片发来了她所了解的情况，摘录如下：
“当初飞虎队的飞行皮衣里都会缝制这个国民政府民航委员会的国旗幅布。美国人称为‘Bloodchit’，中文即是‘血符’或‘血票’。这个最大的作用是许多飞行员被击落后，即被发现的中国人民妥善隐藏，再由游击队送往大后方。没有想到这在飞虎队以前就使用了。看到萨苏找到这张泛黄的血符照片，当年中国艰辛抗日、友邦义助的历史，仍令人激动莫名。”
她并发来保存的两张照片作为参考。
另一份现存资料，显示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
其中记载，关于“血符”的来历有一个说法：
苏军志愿航空队刚开始参战的时候，飞行员并没有随身佩戴“血符”，所以曾经发生过一场悲剧。两位苏军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在武汉上空与日军作战后，飞机受伤返航。由于油箱被击中漏油，在万县（今万州市）上空向指挥台报告油料不够，准备迫降。指挥台下令必要时可以弃机跳伞。飞行员报告说飞机对中国人民很珍贵，一定要争取迫降。最后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将飞机安全迫降在长江岸边上。两位飞行员都受了伤，爬出飞机后遇到当地的农民。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当时当地的通讯条件很差，农民并不知道有洋人在帮助中国打日本，把他们当成了日本鬼子！当时双方语言不通，苏军飞行员拼命解释，农民却用锄头将他打死了！然后还到乡里去报功，乡里再报到县里。而县里面刚接到了重庆打来的电报要求查找飞行员和飞机。就是在这次的悲剧以后，国民政府就为所有苏军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配发了“血符”，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保证飞行员得到良好的救助。后来美国飞虎队也继续享受这样的“待遇”。
苏联飞行员口袋里的照片。似为当时的中国影星胡蝶，当然也可能是飞行员在中国交下的女友。
通过熟识的俄国友人看了一下照片背后的俄语，从他翻译成的英语来看，似乎应该和照片本身没什么关系。 文字第一行最右边的部分和文字的最下面一行无法辨认，其余的似乎都是一些名著名称：《二十年后》、《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不知道是不是照片中女子有人托付飞行员找书？这让我感到十分遗憾，似乎无法通过这条线索找到这名阵亡飞行员的身份了。这张照片背面的字迹
在激战中，苏联志愿航空队以库里申科大队长为首的21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战死中国。在南京抗战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可以找到苏联志愿航空队牺牲队员们的名字。 武汉解放公园也有同样的纪念碑，墓台上那用两种语言记录的墓碑文，笔者有意摘录了片许：“1938年，当中国人民正遭到日本法西斯疯狂侵略的时候，苏联人民无私的派遣了自己优秀的儿女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到了中国，援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 这名飞行员的家属，也可能从未见过这些照片，萨也在尽量寻找更多的有关他身份的线索。如果有哪位朋友能够通过照片中的内容找出线索，发现这名飞行员的真实身份，或许可以成为给他的亲人几十年后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吧。 飞虎队“吹牛大王”玩死日本一根筋 导读：什么人不用枪炮也能把日本飞机打下来？那大概只有飞虎队的斯科特了。 一 二战中美军的王牌飞行员为数甚多，但要论风头最劲的，号称在中国战场上击落22架日军飞机、后来官至美国空军准将的罗伯特·李·斯科特可算其一。 斯科特的一生，用传奇来形容都有点儿失色。 1941年12月20日，中国昆明上空，漆着中国青天白日机徽和漆着日本肉丸子机徽的数十架飞机正在展开一场混战。如果有人能够像上帝一样从半空中近距离观看这场空战，就会发现些许特别——在中国空军的飞机座舱里，坐着的竟然是一帮高鼻子、白皮肤的洋鬼子！ 没错，这正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他们的飞机都漆成独特的“红嘴白牙大鲨鱼”外观，十分独特。此时，和他们交战的是从河内起飞的日本陆军独立飞行第82中队的10架99式双发轰炸机及其掩护战斗机。日军的意图是摧毁中国空军在昆明的基地。他是在空战中负伤被俘的一名苏联志愿航空队员。
作为崇尚空战技巧的老祖宗，陈纳德选择的这帮“小伙子”据说人人都有在空中演杂技的本事。不过，这一天他们还是第一次和日军交手，所以，出点洋相儿笑话的不在少数。一个佐治亚老实农民家的儿子，却长成这样一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桀骜模样，也可算奇哉。
于是，一架P-40战斗机笨拙地跟在一架日军99双轻轰炸机背后却一枪不发的时候，它就成了日军的第一个击落记录——这架“大鳖鱼”紧张到连副油箱都忘了扔，这个可怕的易燃物被轰炸机背部炮塔中的日本机枪手轻易命中，“大鳖鱼”顿时变成了燃烧的火鸟。 事后发现，不仅是这架变成火鸟的大鳖鱼，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小伙子犯了一样的毛病——在空战开始时候把训练中“靠近打，打短点射”的要点忘得一干二净，还没有达到射程就按住炮钮一阵狂扫，结果进入交战距离的时候却因为机枪枪管过热无法射击了。有趣的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空军身上。在最初的空战中，那些战斗英雄出身、总能先敌发现目标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常常是还没有进入射程，就把炮弹打光了。 不过看到有飞机坠落，陈纳德的小伙子们很快进入了状态，他们纷纷发了疯一样冲进日军队形，横冲直撞，那场面仿佛集体服用了某种药物。 发生这样的情况毫不奇怪，因为那架被击落的大鳖鱼让小伙子们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中国那个什么蒋介石大元帅有许诺，打掉一架日本飞机给500美元奖金，打伤一架也给一半啊！ 1941年的500美金，按照购买力而言，今儿至少得一万五。 本来就是为了钱——哦，还有正义——到中国来的，没有什么比绿油油的美金更能让这些美国小伙子两眼发直的东西了。 任何人面对吃了药的家伙都有三分胆怯，日本鬼子也一样，面对飞虎队员们不按常规的猛冲猛打完全被打懵了，从昆明逃走的日军机群少了3架，还有3架冒着烟。 初次空战，飞虎队击落日军99轻轰3架、击伤3架。这个战绩和日军的记录是完全吻合的。 陈纳德没有参加这次空战，这一年他已经48岁了，不适合再上天和鬼子玩命，所以他拿了一个望远镜，坐在指挥所里观看天上的战斗——天上，是小伙子们的世界。带有中国空军机徽的红嘴白牙大鳖鱼是飞虎队的典型形象。
旗开得胜，除了那个被击落的菜鸟有点儿让人扫兴和悲哀以外，老头子几乎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想想那种打得如同奥运火炬的场面，对被击落的那个倒霉蛋，几乎没人抱什么侥幸的希望了。 如果老头子知道，现在机场上，正有一个摔得鼻青脸肿的家伙扯着每一个如避瘟疫的中国地勤狂叫——“再给我一架飞机！”他可能连这最后一丝遗憾也会一扫而空。 这个倒霉的家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斯科特准将。 这是斯科特参加的第一次空战，毫无经验的他跳伞反应却比别人快了好几拍，竟然被他在绝境里逃出生天，预示着这个家伙在残酷的空战中将长命百岁。 Well，这小子的确运气极佳。以至于他战后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是我的副驾驶》，有人还将其拍成了电影。嘿，上帝都是他的副驾驶了，谁还敢在天上招惹斯科特大爷？要知道就算阎王，您的地盘也在地底下不是？ 不过，斯科特最初对空战好像有点儿不开窍。虽然陈纳德对这个好战的家伙十分喜爱，但作为菜鸟总是打不下敌机来让斯科特十分失望——也让斯科特的钱包十分失望。于是，这家伙不久就离开了飞虎队，郁郁不得志地返回美国。这一回去倒让他有机会玩了回“过把瘾就死”的精彩节目——斯科特作为预备役军官被征召，参加了杜立特上校指挥的奇袭东京之战。那一战是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军深入日本本土的第一次反击，杜立特上校率领一队经过严格训练的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从东京到九州的一连串目标。轰炸结束后，他们没有返回——两艘航空母舰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轰炸机刚刚起飞就掉头返航了——杜立特们飞入中国境内，并消失在那里。日军99双轻式轰炸机，一度是侵华日军主力轰炸机，弱点是结构比较脆弱，刚服役的时候曾让八路军用竹竿捅下来过，这回，又在飞虎队手里吃了苦头。
斯科特就是杜立特轰炸机队的一员。 这次轰炸后，所有生还的美国飞行员都成了英雄。但好斗的斯科特并不满足过鲜花掌声的日子，在驼峰航线上飞了一段运输任务以后，他终于觉得这个任务还是不够刺激。于是，斯科特重归陈纳德麾下，在飞虎队的后身——驻华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当一名P-40战斗机飞行员。 这次回来，可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有利于人类潜能的开发，斯科特忽然开了窍，从此接二连三打下日军飞机，最终以空战英雄、双料王牌的身份结束了战争生涯。 斯科特的战后生涯同样精彩。不提他对美国空军的贡献，单说此人的个人爱好就令人叹服。作为一名飞行员，斯科特的文笔十分出色，他先后写了14本书，每一本都畅销。这还不算什么，更令人敬畏的是，此人利用自己在美国空军、海军中的关系，抓住每一个机会飞每一架自己能飞的飞机。 如果说一名抗日空军飞虎队的成员飞过F-15和F-16，恐怕有人会认为这是穿越小说。 那斯科特就应该算是穿越小说的主角，他既飞过F-15，也飞过F-16，他最后飞的一个机型是美国B-1B重型战略轰炸机，时年已经89岁。 让89岁的老头开轰炸机，美国人开后门也开得够可以啦！ 2006年2月27日，罗伯特·李·斯科特安然逝于佐治亚州家中，享年99岁——按照中国虚岁的算法，则正好100岁。在这100岁里，斯科特飞了3,3000个小时。 哦，这是多么令人景仰的一个人物啊！ 可是……在日本军史研究的学者中，斯科特却有一个不大好听的绰号——日本人叫他“吹牛大王”。 日本学者论述，斯科特虽然确实是一名空战高手，但是他的战绩中水分颇高。至少，让他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前五个战绩中，就有四个不可靠。 一根筋的日本人一个战绩一个战绩地推敲，要证明斯科特的牛皮吹得有多大。这种论述看起来很多还是颇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日本人这么干，多半的原因还是在于斯科特书中对二战中的日军航空兵颇多微词，让日本人恼羞成怒，恨不得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 不过，假如让斯科特老爷子自己活过来反驳这件事儿，恐怕他根本不会跟日本人一个战绩一个战绩地比对，这不是斯科特在空中的风格——老头子说不定会点上一袋烟，慢悠悠抽一口，告诉你说，日本人啊，就那些一根筋的家伙，不吹牛地说，不用打，我都能给它弄几架下来…… 二 从89岁生日去开轰炸机，可以看出斯科特这个人是很爱拉风的一个家伙，他的战绩里面真掺了点儿水分也说不定。 然而，斯科特不用打就把日本飞机玩死，却不是吹牛。中日双方的战史，都证明了他确实这样干过，而且没有计入他的击落架次。 不过，要说明白他怎么玩出这个把戏的，先得从斯科特比较丢人的一次战斗说起，那就是1942年10月25日中美联合空军（CATF／CACW）空袭香港之战。 1942年10月，中国方面得到情报，日军在香港囤积物资，似有意在华南地区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击。为了削弱日军的攻击能力，中国方面要求中美联合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日军后方要点——香港。杜立特的轰炸机队，看到这个场面时，几乎没人相信这些巨大的飞机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但是，杜立特他们做到了。
飞虎队中的斯科特，可以看到他那架P-40战斗机舱盖旁边一连串的击落标识。
所谓中美联合空军，是抗战后期，随着中国空军力量的恢复，为了更好地在中国战场增强盟军航空部队的合作而组建的一支混合部队。他们的飞机曾经一侧机翼下为中国机徽，另一侧为美军机徽，机身和尾翼则按照中国空军标准涂装。这个时候，飞虎队即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已经解散，人员除了离开中国的以外，大多加入美国第14航空队或中美联合空军，继续留在中国作战。中美联合空军的人员是两家一起出，装备么，就只能仰仗财大气粗的美国佬了。 也许，很多飞虎队队员来到中国的时候，追求正义公理与做雇佣军来发财的心思哪个更重要很难说清。但是，当飞虎队解散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留下来继续为保卫中国而战斗，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今后已经没有奖金可拿。 当时在中国战场上，共有三支空军部队在对日作战，包括美国第14航空队（刷蓝白五角星的）、中美联合空军（俩翅膀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还有中国空军自己的独立作战部队（青天白日徽的）。这也造成后来的战果统计如同罗生门，折腾得大伙儿常常脑袋大一号——幸好土八路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才组建空军的，否则闹不好会折腾死人的。 从战斗序列上说，中美联合空军有三个婆婆——中国空军的命令、中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通过美国第14航空队下达的命令、美国第14航空队自己的命令，都要听。但是实际上在中美联合空军中做主的，依然是陈纳德。这个脸皮粗糙得可以当砂轮使的将军，通过在飞虎队中建立的威望，同时获得了中国和美国双方的信任。 不过，这次攻击香港的命令，让陈纳德十分头疼。 有人评价抗战期间在中国的三个盟军巨头——史迪威、魏德迈和陈纳德每个人的风格不同。史迪威最有本事拉来军火但和蒋介石势同水火，魏德迈和蒋介石关系好但既拿不来军火也不干事儿，能干事儿又和蒋介石关系好的，唯有陈纳德。1942年驻华美国空军飞行员的圣诞节之宴，一点豆子、猪肉和鱼罐头混成的沙拉，装在铝盘里，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是奢侈的食物了——飞行员必须如此奢侈，否则他们没有体力完成空中的战斗。
的确，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把陈纳德视作亲密的私人朋友。当陈纳德最终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以近乎解职的方式离开中国的时候，蒋介石却倔强地用了一个极为盛大的欢送会来表达中国对陈纳德的感谢。 然而，蒋介石之所以和很多人搞不好关系，责任并不能都推到别人身上。有的时候，这个光头的委员长的确让人头疼。比如，1942年4月，陈纳德就曾接到委员长阁下的直接命令，要他们去日军阵地上低飞示威，有条件的话进行轰炸或者扫射，来鼓舞陆军的士气。 这实在是让陈纳德十分为难的命令，甚至可能给他带来手下造反的危险——因为飞虎队队员的奖金是按照击落日军飞机的数量来计算的，对地面进行攻击既危险还拿不到钱，除了几个好斗成狂的家伙，陈纳德根本无法动员部下去执行这个任务。其实，陈纳德是很有理可讲的——当初来中国的合同，只说去打日本飞机，可没有对地攻击的条款啊。 问题是蒋委员长从来不是个讲理的人，他也不会对合同感兴趣。老蒋说到底是个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什么契约精神是没有感觉的。 确切地说，当陈纳德硬着头皮把“飞下去示威”这个要求传达给弟兄们的时候，当场有23名飞行员提出辞职。飞行员们的理由很简单——日本人的战斗机不是当摆设的，P-40的低空性能不佳，一旦下去恐怕我们就上不来了。 想让委员长理解P-40的飞行性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4月20日，陈纳德被迫约见宋美龄来谈这件事。 最后……最后飞虎队还是出动了，而且打得不错——当然，下不为例。 只是那段时间飞虎队的战绩有点儿出奇的好。从4月21日开始的一个星期，就打下来22架日军飞机——而日军只承认被打下来两架。 对此战绩，中美双方战后同时保持沉默，只有日本人上蹿下跳大表不平，但没人理它一个战败国的想法。 不过，有人暗中推测，是不是陈纳德和宋美龄当时达成了某种默契呢——比如，拿出一笔奖金来发给愿意进行对地攻击的队员们作为鼓励。当然，为了在合同上看着完美，奖金的名义还是要按照击落日本飞机来计算的喽。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不仅是中国的文化。 要是这样，跟日军损失对不上，也就情有可原了。 这是在飞虎队时代的烦恼，现在陈纳德指挥的是中美联合空军，一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这里面再刺头的飞行员也是不敢拒绝执行任务的。 陈纳德的问题在另外两个方面：第一，使用他手里的B-25中型轰炸机（就是那个杜立特驾驶轰炸东京的飞机），航程能够得着香港的空军基地，只有桂林。可是桂林那里无论汽油还是弹药，都没有储备，怎么能在那儿悄悄地做好出击准备而不让日军知道，是一大难题。 第二，即便能够悄悄出击，陈纳德手中的汽油都是经过驼峰航线送来的，十分珍贵，预期只能出动12架B-25和12架护航的P-40战斗机。然而，根据情报，日军在香港有不下40架战斗机，这点儿兵力面对面地打起来只怕要吃亏。 好在，陈纳德是飞行员中少有的学贯中西之士，终于被他琢磨出一条深合东方兵法的妙计。 三 89岁的斯科特去开B-1B轰炸机，这绝对是个疯狂老爷子。1942年的时候，第14航空队能被称为老爷子的陈纳德却一点儿也不疯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将领中，是以善于运用战术著称的。 比如这次攻击香港，他拍板的攻击计划就充满了东方式的狡诈。这个计划的代号是“错肩”——一个闪式探戈中的经典动作。 按照这个计划，中美联合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出击的基地将不放在桂林，而放在更靠近后方的昆明。这样他们经过900公里的飞行后到桂林落地加油，然后再次起飞，直扑广州。正在登机的中美联合空军B-25轰炸机飞行员，可以看到同一个机组，也是中国人美国人掺着来的。
这样一个家伙也能叫老爷子么？
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日军先发制人提前攻击桂林机场把出击部队炸毁在地面上的危险。桂林离前线太近，多少有点儿警报不灵。 慢着，不是要炸香港么？怎么改广州了？对，就是广州。日本陆军航空队第33战队主力驻守在广州天河机场，假如发现中国空军袭击香港，他们一定会赶到香港助战，加上香港启德机场的第33战队第3中队就地升空迎战，陈纳德的护航战斗机不要说保护轰炸机，自己都不够日本人打的。所以陈纳德在战前就放出风去，说这一仗要奇袭广州，全歼第33战队——至于放风之后日本人怎么能知道，陈纳德就不管了，他知道日本人肯定能知道。 抗战为什么打了八年？汉奸太多啊……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坏事——比如，这回。 如同陈纳德预测的那样，收到情报的日军立即提前做好了准备。10月25日，陈纳德的轰炸机队从桂林一起飞，汉奸就向日军报告了：太君，纳德陈奔高第街去了，请注意。 路上又有日军地面部队报告：看见一群中国轰炸机，还有一帮武装白求恩，奔你们去了，请多加注意。 这种报告倒是不错的，因为从桂林去广州和去香港，差不多在一条道上。 于是，第33战队日军战斗机全体升空，立即开始在广州上空大转圈子——抢占高度，准备痛打抱着一堆炸弹的中国轰炸机群。 可是，转了半天，也没见中美空军的影儿。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人家本来就没准备上广州去嘛。 斯科特老头子唠叨，现在国内什么都涨价，广州东西也不便宜，上香港，逛庙街，有时候比在广州买还合算呢……看这一张，也许有点儿像。
“错肩”而过，中美联合空军的混合轰炸机群，在距离广州50公里的时候突然右转，划了一条弧线直飞澳门上空，在那里一个拐弯，就奔中英街去了。 当17架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突然出现在香港上空的时候，措手不及的日本兵就剩下唱流行歌曲的份儿了：“我的爱，赤裸裸……赤裸裸啊赤裸裸……” 是啊，日本人太大意了。高射炮旁边连人都没有，飞机都在地面上趴着，傻乎乎的新兵看天上的飞机看得直咧大嘴，连卧倒都不知道，这不叫赤裸裸叫什么呢？ 海因茨上校指挥的10架B-25轰炸机分成三个编队，前两个编队组成倒V字形，第三个编队组成钻石菱形，从5,000米高度投入轰炸线路，先横扫了在维多利亚湾的日本海军舰艇，看到没有大目标后直扑码头，把涂成黄色的炸弹一泄而下，地面上顿时浓烟滚滚。海因茨上校的B-25轰炸机队，这是攻击香港前一个月的摄影。
这次对香港的轰炸在战史上被认为十分成功。香港码头日军刚刚卸下的大量弹药被引爆，连码头都有半个月不能使用。更重要的是，B-25轰炸机炸毁了日军在香港的燃料仓库，将数十万加仑油料一焚而尽，大大地拖延了日军发动下一次攻势的时间。 事后证明，日军这批物资的使用目的是太平洋战场而不是蒋介石认为的中国战场。所以，陈纳德这“错肩”一击对美国比对中国帮得更多。 恼羞成怒的日军跳进高射炮阵地，对空中的轰炸机队猛烈开火，却无一命中。 当时在太平山上有个英国战俘营，也在这次空袭中颇有伤亡。日本人一听乐了，跑去让英国佬写檄文骂陈纳德。这二战中的英国人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日不落帝国的牛气还是在的，硬顶着不写。日本人不明白了，找了俩校官来问，你们是英国人，陈纳德是美国人，他又不是你们亲戚，干吗这么护着他呢？ 英国洋鬼子从裤兜里掏出几块弹片来递给日本人，说了，你看，这就是打伤我们人的炮弹片，都带着日文字呢，这是陈纳德打的么？ 闹了半天，原来是气疯了的日本高射炮兵没等炮管摇起来就开打，炮弹全打到太平山上了。 日本人烧鸡大窝脖自讨没趣，只好作罢。 烧鸡大窝脖就够难受的了，这件事儿刚过没几天，陈纳德又来了。11月23日，中美联合空军沿着同样的路线故伎重演，12架B-25轰炸机在16架P-40的掩护下从昆明经桂林又奔香港来了。这回日本人不再上当，驻香港的战斗机早早升空，准备给陈纳德Color See See。 没想到又没等着——这回，深知日本人那种认真劲儿的陈纳德去炸广州了。 广州天河机场的日军兵力比一个月前更强，不但33战队在这里，25战队也转场来了这里。结果，猝不及防的两个战队都遭到重大损失——第33战队7名飞行员被炸死，4名负伤；第25战队更惨，管原英男中队长以下被炸死19人，30人负伤。两个战队的战斗机在地面就多被摧毁，双方根本没有发生空战。 这第二次“错肩”之战足够让日本人问候所有陈纳德的女性亲属。 两次都打得很漂亮，但是在中美联合空军的战史中，第一次“错肩”作战打得并不轻松。 还不轻松？把人家油库都炸了还有什么不轻松的呢？ 就是炸了人家油库以后才不轻松。战场中心——香港启德机场
当轰炸开始的时候，负责掩护的7架P-40战斗机分成了两个小队，一个由斯科特率领，一个由希尔率领，正在6,000米的空中游荡。美国人的主意打得很好——如果日军飞机攻击5,000米高度的B-25轰炸机，他们正好从上面去抽日本人的屁股——P-40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俯冲攻击的本领天下第一。 因为没有敌人的战斗机，斯科特们显然把这次战斗当作了云中散步。当轰炸机开始向右转返航的时候，斯科特正拿着一部照相机，拍摄炸弹爆炸的烟云呢。 然而，就在此时，斯科特忽然发现，在照相机的取景框中出现了几个小黑点。本来担任对香港空袭的B-25轰炸机一共12架，其中两架在桂林转场的时候相撞负伤，未能出击（P-40也有5架因故障未能出发），而海因茨上校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调整轰炸的部署。结果，这两架飞机原来担负的任务——摧毁启德机场跑道就没人去执行了。日本飞行员在轰炸结束的时候终于爬上了飞机，并且起飞来迎战了！ 漫不经心的斯科特又看了一眼。然而，就这一眼，让他张口结舌——几架日本战斗机正在以不可思议的角度高速爬升，仿佛有人用一根线牵着它们向上拉一样！ 斯科特回忆当时的场面时说：“不知不觉中，我的照相机掉在了膝头的地图上，接着，又滚落在P-40的金属地板上。照相机落地的震动仿佛惊醒了我，我当即抓住操纵杆上的送话器，大声喊叫起来：‘敌机，敌机！从前方来！是零战！方向11点！’我一面不断重复狂叫着，一面推下操纵杆，以最快速度扑向敌机来袭的方向，而敌机，还在以令人惊惧的角度向上攀升着！” 斯科特弄错了，那不是零式战斗机。他看到的这几个小黑点，是河野清助中尉率领的第33战队第3中队的6架新式中岛1型隼式战斗机。 虽然隼式战斗机出现在中国战场已经有几个月了，但大多数盟军飞行员对它还不怎么熟悉，只认为它是零式战斗机的一种改型，把它称作“新零式”。投入战斗的斯科特们踌躇满志。
实际上，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斗机，零式是日本海军的战斗机，隼式则是日本陆军的战斗机。隼式战斗机和零式一样灵活，但爬升率和加速性比零式更好！ 使用这种优秀的战斗机，河野等人在短短4分钟内就爬上了5,000米高空，而P-40爬5,000米起码要10分钟！ B-25轰炸机队首先受到他们的攻击，返航中的B-25用刺猬一样的自卫机枪进行还击，但仍然防不胜防。阿拉斯中尉的飞机连续中弹，两台发动机都受到损伤，被迫在香港以北的水田中迫降，飞行员和领航员死亡，其他人员被游击队救走。 斯科特们和隼斗成了一团，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好时光到头了。中岛1型隼式战斗机在香港战斗中，可以看到它刚刚打伤了一架B-25轰炸机。
第二天，日军100式侦察机发现了这架B-25轰炸机。
四 这是斯科特第一次和隼式战斗机进行格斗。但是9月23日，日军第33战队空袭桂林的时候，斯科特曾在地面上目睹了隼式战斗机的猖狂，而且对其爬升率与轻灵的动作印象极为深刻。 早在和日军零式战斗机交手之前，飞虎队的队员们就总结出了P-40在性能上和零式对比的统计表，结果看了肯定令人丧气——无论是往上爬，还是拐弯，P-40和零式相比都如同一头笨鹅，就是直着往前飞都飞不过人家。陈纳德的建议是——你躲着他…… 躲着他？！躲着他我怎么能把日本人打下来呢？我的奖金…… 老陈说了，你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呢。躲着他不等于不打。咱P-40也有两大法宝，打起来未必便输。 第一，P-40的俯冲性能极佳，天下第一。咱如果能爬到日本人脑袋顶上，从上往下冲，6挺12.7毫米机枪齐射，跟火笼子似的，胜率十有八九。零战结构很脆弱，火笼子罩上它鬼子直接就“立往生”了； 第二，万一跟零式真的碰上了，那就让他揍你，躲都不要躲，一边挨打一边还手，练对锤——你砸我两下，随你，我就还你一下——P-40带装甲，挨上两下不算啥，可零式据说大梁中一发子弹飞机就能对折，对锤，绝对是个好买卖。被击落的阿拉斯中尉机
隼，是一种比零式更加灵活敏捷的战斗机。为谋世界正义和平而奋斗——抗战中国老照片之空军飞机修理厂
轮到斯科特和隼式开打，这两招都不大好用——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本来爬在6,000米高空准备打鬼子飞机的闷棍，结果日军只用了4分钟就弥补了这个差距，而且继续往上升——斯科特和第11中队中队长希尔试着跟了一下，很快就没了信心——P-40的升限8,000米，到了这个高度很难操纵，可日军飞机到了这个高度跟没事儿人似的继续往上爬！ 人家在上头，你怎么俯冲打他呢？ 对锤？日军根本没兴趣，他们紧紧咬住正在返航的B-25轰炸机群，上下翻飞，几乎每架中美空军的轰炸机都被开了几个新气窗。 好在这样一下倒给斯科特机会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军战斗机攻击轰炸机群的时候，斯科特从背后咬上了一架打得最欢的隼。在瞄准镜中，隼式战斗机侧面三条线的标志（表示是第3中队）清晰可见。但是不等他发动攻击，一架P-40忽然从侧面杀来，照着日本飞机就是一通扫射——这个突然杀来的愣头青就是另一个P-40小队的指挥官希尔。按照斯科特“宽容”的记述，希尔应该击落了这架日本飞机。但是他开炮的时候离日本飞机足有1,000米，从这个距离来说，按照当时的技术打下飞机和打下月球的概率不会相差太多。中岛隼战斗机侧视图，的确和零式颇为相像。
被搅了局的斯科特顾不上懊丧，可能是被海因茨的飞机炸惨了，也可能是看到了海因茨扔下来的传单，日本战斗机如同发疯一样只盯着轰炸机猛打，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P-40的到来，斯科特还有攻击的机会。 海因茨扔传单是怎么回事儿？这也算是一段故事。作为中美联合空军轰炸机队的指挥官，卡尔波·海因茨这人，日本人是知道的，而且了解他不少情报。于是美丽的“东京玫瑰”户栗女士在广播里侃起来：中国的轰炸机队一点儿都没有可怕的地方，他们居然雇佣了一个开运输机的叫海因茨的老头当指挥官…… 这下子惹麻烦了——海因茨，您听这姓儿啊，作为一个普鲁士后裔的美国人，海因茨继承了所有德国人共同的特点——轴，认死理儿。虽说海因茨真的有点儿老，而且从前还真的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开过运输机，但是户栗女士这么调侃，明显是对他职业水平的否定，没有哪个德国人能受得了这个。于是，老头要和日本人理论理论。 理论可以啊，等打完了仗，你把户栗女士叫来，当场和她理论——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没少美国人专门去找这位“东京玫瑰”理论的，都理论出英雄救美来了。 但是就像户栗说的，海因茨已经是个老头了啊，所以不肯等到打完仗——1945年？还得好几年呢，万一寿命不够长等不及怎么办？他决定必须让日本人立即了解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于是，他印了一大叠子中日英三种文字对照的传单（大概是怕只有一种语言有些缺心眼的日本人理解不清），到香港跟着炸弹一块儿扔下去了。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亲爱的日本友人们，你们好，这些炸弹就是那个开运输机的老头子海因茨给你们丫带来的…… 海因茨也是飞虎队出身的，飞虎队里净是这种神主儿。比如对香港进行轰炸，提出“错肩”作战计划的梅里安. G. 库帕上校，早年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曾开辟了泰国和伊朗航线，后来一度去好莱坞当导演拍电影（库帕导演的电影中，那部几乎家喻户晓的《金刚》赫然在目！）。抗战爆发后，库帕重操旧业，报名参加飞虎队，实在是飞虎队队员中少有的正儿八经的“绅士”了。 谁知，这个正派的绅士却迟迟到不了中国。等弄明白了原因，大家只能哭笑不得。原来，这位“绅士”在年轻的时候，竟然是一名黑白通吃、为钱卖命的雇佣军！他在苏波战争中受雇于波兰政府，曾用飞机轰炸过红军，给苏军带来很大损失。当时飞虎队员到中国多通过苏联从新疆入境，库帕也早早申请了签证，但是很快就传来一个可怕但是可靠的消息——听说他要经过苏联，曾经遭受过库帕轰炸的一帮苏联老红军已经串联起来，准备在他入境的时候给他一顿老拳，以报当年之恨。这条消息吓得库帕来中国的日程推迟了足有半年。 想在飞虎队里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难啊。 且继续说斯科特的战斗。虽然希尔抢走了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斯科特声称他很快找到了第二个——又一架不看后方盯着轰炸机死打的日本战斗机。斯科特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次我贴到了非常近的位置，连飞行员的头和敌机的固定式后轮都看得十分清晰了，才扣动扳机。我清楚地看到子弹打中了敌机的驾驶舱，浓烟顿起。为了避免相撞我急忙做了一个翻转的动作，而后又接一个半滚转，再接俯冲——这样，即便刚才我的背后有日本战斗机悄悄接近，也足以把它甩开了。” 从打中敌机后的表现来看，斯科特能成为优秀的王牌飞行员而没有死在战场上，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做他的副驾驶，而是随时的警惕与良好的飞行习惯帮助了他。 斯科特把这架敌机视为此战中自己的第一个战利品。此后，日军飞机注意到了这个不老实的家伙，猛扑过来。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混战的结果，斯科特宣布又击落两架隼和一架双发的日军战斗机。 非常不幸的是，根据后来双方战绩核对的情况来看，这场战斗斯科特和他的战友们基本是被更加灵活的隼式追着打，斯科特在缠斗中所谓击落两架隼的战绩并不可靠，估计是开炮后对方不见了，斯科特就把敌机记入了击落。实际上可能是更加机敏的敌机遭到射击后立即避开，并没有真的被击落。 所谓双发的日本战斗机，更无从说起。因为当时日军在中国使用的唯一双发战斗机就是“屠龙”，可是香港并无“屠龙”机驻扎。香港日军机群只有33战队第3中队的6架隼式战斗机和水上飞机基地的零式水上侦察机（这种飞机没有参加当天的战斗）。斯科特可能是在混战中错将正在坠落的阿拉斯中尉机当成了被自己击中的敌机。 那么，斯科特击落的第一架飞机应该算是有谱了吧？ 很遗憾，香港的地勤人员证实，6架起飞迎战的日军隼式战斗机事后都返回了基地，证明斯科特并没有打下来任何敌机——对比双方战斗，他攻击的敌机，应该是日军竹森军曹驾驶的4号机。竹森的确被打得很惨，机身上破了几个大窟窿，自己也负了重伤，但他的确把飞机开了回去，而且落在了跑道上，所以只能算击伤不能算击落。 隼式是日军第一种安装自封油箱的战斗机，其生命力比原有其他机种强了很多。一本描述隼式战斗机飞行员的书，封面上是日军隼式战斗机与中国P-40战斗机格斗的画面。
但是，另一个诡异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尽管日军占尽上风，穷追猛打，但除了阿拉斯中尉的B-25，所有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都顺利返回了桂林基地。 陈纳德下令立即加油飞昆明。斯科特他们刚刚离去，日军第33战队的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桂林。当时参战的日军飞行员生井清中尉回忆：“我们在天河机场上空盘旋等待敌机，却久久不见动静，根本没有和敌机交手的机会。地面指挥官固执地认为对香港的攻击是佯攻，直至接到香港的损失情况，才明白上了当。但我们的油料已尽，无法遂行追击任务，只能立即加油，重新起飞去轰炸敌军的基地桂林。很遗憾，当我们到达桂林的时候，却发现敌军早已无影无踪，跑道上只有一架陈旧的运输机。”刚从香港空战中回到基地的斯科特，看起来还有一点儿迷惘。
这一仗以后，斯科特又和隼式硬碰硬打了几仗，但始终没有占到上风。 几次交手以后，斯科特整天琢磨怎么收拾隼式，人都有点儿魔怔了，不得不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幸好，这时候有个日军中的义人帮了他的忙。 日军中当时有“义人”么？ 嘿嘿，肯定是，这位就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义人，因为，这位日本陆军航空队64战队的飞行曹长名字就叫安田义人…… 五 安田义人在战争时只是个小曹长，相当于高级士官，要在美国空军里，戴这个军衔也就够给飞行员点烟擦皮鞋的。 就冲这一点，如果日本民族不是那么一根筋，估计二战中的日本飞行员早就都驾机起义投美国空军去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战美军的航空兵，是升官最快的单位，中尉、上尉拿簸箕撮，随便拉出个飞行员就是少校，当个上校都只能算马马虎虎。 产生这种“火箭干部”是因为德国人的一项古怪政策——俘虏中的军官享受比士兵高得多的待遇。与日本人的一根筋不同，德国人是特别的轴，执行政策滴水不漏，一丝不苟。诺曼底登陆以前，要抓美国人德国方面基本只有指望打美国飞机。别说，由于德国空军强悍的战斗力，的确有不少美国人被打了下来。一来二去美国方面知道了德国这个政策，结果，到后期在德国上空飞行的美国飞行员就都变成军官了——这大概可以算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给被抓美国大兵最后的帮助。 德国人依然将那个可爱的政策坚决贯彻到底，一直执行到战败。 既然在欧洲升官快，亚洲战场也不能不公平不是？于是，德国人的古怪政策弄得和日军作战的美国飞行员也官运亨通。 相比之下日本人那边就太惨了。绝大多数日本飞行员在被打下来的时候，也不过挂着“飞曹”、“伍长”之类无足轻重的头衔。莱城航空队三剑客之一、日本超级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得到确认的战绩是击落了22架盟军飞机，多次在绝境中死里逃生，打瞎了一只眼仍然坚持升空作战，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直到日本战败前几天，才接到少尉的任命。 要在日军航空兵中当个少校（少佐），基本就是个战队司令了。日本人是按照手下有多少兵员确定军衔的。 问题是手下有一百个飞行员，和有一百个步兵那无论战斗力还是责任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日军上层对此完全没有概念。这句话应归下一段尾 不管怎样，安田义人曹长都只能算是个小人物。小人物能被写进历史，安田义人曹长驾驶的隼式战斗机——咦怎么好像刷错了机徽啊？
日本海航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曹长
这位日本义人被写进历史，因为他送给了中国一架完完整整的中岛“隼”1式战斗机。 1942年4月29日，安田所在的日军第64战队隼式战斗机群，在缅甸与中国空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战。这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的战斗。在谈到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陈纳德由于和史迪威不合，不肯派出飞机投入缅甸战场，造成缅甸中国军队缺乏空中掩护而损失惨重。实际上，尽管陈纳德与史迪威关系的确不好，但“飞虎队”当时在缅甸进行的作战还是颇为积极的。从1941年12月23日到1942年1月24日，仅仅在仰光上空就进行了六次空战。3月24日，飞虎队甚至深入泰国清迈攻击日军基地。在缅甸战役期间，日方承认被飞虎队击落和重创损毁的飞机达89架（含战役期间日军为消灭飞虎队深入中国空域作战的损失。飞虎队自己的记录是171架），飞虎队损失飞机80架（P-40C78架，P-40E2架，其中在空战中被击落的只有12架），第2大队大队长纽卡克等战死。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主要是英国人从中拆台，加上作战指导错误，前期内部争权夺利贻误战机，后期畏敌如虎错进野人山，与空中掩护的关系并不大。 由于远征军主力第5军是国民党军嫡系中的嫡系。当日军18师团突然以大范围的穿插突袭腊戍补给基地，远征军情况危殆的时候，对嫡系极为偏爱的蒋介石甚至动用了中国空军最后的老本进行支援——4月29日，中国空军残存的12架苏制SB-2轻轰炸机，在陈旧的霍克Ⅲ战斗机和少量刚刚补充的P-40战斗机掩护下，出击萨尔温江渡口，轰炸日军陆军部队。为18师团担任空中掩护的第64战队，就是在这里和中国军队展开了战斗。日军第64战队（加藤隼战队）的飞机，其标志为尾翼上的斜向箭头。
这场战斗由于中国方面仓促出击，记录很不周详，但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第64战队奥山弘大尉等被击落。 奥山弘的死被认为非常经典——杀红了眼的一名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P-40飞机撞向奥山弘的座机，将其撞落天空，自己右翼的三分之一也被撞飞，却安然飞回基地。飞虎队第2大队大队长纽卡克在清迈空战中被击落，飞机残骸上的8165号标志清晰可见。周围的是当时和日军结盟的泰国军队。
奥山弘出击前的留影
安田义人的飞机也被中国空军击中，油箱破裂，被迫在腊戍附近迫降。降落后安田自己朝南行进，几天后找到了日军的前进部队。但是安田的飞机不会自己走，只好留在了当地，被中国军队俘虏并运回国内。这架完整的日军隼式战斗机成了一件难得的战利品。 由于转运艰难，加上中美双方沟通需要时间，直到香港战斗之后，陈纳德的部下们才有机会试飞这架修复的日本飞机。 担任试飞的是在香港和斯科特并肩奋战的迪克斯·希尔。飞完以后，斯科特问希尔感觉如何？希尔说，头疼。 希尔说头疼是有原因的，这种轻捷简练的战斗机有着出色的性能——它的升限远超P-40的8,000米限制，上升加速性能几乎是P-40的两倍。而且无论哪个高度都能有很好的操纵性。当然，隼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它只装备两挺7.7毫米机枪，火力较弱。这就说明了为何香港空战日军大占上风，结果却只击落了一个倒霉的阿拉斯中尉，其他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虽然多有带伤依然能够回到基地。同时，它缺乏装甲防护，为了追求减轻重量，结构比较脆弱，生存力较弱。而且一旦进入高速，机体会产生异样的震动，影响射击的准确程度。 可是，希尔分析道，如果你想用俯冲的战术对付“奥斯卡”（美军给隼式战斗机起的诨名）恐怕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它飞得高，你不可能从下朝上俯冲的。 这个“陈纳德的绝技”不能用？斯科特皱着眉头绕着那架隼式战斗机转了好几圈，心里慢慢有了主意，然后，他申请自己飞一飞这架飞机。 陈纳德批准了，他对这个会打仗但总闯祸的愣小子还是比较赏识的。这是中国空军返航后，美国摄影师为那架勇撞奥山的P-40战斗机拍摄的照片。其涂装在进气口部位没有鲨鱼嘴纹样，说明这是一架中国空军而不是飞虎队的飞机，可惜，拍摄者并没有留下这名中国飞行员的姓名。
斯科特总闯祸么？当然……就在几个月前，1942年7月3日，他刚刚因为机炮走火打死了站在飞机前的美国陆军的F.F.布朗少将！不过最后认定他的确是无意伤人，所以还是让他继续飞行了。 走火都能打死一个少将，这种经历实在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飞完了，斯科特有了主意。他把这个主意讲给队友，却没人听他的，多半人看斯科特的眼神还有点儿怪异——靠，我们不打它，让它追着我打？你小子不会是昏了头吧？ 斯科特倒是不在乎，仍然孜孜不倦地向弟兄们灌输自己的观点。最后，多少有几个和他关系要好的家伙也开始半信半疑了——美国人半信半疑的时候会怎么做呢？有人就直接就问斯科特了：Can you try it？ OK，Let me try…… 1943年1月底，衡阳上空，中美联合空军和日军进行了一连串的空战。31日晨8时许，日军空袭衡阳，斯科特所在的中队立即起飞，在机场上空与日军全部换装了新隼式战斗机的第25战队迎头相撞。 这一战，日军出动的部队为第25战队第1、第2中队，指挥官代永兵卫大尉。代永大尉指挥各机从6,000米高度直扑衡阳机场，很快就发现了来迎战的中美联合空军战斗机群，双方立即展开混战。 就在激战正酣的时候，代永大尉忽然发现从正北方向飞来一架动作怪异、孤零零的P-40战斗机。它既不开枪，也不打炮，就这么傻乎乎地撞进了日军的队形。 一架日军隼式战斗机立即猛冲上去，P-40掉头就跑。代永大尉认出这架隼是属于辰巳藤吉曹长的。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那架奔逃的P-40忽然来了个俯冲而下，杀得兴起的辰巳曹长立刻紧跟着追了过去，也进入了俯冲！ “不……”代永大尉突然看出了问题，在飞机的送话器前大叫起来。 太晚了，辰巳曹长就是那种典型的一根筋的日本人，这时候你冲他喊什么，他都听不见了。 至于那架P-40的主人，大约不用说也能猜出是那位“吹牛大王”斯科特了吧？ 他Try来了。 更糟糕的是，日本军队中，像辰巳这样的一根筋，即便就在这两个中队里，也绝对不止一个。 六 代永在日本《丸》杂志上写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写的：“辰巳曹长也跟着俯冲下去，动作就跟追着鹿的猎人连山也看不见了一样。我用机上电话对他大喊‘ゃめろ’，但是他就跟什么也没听见一样。” ゃめろ，在日语里的意思就是“打住”、“停”、“住手”的意思。萨翻译成“不……”当然也可以，但是理解着似乎有点儿暧昧，会让读者产生小姑娘碰上色狼的感觉。正在帮助地勤人员给自己飞机装弹的斯科特（戴大盖帽者）。
辰巳曹长是只有一年空战经历的菜鸟级飞行员，碰上斯科特这样的老鸟，危险程度的确不亚于小姑娘遇上色狼。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一头十分狡猾的老狼。 代水兵卫大尉也是空中经验丰富的老鸟，所以他一眼看穿斯科特的诡计——这美国佬纯粹是想“带坏”我们的飞行员啊！ 斯科特的确是有意带辰巳曹长体验一下俯冲的快感。 隼式战斗机，轻捷灵敏，但最致命的缺点有二：第一，火力太弱，初期型号只有两挺7.7毫米机枪，后期增强了火力也不过是一挺12.7毫米加一挺7.7毫米机枪。在俯冲这种剧烈的运动中，隼式很难打中P-40，就算打中了，P-40座椅后方坚固的特种钢装甲也会有效地保护斯老鸟的性命。所以，在“带坏”对手的过程中，斯科特如果不是特别倒霉，基本是安全的；第二，结构脆弱，这种飞机无法承受长时间大角度的俯冲，很容易因此而解体。隼式战斗机的首席试飞员伊藤大尉，就是在飞这个动作的时候空中解体，魂归太空的。第一批隼式战斗机装备的是日军加藤部队，兴高采烈的日军飞行员第一次驾机上天回来后忽然发现飞机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机翼上铆钉附近的铝制蒙皮上都出现了椭圆形的窟窿。飞虎队的老鸟……老狼们：左侧那个大个子是迪克斯·希尔，试飞“奥斯卡”的美国飞行员，右侧那个让人一看就想起大灰狼的，当然是罗伯特·斯科特，
这种颇有艺术感的玩意儿对日军飞行员来说毫无感触可言，只是感到恐惧——飞新飞机总是让人激动，这些飞行员多多少少做了些飞行包线以外的动作。没想到只是几个不太出格的动作，新飞机的铆钉就已经变形，把蒙皮都给割破了。 从那时候，日军的老飞行员就明白了——这隼啊，是种不太男人的战斗机，如果一个劲儿地冲冲冲，是要丢老命的。 这回斯科特的动作对他自己来说并不危险，P-40皮糙肉厚，俯冲是它的拿手好戏。可是拉着辰巳曹长干这种事儿，可就有点儿大大地不够朋友——双方做一样的动作，P-40没事儿，隼是要解体的啊！ 代永兵卫大尉的叫喊显然没起作用，但日本陆军严格的训练让辰巳曹长还是有意无意地把俯冲速度保持在了安全范围之内，并没有出现代永大尉担心的情况。 也许“吹牛大王”的骗术还不够高明？ 不等日军庆幸，俯冲中的斯科特忽然猛地把飞机往上一拉！ 紧跟在后的辰巳曹长下意识地也往上一拉—— 这一方面可能是打红了眼的辰巳曹长不肯放弃这个傻呼呼的猎物，另一方面日本飞行员的训练中有这么一课——当你不知道该怎么飞的时候，就跟着前面飞机的动作走…… 这个做法曾经救了坂井三郎的性命。在第一次空战中，面对突然冲过来的中国战斗机，坂井三郎完全懵了头，训练中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头脑中一片空白，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地跟着前面的长机，队友形容他当时仿佛被一根绳子吊在了长机尾部。紧跟经验丰富的长机，让菜鸟坂井逃过了中国空军凶猛的攻击，也让他熬过了对空战最初的恐惧。中岛1式隼战斗机结构图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照着一根筋的思路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辰巳曹长来说，这可是致命的一拉！跟着冲还能勉强承受，在全力俯冲的时候忽然大动作往起拉，隼脆弱的机体结构再也承受不住这种“野蛮”的折腾了。 只听一声怪响，辰巳曹长那架隼式战斗机顿时在空中散了架。 代永大尉这样描写他看到的情景：“紧跟着P-40往起拉的隼，刚一抬头两个翅膀就折断了，我眼看着它们在空中飞散，坠向下方，残存的机身和发动机则一头扎向了地面，撞得粉碎并燃起了大火。” 这种情况下，跳伞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拿在高速路上开车打比方，你在前面开，后面的那位掉沟里了，能算是你的责任吗？斯科特上校一发炮弹也没有打，从某种意义上说，辰巳曹长的行为属于一种自杀。 美国人一旦Try成功了，是很容易引发效仿的。 战斗从衡阳一直打到来阳上空，仅仅二十分钟，又有两架日军战机追随倒霉的辰巳曹长而去。一架是第1中队中队长加岛元亮中尉的僚机，由吉田友重伍长驾驶。代永大尉认为他俯冲时达到了每小时600—700公里的高速，另一架是鲛岛国利伍长的座机。二者都是在紧跟P-40俯冲后拉起时飞机解体。 完全按照条令，很乖——两个人明明都看到了辰巳的命运，看到人家往起拉，还是忍不住跟着来怪谁呢？虽然斯科特的飞机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总觉得在这次战斗中老爷子应该用这样的涂装才够拔份儿。
这两架飞机的失事，未必是斯科特干的，但肯定和他有关系…… 事情还没有结束。10点30分，空战中没有被击落的日机匆匆返回天河机场。由于亲眼目睹战友接二连三往下掉，受到强烈不良刺激的日军飞行员心情激荡，在降落的时候有两架飞机冲出跑道，一架撞毁，一架重伤。 算起来，日军这一战共有4名飞行员自杀，一名自杀未遂…… 日军宣布在战斗中共击落中美联合空军4架，实际上双方在空战中都没有飞机被击落——中美联合空军方面专心于那种“勾引”的举动，在缠斗中打得漫不经心，日军倒是拼了老命，但不争气的武器让他们一无所获。 从这以后，中美联合空军的飞行员们遇到这种轻捷而效率不高的“奥斯卡”，再也没有心理问题了——只要你追我，我就往下冲，你不跟我来呢，我就摆脱了你跟我来呢，那，咱就试试斯科特式勾引大法，驾驶隼的日本飞行员只能干瞪眼。 “新零式”和P-40交手的战绩，从此一蹶不振。 哼哼，斯科特老爷子说话了，说我老头子是吹牛大王？说老子是上海滩骗小妞的拆白党还差不多。 日本海军“轰炸之王”的坠落 导读：在被击落的日军轰炸机机舱里，找到了一口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 在《寻访抗战老兵——中国空军黄肇濂》一文中，描述了一场抗战史上令人难忘的空战——1939年11月4日，成都上空爆发了一次抗战史上令人难忘的空战。中国空军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带伤起飞，单机冲入日军轰炸机的密集火网，直扑敌领队长机，一举击落日军航空兵名将、海军大佐（死后追晋少将）奥田喜久司乘坐的三菱G3M中型轰炸机，自己也在此战中壮烈殉国。 是役，中国空军邓从凯（2903号机）和26中队段文郁（2609号机）战死，日方承认我军击落日本海航中型轰炸机4架。干完坏事的P-40，一副无辜的样子。
事后，中国方面在奥田喜久司座机中找到了他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护身银佛等遗物，我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樊建川先生至今保存着奥田座机的一块碎片。 这个日军大佐究竟何许人也，竟能有“轰炸之王”的美誉？他又是怎样踏上这次死亡的征程呢？ 假如邓从凯中队长晓得，自己击落的这个大佐，不但是日本海军的“轰炸之王”，而且还是日本派驻国际联盟的一名特别代表，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感想。 奥田喜久司，日本兵库县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1914年海军兵学校42期毕业，1922年被派到美国留学，1923年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他在海军大学毕业论文中大力提倡战略轰炸理论，成为日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 1925年，奥田喜久司进入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摇篮——霞浦航空队担任教务副官和轰炸教官。根据日本《水交社》的资料，奥田喜久司所谓“轰炸之王”的大名，就是此时得到的。他由于在演习中将炸弹直接投进了靶舰的烟囱而一举夺得了刻有“爆撃の王様”字样的短剑。奥田对这口短剑十分珍视，一直携带在身边，直到他被击落后成了中国空军的战利品。因为他教学出色，理论扎实，1926年被提升为海军少佐，并转任海军大学航空兵轰炸教官。 这段经历，后来被附会为奥田曾经在九一八之夜参加了轰炸沈阳的作战，并把炸弹扔进了沈阳兵工厂的烟囱里。中国空军的伊-15比斯战斗机，邓从凯使用的，就是这种战斗机。
实际上1931年奥田不大可能出现在沈阳。首先，九一八的主要策划者是关东军，属于陆军，奥田则属于日本海军，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矛盾，双方不大可能在沈阳有这样密切的合作；其次，九一八事变时，奥田正在日本军令部任职，正准备以“天皇侍从武官”的身份参加12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世界裁军会议。当时，正值伦敦裁军条约签署一周年之际，这个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日本的战舰吨位比例，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限制条款，列强对此并不满意。因此，刚刚签约，对这个条约的修改讨论就展开了。从1931年到1933年，各国为此在日内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谈判。奥田就是日本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三年里参加了无数次谈判，职位也从随员一直提升到全权领队。 这个马拉松谈判，终因日本贪心太甚而最终破产。1934年，奥田喜久司回国，继续鼓吹战略轰炸理论。1935年，他升任海军大佐、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舰长，此后又升任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日本兵库县神户高等学校，奥田的母校。这里的礼堂舞台上至今悬挂有一枚浅间号巡洋舰的船钟，这枚船钟就是奥田喜久司当年弄来送给自己母校的。上面还铭刻了当时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题写的“报国之钟”字样——在日本的记录中，奥田与很多高官关系密切，更像是一个在政治场合长袖善舞的风云人物而不像个一线军官。
奥田在日内瓦会议的纪念品。这张阿尔卑斯山的明信片上，是当时日本代表团四巨头的签名，分别是海军代表永野修身大将、陆军代表松井石根大将、驻英国和法国的两名大使。右侧可见奥田的题字和说明。
抗日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以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战队编成第1联合战队，负责战略轰炸，以12、13两个航空战队编成第2联合战队，负责制空战斗。随着武汉战役的结束，日军海军航空兵承担的轰炸任务比例明显增加，因此将大量轰炸机配属给第12、13航空队，以改变其任务性质。1938年12月，奥田喜久司调任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以这样一位轰炸机专家领衔，意味着第13航空战队的任务向轰炸过渡，也带有一点让长期脱离一线战场的奥田镀金以便提升的意味。 奥田喜久司果然不愧“轰炸之王”的大名，他上任后狠抓日军远程轰炸训练，从1939年5月开始，日军13航空战队多次组织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1939年11月4日，日军第13航空队、鹿屋舫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全军出击，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轰炸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成都。其兵力包括第13航空战队的36架96G3M轰炸机、鹿屋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和木更津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这是一次日军罕见的大规模轰炸行动。 负责指挥这次战斗的日军指挥官，便是第13航空队司令官、海军航空兵大佐奥田喜久司。 由来镀金的奥田指挥这次大规模的轰炸，有一点奇怪。因为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都属于第1联合战队，与他指挥的第13航空战队属于平行关系，互不统属。不过如果知道日军组织这次轰炸的原因，也就可以了然——日军组织这次轰炸，是为了报复10月2日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汉口机场的奇袭。那一次巧妙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击伤日军飞机一百六十余架，而且重创了日军航空兵在华的指挥机关——日军第1联合航空战队司令官筱原二四三少将和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大佐重伤，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大佐战死。在武汉而未列入伤亡名单的日军航空兵司令官级别的高级军官，只剩了奥田喜久司一人。武汉战役中的日军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排水量17,000吨，曾活跃于对华侵略的战场，1945年被中美联合空军重伤坐沉于香港。
遭到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严令迅速运来新机，对中国空军的基地进行报复。这种情况下，奥田指挥这次战斗责无旁贷。 不过，考虑到部队的统属问题，善于协调的奥田把出击部队分为两个方阵，第一方阵是他亲率的第13航空战队36架轰炸机，第二方阵则是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的另外36架轰炸机。第二方阵的具体指挥，仍然由两航空队的军官自行负责指挥。 由于日军当时装备的97式战斗机还没有足够的航程可以掩护这种远距离轰炸，奥田采用将轰炸机密集编队，依靠各机机枪和火炮相互配合组成火网来进行防御——每架96式G3M中型轰炸机装备有1门20毫米机关炮和3座机枪炮塔，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自卫火力。这种做法，在美军B-24、B17轰炸机对德国、日本的战略轰炸中，也是常用的战术。不过和B-17“空中堡垒”那种全身如同刺猬一样的自卫炮火相比，96式就显得太单薄了，这也是奥田的密集阵战术不能奏效的原因。 应该说，虽然当时日军在华空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急于报复的心理使这次轰炸的准备并不充分。实战中，日军因此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由于飞机多为修复的负伤飞机或刚刚运来尚未磨合的新机，途中日军轰炸机不断出现故障返航，先后有18架飞机退出战斗，真正到达战场的只有54架轰炸机。 中国空军迎战的部队，是第5大队全部三个中队，包括： 27中队，中队长谢荃和，装备法国道华玎D510战斗机的7架、苏制伊-15比斯战斗机7架。 26中队，中队长段文郁，装备苏制伊-16战斗机6架。 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装备苏制伊-15比斯战斗机9架。 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更加灵活，装备有高空作战所需的氧气面罩，特别是邓从凯等人无畏的突击冲散了日军防卫阵型，最终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并把日本海军的“轰炸之王”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指挥这次战斗的中方最高指挥官、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他的女友，就是著名的中国特工女英雄郑苹如。1939年，郑苹如受命到上海接近并伺机行刺大汉奸丁默邨，不幸壮志未酬，被捕遇害。有人说，她就是《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 关于两人的恋情，我们只知道很少的详情——两人曾相约胜利后结婚，王汉勋只留下一张单人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送给我最最亲爱的人，苹如你”。郑苹如则给了王汉勋一个奇特的外号“大熊”。二菱96式G3M中型轰炸机，在从意大利订购的伊式重爆屡次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情况下，日军转而对这种国产轰炸机投以青睐。
成都之战，王汉勋在简阳上空击落日机一架。 1944年，王汉勋在桂林牺牲。 综合各方资料，邓从凯在此战中的表现也有一点争议——因为邓所在的第29中队是稍晚到达战场的，他的确被目击曾经冲向日军轰炸机方阵，并将其带队长机击落。但因为奥田所在的第一方阵此前已经遭到第27中队的猛烈打击，邓从凯冲击的可能是日军的第二方阵，被他击落的日军领队轰炸机应该是鹿屋航空队第3中队中队长细川直三大尉的座机。 有一种说法认为奥田的座机是被27中队的一架D-510战斗机用20毫米机炮击中右翼根部，而后油箱起火而坠落的。而日军的说法更为奇妙，称奥田的死是“自爆”，也就是中弹起火后向下俯冲，试图撞击中方地面目标。日方飞行员形容他的飞机因为俯冲“自爆”的角度太大，把两个翅膀都飞掉了，机身如同一根铅笔一样冲向地面。 这个描述，倒是和目击者所见比较相似，中方称这架敌机坠落时没有落地翅膀，如同树叶一样飞掉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地方需要注意。 那就是奥田的座机并不是撞毁在成都的军事或民用目标上，而是撞毁在成都以东80公里的稻田里。所以，他不可能是所谓的“自爆”——用自己的飞机撞击稻田，这种死法亏“轰炸之王”想得出来！ 邓从凯的座机，就坠落在它的附近。 根据这一点，我对此战的看法是这样的：奥田很可能是在空战中被27中队的D-510战斗机击伤，而后试图带伤脱离战场——以96式的巡航速度，它可能坚持了十来分钟才能飞到坠机地点，如果考虑到发动机受损，可能飞的时间更长邓从凯发现了这架负伤逃走的敌机驾驶他的伊-15比斯从背后追了上来，用一阵猛烈的扫射打死了奥田机的驾驶员——失去控制的奥田机因此才能玩出铅笔加树叶式的坠落动作来。 但是，因为邓是从敌机后方进入，这里正是96式背部自卫炮塔的射击范围，邓的飞机也同时中弹坠落，与敌同归于尽。否则，两机很难这样凑巧坠落于同一地点。 不管当时的细节究竟是怎样，我们只知道奥田的死对日军震动很大。 日本海军航空兵名将入佐俊佳（后来的大凤号航空部队指挥官）听到奥田的死，黯然摘下了自己的军衔章，说道：“我出击的时候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了，就无名地死掉吧。” 是啊，“轰炸之王”的死，实在是不怎么光彩的。 沧州城外气凄然 ——泊头防空作战小考 2009年，我的朋友老尹和著名抗战老兵采访者方军到富平采访29军老兵王自治，其中提到王指挥重机枪排，在泊头镇阻击日军时击落敌军轰炸机两架。对此，方军大兄给了老萨一个任务——让我试着找一找被击落的日军飞机照片。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时间、地点都不是很清楚——特别是既然飞机被击落在中国军队控制区，恐怕日军的资料中也很难保留这样的影像材料，这不是让老萨头疼吗？ 幸好，做这种考证不是第一回了，老萨利用手头的资料尝试了一下，可能是感动了上帝，还真有了收获。 泊头，又称泊镇、交河，属于河北沧州，1937年抗战爆发后，29军从北平后撤，军部曾在此驻防。王自治当时属于29军学兵团所部重机枪排长，这个部队一直随军部行动，因此他自述曾到泊头是可信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前排左二即王汉勋。
在中方史料中，的确曾经记载在泊头击落日军轰炸机的事情。这件记载见于《泊头市文史资料选刊》第三辑、七七事变时在29军军训团受训的杜守谦老先生所作《随29军军训团南撤经过》一文中，曾回忆了在泊头看到守军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的情景。 7月27日，杜守谦所属的军训团在南苑战斗中被打散，杜随佟麟阁军长撤退到大红门时遭到日军突然袭击，跳入灌渠才侥幸逃生。杜守谦后寻回归队，改属军部执法队。他可能是佟麟阁将军阵亡前最后与佟在一起的见证人，还曾经提醒佟摘下中将领章以避免暴露目标。 由于日军在华北当时占据绝对空中优势，29军部队屡遭敌军空袭，对敌机恨之入骨。因此，杜对在泊头看到日军轰炸机被击落的情景印象十分深刻。杜回忆这次战斗发生在中秋节之后不久，当时刘多荃部49军和庞炳勋部39师正移防经过泊头，准备代替在青县前线与日军苦战的38师部队。一天下午，3架日军轰炸机忽然前来攻击，当即被我军击落1架，6名飞行员全部毙命。 杜并记述：“这时，广大人民群众仇恨日寇的情绪爆发了，一拥而前，肢解了那六名日寇。我们收工（当时杜所部官兵在铁道东侧修筑工事）回宿营地时，沿途树木上，有的挂着耳朵，有的挂着胳膊、手或脚。” 由此可见，当时泊头守军确曾击落日军轰炸机。中国高射机枪防空阵型
29军老兵王自治
从杜守谦的回忆来看，击落日军轰炸机的时间，应该在1937年中秋节以后、沧州失守之前。经查，1937年的中秋节为9月19日，而9月28日，日军经七天激战，夺取沧州外围要点姚官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下令放弃沧州。因此，王自治所述击落日机当在19日至28日之间这十天。 这就给了我们寻找日军作战记录较好的依据。 当时，在华北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航空兵隶属于7月26日成立的临时航空兵团司令部，下属共计24个中队，包括8个侦察轰炸中队、7个战斗机中队、4个轻型轰炸机中队和5个重型轰炸机中队。根据被击落的日机乘员数量来看，这应该是一架重型轰炸机。 日军在华北的重型轰炸机隶属于第10、第12两个航空联队。9月20日，日军第12航空联队曾空袭了泊头的中国第一集团军（即原29军宋哲元部）总部，在战斗中损失一架轰炸机，另有两架带伤。 这架被击落的日机，根据1937年日本陆军编辑出版的《忠烈伟勋录》记载，即第12联队所属的陆军航空兵飞行曹长番匠吉乘驾驶的轰炸机。 日军记载这位曹长的光荣事迹是发现了第一集团军指挥部所在的装甲列车，在被地面火力击中后冲向中国装甲列车自爆而死。 其实这纯属伪造战绩，真正是品质问题。29军原有两辆装甲列车，在丰台以南因为铁道破坏被日军俘获一辆，另一辆（也就是泊头这一辆）一直继续战斗，在姚官屯之战中巡逻在49军与39师战区的结合部上，曾给日军重大打击，并没有在这里被击毁。 下面的事情有幸有不幸。 幸的是我刚好对《忠烈伟勋录》里面几张重要图片翻拍过，其中正好包括悼念番匠的一页。不幸呢，则是我当时对这本书并不重视，翻拍也不认真，于是大家只好歪着脸看番匠军曹的形象了。 这四句诗的内容是：许国一身何顾损，沧州城外气凄然，炮丸飞突敌营碎，遗烈惶惶期瓦全。 多少有些平仄不调，但基本描述清楚了当时的情景。 由此，我推测王自治老人等当时的射击可能是击落一架敌机，另外击伤了两架，而不是击落两架敌机。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杜守谦回忆南苑撤退中佟带两名卫士，牵着一匹黑红色战马，杜等四名学生兵与其同行。在大红门遭到袭击的最后时刻，杜跳入路边六七米深的水渠泅渡逃生，佟麟阁将军却奋勇指挥所部反击，直到壮烈战死。杜写道：“我辈相形之下，至今思之，犹觉汗颜万分！”
在回忆文章中，杜守谦认为，这次击落敌机，可能是刘多荃所部建功。因为刘是当时泊头各部队中唯一装备有高射炮的。 我的理解当时可能对空射击的单位较多，对于战绩的确定，或许出现了“各行其是”的情况——当大家一起开火的时候，你很难断定是西北军的重机枪，还是东北军的高射炮打中了敌机。 最后，也许我们可以继续考证一下，被击落的日军飞机，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呢？这一点，在悼念那个倒霉军曹的文章里面并无描述。 日军第10、第12航空联队的主力机种为93式重型轰炸机。可是，从乘员人数来看，这次被击落的飞机不像是93式，因为它的乘员只有4人，而记录中这架飞机摔死了6个人。 实际上，尽管强弱分明，但华北中国军队对日军航空兵的反击十分英勇。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44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93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12联队代理联队长、第2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 所以，被老兵王自治等击落的很可能是日军的另一种重型轰炸机——87式重型轰炸机。这种飞机1935年已经落伍并被决定退役，但在东北关东军中还保留有较多在使用。日军临时航空兵团司令部的指挥范围包括东北地区日军飞机，因此，在飞机不足的情况下，日军可能将其投入到关内的战斗中，以弥补损失，保持空中战力。 之所以认为被王自治等击落的是87式轰炸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日本当时唯一有6人乘员组的轰炸机。同时，日军陆航人员曾长期使用它，不需要特别训练就随时可以将其投入战斗也是一个原因。悼念番匠军曹的文章——《撞击敌装甲列车，壮绝自爆的勇士》，有番匠军曹的一张照片，还有他的亲友为了悼念写的一首诗。虽然看起来有些模糊，文字仍然依稀可辨。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可以做如下推测：日军航空兵12联队在战斗中损失较大，接到攻击沧州泊头的命令时，可能被迫从关东军那里借来若干老式87式轰炸机投入战斗。日军轰炸泊头时发现了第一集团军设在装甲列车上的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攻击，但他们的飞机正好要从保卫司令部的学兵团阵地和赶来增援的东北军（刘多荃部）上空飞过，遭到中国军队猛烈的对空射击。93式重型轰炸机
战斗中，番匠军曹驾驶的这架87式轰炸机正碰上王自治指挥的高射机枪和刘多荃部的高射炮火网，结果就被打下来了。 这种轰炸机是日本仿照德国Do.N式水上飞机改造设计的轰炸机，仍然保留了水上飞机的机身形状，这也是日本第一种全金属大型轰炸机。由于缺乏设计经验，这种飞机马力不足，行动迟缓（这可能也是被王自治等用重机枪就将其击落的原因吧），被日军起了个绰号叫“乌龟”。 由于番匠机是所能查到日军在沧州战役中损失的唯一重型轰炸机，因此，被王自治等击落的敌机，很可能就是它。方军提到29军老兵张可宗曾见过被击落的敌机，如果张印象中的敌机与87式外型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加接近真实了。 无论如何，在不断遭到敌军空袭，自己却全没有空军可以升空抵抗的情况下，王自治等击落敌军轰炸机的战绩，当时一定是十分鼓舞士气的。 很遗憾，被击落的敌机的照片依然没能找到，且把找到的内容交个作业吧。 铁甲威龙 ——中国战车部队的故事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 ——战车悲歌 抗日战争中，无论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对装甲部队的理解都停留在较为落后的水平上。双方装备的战车大都被配属给步兵，用于突破和火力掩护。中国战场上没有爆发如苏德战场那样惨烈的坦克大决战，特别是中国装甲兵，受中国经济军事落后的影响，装备数量少，战斗力弱，在战场上面对优势敌军损失惨重，始终难以独当一面。但是，这支部队的诞生和战斗历程，毕竟代表了中国军事走向现代化的一条特殊线索，而且，广大装甲兵官兵，也的确用有限的装备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 在锦州、上海和兰封，中国的装甲列车冲向敌阵，让日军被迫掉头逃走。 在淞沪、南京和昆仑关，中国的战车手多次以寡敌众，奋战到最后一刻。 在缅甸的丛林里，中日两国的装甲部队爆发了战车之间的血战。 中国装甲兵，包括战车部队和装甲列车部队，在抗战中经历了两次大换装。 抗战初期时，中国装甲部队装备的是万国牌战车，他们的车辆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俄国，甚至波兰和捷克。这些车辆，有的在北大营落入日军之手，有的在战场上损失，大多荡然无存。此时，苏联支援的一批T-26型坦克，成为中国装甲部队的主力。但这支部队在桂南会战和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中也有较大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武器装备中，也有一批装甲车辆，主要被用于装备中国远征军驻印军部队，组成了装甲兵团挺进缅北，最终完成了粉碎缅甸日军打回国的梦想，是抗战中装甲部队最为巅峰的时刻。 因为数量太少，抗日战争中我国装甲部队的照片十分罕见。本专辑所采用的照片，均为日本战前、战中、战后发表的，半数为日本随军记者拍摄，半数为美军拍摄后为日方所用，均为国内较罕见的图片。在日军保存下来的照片中，有很多是战斗中被击伤击毁被俘的中国战车的照片。这些照片，会让我们感到酸楚，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装甲部队艰难前进的脚步。同时，作为中国的盟军，美方摄影师拍摄的一些中国战车照片，又反映了抗战后期中国装甲部队在战斗中的成长。所以，将其整理出来，也就具有了对这段历史的铨叙意义。飞行中的87式轰炸机
中国装甲列车部队——东北军中山号装甲列车，曾在锦州击败日军装甲列车，击毙其指挥官板仓大尉。
东北军中山号装甲列车侧面图。
一列被日军缴获的中国装甲列车
中国装甲列车兵
中国装甲部队屈辱一页——沈阳的东北军雷诺坦克被日军轻易缴获，用于进攻黑龙江的马占山军。
日军在津浦线与中国装甲列车的战斗——日本油画
南口战斗中被俘的中国军队装甲车。只有汤恩伯这样的嫡系，才有如此精良的武器。
抗战开始前，中国装甲兵拥有的维克斯6吨半战车被视为主力。
淞沪协定后，驻扎上海的中国保安队实际是一支摩托化部队，但仍然装备了传统的大刀。
上海战斗中一辆被俘的中国维克斯6吨半坦克
一辆冲入虹口日租界后被击中俘获的中国战车。“虎”标志表示它属于战车兵团第1营第2连，日军记载它的机枪手战死于车中，至死仍然保持射击姿势。
使用维克斯6吨半战车训练的中央军校学员。
冲击汇山码头，因寡不敌众，被击毁的中国坦克。
南京战役中一辆被日军击中起火的中国装甲部队德国造马克-Ⅰ型坦克，它们曾奉命反击入城日军。
1937年淞沪抗战中，在汇山码头激战中弹被毁的中国维克斯6吨半英制战车。
一辆中国T-26战车，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时被敌军缴获，埋在松山阵地充当据点，被中国军队重新夺回。
远征军坦克部队
龙战一九三二 ——中日铁甲战上海 导读：面对中国阵地上出现的装甲巨兽，日军手足无措，只能簇拥着玩具一样的M-25装甲车掉头就跑。 一 1932年初，受关东军“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东北三省战绩的刺激，日本海军也迫切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大利益。9月，作为与关东军的呼应行动，日本海军调动大井号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运送海军陆战队到达上海，增援当地日军，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取缔抗日组织，调防驻扎闸北的十九路军等无理要求。而中国方面的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则风起云涌。 尽管南京当局有意妥协，但日方条件过于苛刻，且谈判中屡次变本加厉。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深感局势危在旦夕，积极备战。1月23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高级将领在真如召开军事会议，对十九路军及驻扎上海的友军配属的税警总团、宪兵第六团、铁道炮车队、飞机队等下达作战部署，决心与日军一战。28日，日军进犯闸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战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由于敌强我弱，内部又矛盾重重，这次抗战终以签署屈辱的《淞沪协定》而结束。但十九路军孤军一旅的顽强抵抗即打得日军四易主帅，几个月无法拿下上海一隅之地，令举国上下一扫不战而失东北的颓唐，大大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也为此后的全面抗战在军事战术上积累了经验。中国远征军装备M-4坦克的装甲部队渡江攻击日军。
战斗开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援军登陆，兵锋直指上海。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双方都动用了若干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和战术。比如中国空军首次参战，美国志愿飞行员肖特尝试的“空中狩猎”战术对未来空战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军则首次尝试了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对地支援作战。这些尝试使淞沪战场成为某种意义上独特的兵器试验场。 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战舰二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中国海军没有参战，飞机仅二十余架，双方炮兵火力相差更大。 以扼守长江口的吴淞要塞而言，这里装备的火炮大多是清末的产品，无论射程还是威力都不是日军的对手。其中重要的狮子林炮台，在日舰炮火下仅仅半个小时就丧失了战斗力。 不过，镇守吴淞炮台的78师副师长谭启秀（原台长邓振铨开战不久即逃）并非等闲之辈，在日军开始登陆后指挥部下用射程较近的老式火炮顽强抵抗。根据日本1932年出版的《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一书记载，在3月1日攻打吴淞要塞的战斗中，日军运输舰金陵丸（2,717吨，被征用的原日本汽船社邮船，舰长为长泽佳吉）被宝山炮台击中烟囱和机舱等处，受伤太重，起火座沉，舰上机械曹长松田利夫等被击毙。 此战，根据日军记载，在吴淞要塞的抵抗中，日本海军先后有三艘军舰被击伤，分别是睦月号一等驱逐舰、卯月号一等驱逐舰和榆号二等驱逐舰，伤亡睦月舰长高次贯一少佐以下数十人。 日本方面将中国军队这一战绩归结为“使用了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大口径海岸炮”。在上海的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寸土不让。
尽管全面衡量，淞沪抗战中日军拥有压倒性的装备优势、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参战的中国军队巧妙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特殊地形与敌周旋，因此在优势日军面前打得有声有色，毫不示弱。若干仅有少量装备的先进武器也在一些局部战场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在优势装备的日军面前，十九路军巧妙地利用堑壕工事与日军周旋，日军因此损失惨重，在报告中多次强调“支那军工事意外强固”。 为了打破中国军队顽强的防御，日军在上海大量使用了战车部队，这也是亚洲国家最早使用装甲部队的战例之一。 关于日军装甲部队在上海的战斗，中日双方都有较多文献进行描述。日军参战的装甲部队，前后期分属不同部队。在战争后期日军投入战斗的是重见伊三雄指挥的独立战车第二部队，使用从法国进口的雷诺NC-17战车和日本自制的89式战车，多次充当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也在战斗中成为中国炮兵重点打击目标，颇受损失。这一阶段中国军队与日军装甲部队的战斗，萨曾在《火焚巨兽》（收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书中）一文中结合日本史料进行过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叙。 日军在战役前期对中国军队颇为轻视，投入战斗的战车为海军陆战队轻装甲车队，指挥官为世川涛平大尉，使用车辆型号为英制M-25轮式装甲车。这种车辆是日军感到驻上海的陆战队在市区的战斗中缺乏重装备而于1931年从英国购买的，共计10辆。在初期作战中，由于十九路军各部缺乏与战车作战的经验，这种状似甲虫的装甲车曾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杀伤。正在填弹发射的吴淞要塞中国官兵
这种车辆本为英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机场警戒和殖民地防暴任务而开发，尽管适合城市巷战，但火力与防御在正规军的对抗中都稍显差强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并非仅仅日军出动了装甲部队，中国方面的战车部队也曾登场，构成了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是《朝日新闻》描述介绍十九路军工事的报道。这种堑壕战后来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重要手段。
二 1月29日，日军对十九路军的战斗在闸北爆发，在这一战中日军即广泛使用了M-25维克斯轮式装甲车作为开路先锋。 战斗在闸北爆发并非偶然。日本军事作家高桥升这样描述当时上海的局势：“日本的侨民，1932年在上海已经达到326,000人，集中于虹口、北四川路一带，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侨民占全体的一半。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本部设于北四川路北部，西边属于中国管辖的街区就是闸北。” 因此，驻扎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就成为了驻沪日军的眼中钉，借口护侨，要求中方将反日情绪强烈的78师区寿年部撤离闸北。双方在这里争夺的核心是纵贯闸北的淞沪铁路。日军在开战前已经控制了铁路北端的天通庵火车站，而中国则控制着由此向南的铁路沿线和南端的上海北站，双方各以这两个车站为中心部署阵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夕，尽管在日军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但不等78师部队撤离，试图以此为借口迅速占领上海的日军即发动攻击。 战斗开始后，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宣称，靠他手中的五千名陆战队，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控制上海。 如果考虑到九一八事变时沈阳的中日军力对比，盐泽的想法一点儿也算不上狂妄。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维克斯M-25轻装甲车，重2.5吨，装甲厚度5.5毫米，顶部设有国形炮塔，内装备7.62毫米MK-Ⅰ重机枪两挺（向后方也可装备两挺但一般不装）。
日方记载是这样描述战斗开始情景的：“作为‘掌上明珠’的装甲车，被一辆一辆部署在各处攻击阵地，战车引领着身穿海军制服的陆战队士兵勇往直前。上海街道铺装良好的道路给轮式战车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貴重な装甲車両である本車は1両ずつバラバラに配備され、ネィビ一ブル一の軍服に身を包んだ陸戦隊兵士の先頭に立ち活躍した。また上海市街の舗装路は装輪式の本車の行動を容易にした。）” 日军的阵容，是将海军陆战队沿南北走向的北四川路一字排开，主力为驻沪海军陆战队第1、第2、第3大队，指挥官为鲛岛具重男爵。鲛岛设前敌司令部于北路小学校，以第2大队于北方天通庵方向青云路与天通庵路方向进攻，压制中国军队侧翼；第1、3两大队主力则集中南线，在维克斯装甲车掩护下自东向西发动攻势。 在北线天通庵路和青云路方向，由于地形的关系，双方的炮火都能够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所以，这里的战斗只是一种陪衬。尽管如此，战斗打响后，这里的日军依然遭到顽强抗击，经过一个半小时战斗阵亡藤田、政门两少尉以下二十余人。29日，看到全面攻势已经受挫，11点30分“全部队向铁路线以东复归”。 真正激烈的战斗在南线爆发。 南线，北四川路西侧即为十九路军控制的闸北阵地，吴淞铁路与北西川路基本平行。在北四川路和铁路之间，有五条基本与其直角相交的道路将两者相互连接起来，分别是横滨路，宝兴路，三义里（广东路），虬江路，靶子路。78师师长区寿年料到一旦开战日军必试图切断淞泸铁路，因此在道路的路口都设置了街垒阵地，以翁照垣旅重兵扼守，意图依托市区建筑阻击日军的阻击。事实证明区寿年的判断完全正确，日军果然将部队分成五路，在战车的掩护下同时沿五条街道发起了攻击。 他指挥的部队此时堪称扼守国门，日军在他的阵前猛攻一个多月，始终无法突破闸北防线，有人认为从一二八的战绩上看，这位粤军名将比他那个在中国足球队镇守国门的孙子区楚良表现要强得太多了。 在日方对此战的记载中，至今坚持，战斗是由于日军移防经过十九路军阵地双方发生冲突而爆发的。且不说通过对方的阵地移防未免荒唐，看日军自己的描述，这种以战车引导步兵的行动，完全是发动进攻的标准阵型！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这些细节处显现。 夜11点50分，日军开始行动。 与一般记载不同的是，在闸北和日军打响第一枪的并不是十九路军，而是警察——因为中方为了避免冲突，已经令78师部队撤离一线阵地，只留警察警戒。根据日军记载，中国警察尽管只有手枪，但颇为勇敢，战斗中毙伤了日军第4中队机枪小队小队长政门清世等人。战斗打响后，十九路军官兵随即投入战斗。蔡廷锴闻讯，星夜赶往预设在真如的前线军指挥所就近指挥作战，并命令上海周边十九路军各部队迅速进入市区阵地，支援78师。在北四川路战斗中的日军装甲车和摩托化部队
十九路军参谋某长赵一肩在报告中写道：“敌于是晚十一时半，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右自虬江路口，沿宝山路、宝源路、横滨路，左至青云路等处，同时用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我156旅第6团防线猛沖，并起火焚烧各商店，一面用手榴弹从屋顶掷下，来势极凶，卒赖我官兵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为毁车之利器，将敌完全击退，并毁敌战车四辆，我方伤亡亦大。” 如赵参谋长所述，日军战术有素，步兵枪法极好，战斗力很强，在炮火掩护下打得凶猛异常。特别是一面前进一面用旋回机枪猛烈扫射十九路军阵地的维克斯装甲车，给守军带来了巨大伤亡和震惊。一二八之战中，中方担任正面阻击的张君焘团（即156旅第6团），战斗开始仅仅五个小时即伤亡六百多人，占全团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日军以这种装甲车当先开路突破中国军队阵地时造成的。 幸好，十九路军部队的防御工事迟滞了日军装甲车的前进——按照日军记录，中国军队在铁路以东的各个路口都拉上了多道带刺铁丝网，并用沙袋构筑了工事。如果日军的车辆是履带式的，这种工事不会形成太大阻碍，但M-25装甲车是轮式的，所以无法长驱直入，只能在工事前等待步兵清理道路。随着中国军队从最初的惊诧中恢复了勇气和智慧，这种M-25维克斯装甲车的弱点就完全暴露了——它的机枪火力缺乏震慑力，而装甲厚度又不够。中国军队采取将敢死队预伏于街道两侧，待装甲车接近用手榴弹炸其行动部分，尔后用轻武器近距离攻击的方法，有效地遏制了日军装甲部队的攻击。 让我们对照1932年出版的《海军陆战队上海战斗记》（作者有马成甫）和中国方面的《淞沪御侮记》，来看看此战中具体情形吧。 三 横滨（浜）路日军进展迅速，以两辆装甲车突破十九路军第一线防御，一度占领铁路线。但日军很快发现中了埋伏，攻到铁路线的日军遭到从两侧建筑上和背后飞来的子弹和手榴弹的猛烈打击。继续进攻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子弹和手榴弹弹片打中装甲车四处崩飞，靠近装甲车不但无法掩护自己，反而更加危险。日军被迫下令装甲车后退，双方打成对峙。 宝兴路一线日军第1中队指挥小队小队长赤尾俊二少尉骄横地当先突进，战斗一开始就被一枪击毙。日军士气大挫，又有铁门拦路，战斗遂胶着于克明路口，装甲车被打得胆寒，只敢用探照灯帮忙照亮。 在广东街三义里进攻的日军是第3大队（夕张巡洋舰带来的陆战队）第7中队。开始日军遭到顽强抵抗，但配属的一辆装甲车用燃烧弹对十九路军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猛烈扫射，掩护日军步兵完成了突破。可是，中国军队很快恢复了斗志，并用猛烈的火力阻止装甲车的前进。夜暗中只见无数火花在装甲车上迸飞——那是中国士兵的子弹打在装甲车上。并不是每一处的装甲都能挡住子弹，混战中多发子弹击穿了装甲车的车体。装甲车被打瘫使日军攻势顿挫。但是，就在这时，得知此地战况不利的日军第3大队大队长高桥一松少佐亲自带着另一辆装甲车和四个小队的援军赶来。高桥亲自在装甲车中坐镇指挥攻击，大队旗手则手擎队旗从装甲车中探出身去高呼万岁。日军后方的野炮，23驱逐舰中队的舰炮也炮击支援。日本海军陆战队士气顿时高涨，进攻再次拉开序幕。日军在一二八之战中，装甲车与步兵的配置队列。
出发前的日军在整队，装甲车也在其中。
但是，闸北可不是北大营。 有马成甫在文中如是描述这场进攻： 便衣队突然从侧面袭来，常磐小队留下就地阻击。在夜暗中继续前进，5米，10米，侧面出现一簇簇黑影。（大队长）打开后门，对着黑影大喊：是XX小队么？ 砰砰砰砰砰…… “大队长，敌人的子弹啊！快关门！”这是长谷部装甲车分队长在喊。 这样，旗手被叫了回来，战车闭门前进，边进边用机枪对外射击。但是，当战车到达中国阵地的沙袋工事前时，中国兵的抵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不断传来子弹打在车体上的声音。战车内不时有点点的闪光出现，那是从射击孔飞进来的手榴弹弹片，周围的情况根本无法看清。 因为侧门上的中弹声音稍少。旗手稍稍推开侧门，随后报告击中装甲车的弹片正在崩飞杀伤周围的日本兵。他边从那里向外望，边喊道：“前方二十米，有三挺敌人的机枪！”一语未毕即被一弹命中，随着一声“我中弹了”掉落车外。 “快向后爬！”车中的日军对旗手大喊，免得他被再次打中。日军进攻中国军队的街垒（29日），左侧可见掩护的M-25装甲车。
装甲车成了中国军队集中射击的目标，距离越近，命中的弹丸威力越大，日军战车多次被击穿，顶部战车上的机枪都被摧毁。车中的大队长高桥中弹负伤，成为这天战斗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衔最高的一名。装甲车分队长长谷部、驾驶员隋川等也被击伤。失去装甲车的掩护后，冲到邢家桥路口的日军报告：“因为刚刚到达上海几个小时，还不熟悉周围的情况，我们误入敌军的火力网，暗黑之中可以看到吐出火焰的敌军步枪机枪。他们的火力形成不断的弹雨，在广东街敌人点燃的火焰前，暴露的我军死伤接踵，前后的人员不断被打倒，到处可以听到垂死的士兵在喊叫——‘天皇陛下万岁！’”日军第4小队长近藤忠兵卫少尉战死。烈火燃烧到清晨不灭，这支日军只好转入就地待命，等待飞机支援。三义里之战日军伤亡59人，是各路进攻部队中损失最大的。十九路军使用的维克斯重机枪，与日军的装甲车是同一个公司的产品。
日本军史专家儿岛襄在《日中战争》一书中评价M-25维克斯战车的装甲太薄，实战中角度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士兵的步枪或捷克式轻机枪都可将其击穿，对手榴弹的防御力也不足。日军记录此战时，形容这种装甲车有效地增强了陆战队的突击能力，“但是5.5毫米厚的装甲，即便是普通子弹命中，只要角度合适也会被贯通，而且由于是轮式装甲车，面对路障也会出现重大的机动问题。巷战开始后，中国方面从路边和建筑物上的死角投掷手榴弹，造成数辆（装甲车）的损失。（しかし、5.5mmの装甲板は銃弾の命中角度によっては貫通されたし、装輸式なのでちよつとした障害物でも重大な問題となった。また市街戦ということもあり、中国側は路地の影や建層階物の上層階といった死角から手榴弹を投げ、数両が失われた。）”日军M-25装甲车上的累累弹痕
法制81毫米机动式迫击炮
日军第4号装甲车，2月4日被击毁于宝兴路。
中国军队使用的两门迫击炮，战斗中被日军俘虏。
中国迫击炮手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为了节省时间，用牙齿咬开炮弹保险，这张照片曾将日军惊得目瞪口呆。
虽然根据《日中战争》中的记载，日军拼死将被击毁的装甲车抢回，但中国方面因此发现日军的战车并非看上去那样可怕，军心大振。此后，日军也曾多次使用这种装甲车进攻中国军队阵地，多遭重创。2月4日，日军再次进攻宝兴路时，第4号装甲车再被击毁。不过，这种战车在这一阶段与十九路军的作战中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配置在重要街道地段，周围垒上沙袋作为活动堡垒阻击中国军队携带迫击炮进行的袭击。 中国军队使用的法制81毫米机动式迫击炮，运行轻便，火力凶猛，弹道又异常弯曲，特别适合巷战，被日军称作中国步兵部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十九路军官兵和救国会组织的便衣队经常携带这种迫击炮出击，在日军用装甲车封锁主要路口以前，曾给日军和租界中的日方机关建筑造成重大破坏。 由于迫击炮不配备穿甲弹，加上沙袋的M-25装甲车只要不是被直接命中，就很难受到致命伤害，而它转动的炮塔和高射速的机枪子弹对于携带迫击炮而行动迟缓的中国袭击部队来说则是致命的。 日方评价：“到1932年2月13日陆军第9师团登陆之间的两周时间里，为避免陆战队遭到优势敌军全歼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战车的战绩扫清了对轮式装甲车作战能力的怀疑。受其活跃表现的影响，海军同年开始仿造，定名为92式六轮装甲车。（1932年2月13日に大日本帝国陸軍第9師団師が到着するまでの2週間をわずかな数の陸戦隊で大人数の敵部隊を食い止めるのに大いに貢献し、「タイヤ付きの装甲車は役に立たない」という従来の見解を改めさせた。本車の活躍を受け、海軍は同年に海軍九二式六輪装甲車を採用した）”这种车辆曾广泛用于侵华战争。 十九路军对这种“乌龟壳”阵地一筹莫展，但是随着中央军嫡系第5军投入战场，宋希濂将军率领的这支精锐部队带来了新的武器。十九路军借炮打战车，让闸北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吃了大亏，那大概也是十九路军和M-25装甲车最后的恩仇了结了，咱们后边再说。 一二八之夜，日军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原因甚是复杂。单从战术上讲，平均分配兵力几路并进，进攻力量捏不成拳头是兵家大忌。将战车分散配属给步兵使用也是如此，日军要直到1939年南昌战役才学会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十九路军打的是防御战，略有缚手缚脚，若是换了八路来打这一仗，只怕当场会放一路日军进来包饺子。 看来，九一八的轻易得手让日军产生了过剩的心理优势。 不过，当晚战斗中最吸引国际军界人士的，则是双方装甲部队发生了交手。双方交战的地点在虬江路。 这一晚最激烈的战斗也发生在虬江路。在这里发动进攻的日军为第1大队第2中队。其尖兵吉松小队与中国警察（日军称为“公安局巡捕”）在赫司克尔路口交战，中国军队利用一座二层楼房作为据点用机枪反击。日军试图除掉铁丝网不成，暴露在街道上的官兵在与十九路军官兵对射中不断中弹，日军狂呼：“呜呼，我们要沙袋！”并纷纷挤到装甲车的后方以求掩护。 四 这路日军配备有两辆装甲车，一开始战斗其中一辆的水箱即被炸坏。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的一线阵地，攻到敦仁里，中国军队的子弹不断命中装甲车，发出亢、侃、波的怪音。冲在前面的5号装甲车油箱被击中。中国兵接着用手榴弹集中猛炸这辆瘫痪的装甲车，日军5号车车长阪口近次少尉被撕裂装甲的弹片击穿了脖子，另有高冈芳太郎等三名战车队员负伤。两辆日军装甲车都失去了战斗力。事后发现其中一辆日军装甲车上竟有五百多个弹痕（可惜击穿的只有不到十弹）！ 好在到夜间1点30分，又有一辆装甲车赶来支援。这辆车本来是派去攻击靶子路的。但是日军进攻靶子路的部队是刚到上海的新军山仲中队，道路不熟迟迟不能发起进攻，只能和中国军队进行远距离对射，所以干脆转到虬江路方向来了。 中国军队据守阵地，拼死不让，两军的战斗久久难分胜负。双方的战斗持续到到1月29日凌晨2点30分，战场情况忽然一变。 当时，日军正派出一个小队准备迂回到十九路军阵地后方的宝山路道口，对守军进行夹击，却发现中国军队的火力突然增强，有呼啸的炮弹迎面飞来，染谷军曹等当即被炸翻在地。与此同时，日军士兵发现中国军队控制的铁道上驶来一具庞然大物。 中国的装甲部队终于出现在了淞沪战场。这支装甲部队，既不是坦克，也不是自行火炮，而是一种罕见的武器—— 装甲列车！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中，记载了观战时虬江路战场的情景：“日本军队遇到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尽管他们成功地到达吴淞铁路线直到宝兴路，但未能到达这个地点以南的防线，双方战线沿铁路以东，一直到北河南路与北四川路之间的公共租界。日海军陆战队在虬江路口围绕M-25装甲车建立的街垒。
“日本军队的左翼遭到一列中国装甲列车重火力的袭击。 “列车由北站开出，在吴淞铁路线上巡逻，阻止日本人占领分派给他们的整个防区的这一部分。 “于是一队一百人左右的日本水兵，在一辆装甲车伴随下，试图通过北河南路一道分隔租界与中国地界的铁门，但遭到万国商团的阻挡，因为那道门座落在他们的防区内。这道门通往火车站。” 应该说，上海列强控制的租界工部局一二八之前撤退各处巡捕，对日方带有一点讨好的态度。但是，看到中方的抵抗如此强劲，他们暧昧的“中立”，马上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所谓翻脸如翻书，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大体如此吧。 在英文的The Japanese attacks at Shanghai and the defense by the Chinese. 1931—1932中，也记录了装甲列车的这次战斗，称“一列中国装甲列车开始沿着吴淞铁道线巡航，并朝一切可以看到的日军官兵开火。同时，中国的便衣队继续执拗地向日军背后渗透。（A Chinese armored train began patrolling the Woosung Railroad line, firing on any Japanese seen. Chinese mufti-Soldiers continued to snipe in the Japanese rear.）” 日方的《海军陆战队上海作战记》中这样描述：“战斗中，中国装甲列车忽然出现，迂回的坂口第2小队遭到炮击，用机枪应战，中国列车稍微退却，看到这种射击不能阻止自己，又重新向前开进，用车上机枪扫射我军——对于重炮装甲列车，除了用飞机轰炸以外，别无办法。早晨11点，我军飞机出现在闸北，装甲列车终于开始退却。飞机追上去投弹，第一发没有命中，击中了上海北站的建筑物，黑烟飞扬，很快起火。能登吕号的飞机继续追击，直向真如方向追去，但并没有战果。为了阻止装甲列车的前进，本部工作队12点20分于虬江路和宝山路交界处炸毁路轨。”中国军队用沙袋制作的工事在一二八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不知怎的，这张照片让我想起了巴黎公社的街垒。
而日本方面悼念在上海战死官兵的文集《咦，忠魂》里面，还有一篇文章《独腿的自行车传令兵》，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战斗的场面。写这篇文章的是日军传令兵铃木实，他在这次战斗中被中国装甲列车击中负伤。 “山仲中队在虬江路顽强的敌阵中陷入苦战，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敌军在北停车场、宝山路等地显然留有大量部队，随时可能从我占领阵地的侧面突入。此时，坂口小队长率一个班向北站搜索攻击，一直打到敌军阵地前50米，攻击一座三层小楼。此时，敌军装甲列车炮开始对我阵地炮击，两弹在我阵地附近炸裂，造成多人负伤。看到这一情况，小队长转而命令占领街垒防御。虽然双方一度打成对峙，但是很快我军的机枪阵地就被炮弹击毁。小队长让身为传令兵的我前去抢救机枪手。我刚一出发，又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我的大腿当即中了弹片，是贯通伤。小队长将我背出来，但我不肯撤退，称‘一条腿也可以骑自行车传令啊！’然而，一上车我就因为失血太多栽倒下来。” 实际上日军早在战斗开始前，就得到情报称中国军队控制的车站（即上海北站）内藏有两列装甲列车，只是骄横的日军对此并不重视，结果在战斗中吃了亏。日本军事历史作家高桥升在Panzer1997年第7期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这列中国装甲列车：“中国装甲列车是由苏联或法国军事顾问团指导建造的优秀产品，车厢中央载有带装甲的圆筒型炮塔，这种造型对日本后来制造用于大陆战场的装甲列车颇有参考价值。”“上海事变活跃的中国军装甲列车共有两列，被称为‘蒋介石的铁甲列车’。其上配置的火炮，是使用野炮或山炮改造后搭载的，这种兵器是中国用来保卫铁道的最好武器。由于只能在铁道上使用，它无法在野战中发挥价值……但是装甲列车此后在中国战线各地域曾广泛使用，成为让日军头疼的兵器，与日军装甲列车也曾发生过战斗。”根据高桥升提供的照片，28日投入战斗的中国装甲列车名为“北平号”。另一列名称不详。装甲列车是上个世纪早期各国普遍装备的重型军事装备，由多节带有装甲的机车、炮车、运兵车、指挥车等组成，威力强大。这是英军的装甲列车，中国装甲列车与此类似但火力稍逊。
一张珍贵的照片——参加淞沪抗战的北平号装甲列车（局部）。
中国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被称作英国维克斯公司向外销售战车中的“Best Seller”，全重1.5吨，乘员2人，装备7.9毫米水冷重机枪一挺。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用近乎变态的重武器蹂躏战车，猛攻只有轻装甲车的日军，这在抗战史上堪称奇闻。在能登吕号的飞机赶来参战之前，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日军被迫后退，依托建筑组织防御，在虬江路的攻势遭到彻底挫败。 那么，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情况来看，它并不隶属于当时中国的正规装甲部队。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官兵，从照片上看，他们身后是一辆法国雷诺NC-17轻型坦克，据推测，这是1933年张学良赠送给中央政府的两辆雷诺战车之一，应该未能赶上参加1932年的战斗。
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中国正规装甲部队只有一支，就是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上海发生战斗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装甲力量。1929年，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南京新小营成立。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战役曾与日军拼死作战。但是，这支部队使用的车辆中，并没有装甲列车在内。而且，1932年，这支部队也没有派遣战车参加上海战斗的记录（也有未经考证的说法讲其支援过蕴藻浜第5军的作战，但1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不过，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有中国装甲车在上海参加战斗的记录。日军装甲兵中将原乙未生回忆1932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中日相同种类装甲车的短暂交火。《朝日新闻》1月30日也曾报道数百名中国士兵乘坐在装甲车上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阵地。高桥升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战车部队》中称中国军队装备的也是M-25装甲车。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从无购买这种装甲车的记录。 很遗憾在中方的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难找到这支装甲车部队的出处。它很可能隶属于税警总团第3团，税警总团当时装备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1929年，宋子文曾为税警总团从英国购买了24辆这种战车，不久将其中的18辆转交给教导第1师战车队。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子文向税警总团驻扎上海的四个团发出了作战命令，其中税警总团第3团当时正驻扎闸北，曾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日军提到中国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的这次进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税警总团上交后留下的6辆卡登·洛伊德战车。 本页上图从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战车、89式中型坦克和M-25轮式装甲车，日军在上海的主要装甲车辆大体如此。从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在装甲车辆中堪称袖珍，战斗力有限，即便对上同样属于轻型装甲车的M-25也如同小儿对壮汉。这大约就是为何中国方面的装甲车仅仅出击了一次就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五 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资料来自老拙和逸云三洲网友，特此鸣谢）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2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2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2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如果深究起来，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很可能就是张宗昌为其白俄部队建造的“北京号”装甲列车，曾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时期十分活跃。在美国人丹·赫尔曼所作的《白肤色中国官员》一书中，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北洋军阀部队一列装甲列车的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或者“北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中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据此，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军的起义中被起义人员俘获。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市改名为北平市，这列装甲列车大约就在此时改名，此后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汉路起兵反蒋时，他手上有五列铁甲车：民生、民权、平等、泰山及北平号，以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但蒋锄欧无心内战，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向南京输诚。唐生智战败后，蒋锄欧成为南京政府的铁甲车司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交通兵2团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说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持，那么，属于交通兵2团的装甲列车怎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呢？ 一种看法是，交通兵2团的4列铁甲列车担负着京沪线日常巡逻任务。估计当时交通兵团的铁甲列车正好巡逻到上海，赶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并遇日军装甲车攻击淞沪铁路，于是投入了战斗。另一种看法是，京沪铁道上的装甲列车是接受双重指挥的，除了总司令部可以调动，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可以指挥它们。一二八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蒋光鼐，此前为陈铭枢，都是十九路军色彩浓厚的将领。据考证，1月23日十九路军下达作战计划时，曾将铁道炮队（即装甲列车）配属给78师使用。从这一点看，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 1月28日夜，中国装甲列车的出动，成为日军攻势转为守势的转折点。但是，他们的战斗还不仅如此。 中日双方的战斗持续到1月29日中午才渐渐沉寂。下午1点30分，上海市长吴铁城通过英国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联系，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但是，此后双方的战斗并未停止。 根据《淞沪御侮记》记载，1月29日晚7时，日军“飞行机17台（架）沿沪宁铁道线路轰炸，其中两机飞抵真如，并破坏北站停车场”。中方随后展开反攻。 这队日本飞机应该是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日军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正在赶来上海途中，加贺号30日下午5时到达上海，凤翔号2月1日到达上海。但是能登吕号的记录是携带八架飞机到上海，四架上岸使用，自己只搭载四架飞机，所以机数上中方的记录可能有所出入。 六 日方没有记载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不过蔡廷锴将军回忆“暗藏在天通庵（应为北站）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只使用了一次，就因为汉奸指示目标被炸毁”，指的应该是这次空袭中日军的战果。 在此之前，在锦州的东北军装甲列车部队曾与日军展开战斗，并在激战中一对二击败来犯的日军装甲列车，日装甲列车指挥官板仓繁大尉被击毙。但东北军的装甲列车最终被日军飞机击毁。由此可见，依靠铁轨运行的装甲列车虽然防御和攻击能力优秀，但战场机动能力较差，防空能力弱，飞机正是它的克星，二战中负有盛名的波兰的装甲列车部队也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 事后，日军声称在上海的战斗中俘获了一列中国装甲列车，而且对其的研究影响了日军铁道兵的发展。 不过，根据后来的战斗情况看，蔡廷锴将军的回忆可能有误。据高桥升在Panzer 1997年第7期撰文所述，当时参战的中国装甲列车一共两列，形制略有区别。日军这次空袭后，中国装甲列车曾再次出击。因此，被击毁俘获的应该只是一列装甲列车而不是两列。同年秋天，在狙杀张宗昌的事件中，北平号装甲列车曾出现在济南，说明它并没有损失在上海的战斗中。日军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和中国从同一个地方购买。
在上海北站被击毁的中国装甲列车（局部），可以看到其旋转炮塔中的机枪已经被中国军队拆走。
由于十九路军防空力量薄弱，对日军当时技术指标并不怎么出色的飞机，硬是没有办法，只能任其猖狂。这种情况直到2月5日中国空军参战才有所好转。当天，日军一架水上侦察机在真如被击落，机上矢部让五郎少佐等三人阵亡。整个淞沪事变中能登吕号共损失三架飞机。 装甲列车部队的再次参战，是伴随30日十九路军在闸北的全线反击进行的。有马正甫在《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描述了这次进攻。内容如下： “30日晨2点30分开始，前线双方开始发生战斗，两军用机枪对射。5点30分左右，中国装甲列车再次在北站停车场附近出现，用野炮朝我军阵地猛烈炮击。敌军这一炮击在整个上午持续不断，我军横滨路、宝兴路等前线阵地中弹数十发，敌（装甲列车）更向我纵深展开炮击。 “晨7点40分，乍浦路我后方阵地连中三弹，其中一弹击中本愿寺据点前，一名为我方工作的中国人当即被炸死。9点左右，陆战队本部被敌击中，建筑本身仅受轻伤，但死伤十余人……” 根据日军战报，此战天通庵路阵地也遭到炮击。 日军死伤者包括仲地幸二少尉、作田真彦上等兵等多人。 根据赵一肩参谋长的回忆，由于早有作战计划，闸北战斗打响之后，十九路军原在后方的60师、61师等一天内就纷纷开赴前线，78师因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故此有反击的余力，参战部队主力似为156旅和宪兵团。作战纪要中当日有“156旅附小炮连、宪兵团（欠1营）占领闸北，为前进阵地”的记录。 此战，中日双方前线步兵都打得十分顽强，但是，双方在重武器的使用上却出现了差别。由于天气原因，日军飞机无法提供支持，而M-25装甲车的火力对抗中国的装甲列车无异于螳臂当车。依靠装甲列车的强悍战斗力，从九一八之后，战场上首次出现了中国军队依靠优势重武器蹂躪日军的场面。 大约受到战果的鼓舞，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向日军后方开炮，连续击中日军几个重要据点。战斗到中午12时40分，北四川路上的奥迪安夜总会中弹起火（日军也怀疑是中国方面的便衣队放火），大火迅速在日军控制区蔓延。《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称“到虬江路和三义里前方阵地的电话线均被切断，我军有遭到迂回而与后方失去联络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前线部队被迫向北路撤退”。 这一战，十九路军不但收复了前一天日军在闸北占领的全部阵地，而且兵锋直指日军陆战队总部，大有将日军赶下海的势头。可惜的是，当晚5点，由佐世保赶来的日军援军第4大队（大队长森可久少佐）抵达上海码头。这支部队加上安宅、常磐两舰的陆战队投入战斗，终于稳定了战线。1月31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率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及陆战队7000名增援部队到达上海。2月2日，日军金泽第9师团亦被派往上海参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十九路军再也没有全歼上海日军的机会了。 由于得到增援，日军在2月上旬到中旬之间转守为攻，曾多次向闸北十九路军阵地发起攻击。日军飞机在进攻中十分活跃，除了猛烈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外，并先后炸毁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在上海各界民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尽管装备火力远不及日军，参战中国军队依然奋勇抵抗，寸土不让。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阵地犬牙交错。在这一连串的进攻中，日本海军的M-25装甲车不时露面，并一度发明了以炮兵尾随装甲车发动攻击的战术。但是，由于其装甲薄、火力弱，也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沉重打击。例如，2月9日，在江湾路一带的战斗中，日军就连失1号和9号两辆装甲车。加上前后作战的损失，到2月中旬，日军十辆M-25装甲车中，能出动的仅剩三辆。在真如被击落焚毁的矢部机，中方后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将矢部携带的千人针、护身佛等交还日方。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阶段的作战开始后，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再也没有在前线出现。 对此，中方史料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然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十九路军的抗战，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方面的退让政策存在矛盾，因此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是直属于十九路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可能被调走。从后来北平号出现在济南判断，也许此时它奉命沿津浦线向北方撤退了。第二，日军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的投入，大大增强了上海日军的空中力量。装甲列车笨重而且依赖铁道线，飞机正是它的天敌。在这种情况下，装甲列车部队继续留在前线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尽管中国装甲列车部队在淞沪前线作战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暴露了其必须依托铁路线造成的机动性问题，但它们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 不过，目前我们翻译过来的日军资料中，对在上海使用的M-25战车后来的命运都语焉不详，只能从中知道参加过上海之战的日军M-25型装甲车此后全部销声匿迹，后来日军使用的同型车辆或是新订购的，或是仿造的。 从前面战斗的情况看，参战的这批日军战车虽然损失很大，但应该还有残余车辆，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呢？ 七 日军幸存的M-25装甲车到哪里去了呢？在《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相关的材料——它们很可能全部毁于2月21日十九路军的夜袭之战。 这次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战车队的了结恩怨之战，应该是78师156旅发动的一次战术奇袭。在《淞沪御侮记》中对其曾记载，称“晚7时，我军发炮击敌陆军司令部（在北四路横滨桥日本小学校内），连中四弹，登时火起，烧延两时余，闻其卫兵炸毙者，二十余人云”。 这里的“北四路”，似应为“北四川路”。 这段记载平淡无奇，一直也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如果对照日方的记录，就会发现，中方其实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战果。此战发生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十九路军和第5军实际上处于边打边退的状况，此战堪称当时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一抹难得的亮色。 《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对此战有详细的记录。按照此书记载，日本小学并非日军“陆军司令部”，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的大队部。当时担任第3大队副官的特务中尉吉村贤二是这样描述此战的：“21日晚7点左右，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队部士官室立即被火光照亮了。我只感到全身剧震，房顶上的瓦片像下雨一样滑落下来。这时我才看到窗户上的插销已经被震开，覆盖在窗子上用于遮光的毛毯被气浪冲飞到一边。 “与此同时，整个大队部的电灯全部熄灭，显然是照明电路被炸坏了。几乎用不着思想，我冲出门外，在院子里大呼卫兵前来集合救火。两个班的卫兵匆忙从警卫室跑出来，刚刚出门，警卫室又被一弹命中，地动山摇！此时最后一个士兵刚刚走出走廊，真是幸运的很啊。 “附近的麦拿里也中弹起火，由此来看，敌军可能是从商务印书馆西侧打来的炮弹。从廊下望出去，北四川路一带已经到处是红莲一样的火焰。敌军还在开炮，危险随时都在。 “各层都在呼叫水源。三层以下的卫兵开始救火，但是接连数发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使他们不得不中止工作。在炮弹的爆炸声中，院子里的战车起火了……两台战车和一台牵引车如同穿上了一层大红的外衣熊熊燃烧。 “一面继续组织人员灭火，一面紧急联系前线反击。但宝兴路方面的部队报告他们也遭到集中火力的射击，自顾不暇，敌军似乎要发动反攻！不断接到各个阵地遭到猛烈射击正在迎战的报告。同时，受伤的人员不断被抬着从我的身边闪过……他们大多数都是炮弹的破片伤。 “9点10分，大队部再次中弹，引发大爆炸。‘四层火灾，四层火灾！’有人在大声喊叫。中弹的房间恰好堆放了大量的桌椅，大火顿时腾起……由于电话线和电源都被切断，只能靠人力传达命令。传令兵在敌军炮弹的炸点间纵跃前进。高桥大队长养伤期间代理指挥的大田中队长也负伤了。”1932年的加贺号航空母舰，仍然保持着不实用的三层飞行甲板，外形十分诡异。
吉村因为及时组织救火，以“机敏而勇敢地行动”获得表彰。 另一名在场的长田机械曹长则回忆此时情景：“第一弹后来判断应该是敌军的15厘米迫击炮弹。炮弹爆炸的同时，石井二等兵正在炸点上执勤，当即壮烈战死。这发炮弹击穿校长室改造的大队长室，在墙壁上打开一个三四尺直径的大窟窿。此后，运动场中弹三发，理科实验室（三楼）中弹一发，贯穿房顶，打入楼下的教研室爆炸。标本室中弹一发，另一发敌弹击中神社的房顶，剧烈的爆炸把整个屋顶都撕开了，里外一目了然，仿佛供奉的大神在拜月一般。” 与此同时，在第3大队大队部隔壁的宪兵队也遭到猛烈打击，这里的便衣队搜查总部被炮弹击中，宪兵队西侧空场上的一辆M-25装甲车不偏不倚正被一颗迫击炮弹凌空命中，当即被炸成一团烈火，迸飞的金属碎块竟然将站在附近的出云舰轮机军曹中条长次郎撕成碎片，当即毙命——都撕成碎片了，要还不死那才奇怪呢。 从数字来看，第3大队大队部两辆装甲车被毁，宪兵队一辆，日军三辆幸存下来的M-25装甲车在此战中无一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反攻受到了十九路军便衣队的密切配合。十九路军便衣队在淞沪抗战中神出鬼没，让日军极为头疼，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其实，由于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部队不断从闸北向真如、江湾等地调动，在这条战线上的日军比中国军队兵力远为雄厚，十九路军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袭击明显带有打了就跑的痕迹。只不过中方情报很是准确，因此不多的炮弹就给日军后方的指挥机关造成了重大损失。倒是日军不明所以，忙乱了整整一夜。被当作日本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大队部的上海日本小学校旧照。
不过，令日军困惑的是，按照此前战斗的情况判断，在装甲列车离开前线以后，十九路军仅有的80毫米迫击炮不应该有这样的打击力和攻击距离。日军判断中国军队使用了150毫米迫击炮，但十九路军并无这种装备。不管怎样，1937年侵华战争打响的时候，日军排列的中国军队三大王牌武器，150毫米迫击炮排名其中（另外两种是捷克式轻机枪和德国37毫米反战车炮）。 原来，这次奇袭使用的火炮，确实并非十九路军所有。 一二八战事打响之后，尽管蒋介石并不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的全面开战，但由于舆论的影响与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他也不得不派出部队增援十九路军。这支增援部队，就是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下辖87、88两个国民政府的警卫师，是中国当时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他们携带的装备中就有巷战中威力极大的150毫米迫击炮。 按理说，十九路军属于粤军，第5军属于蒋介石嫡系，两派之间矛盾很深。但是，碰上打鬼子的事儿，多深的矛盾也不重要了。2月14日，87师宋希濂旅长到达翁旅阵地，亲眼看到十九路军依靠简陋的装备奋勇与敌作战，十分感慨，因此主动提出借炮给十九路军，加强对日军的打击火力。翁照垣对此十分高兴，顺势向宋借机枪数挺，随即以这批装备发动了对日军的奇袭。战斗结束之后，翁曾亲自到宋部致谢，可见对这种大口径迫击炮的满意。 因此，根据日方资料的描述，这批M-25装甲车在上海基本全军覆没了，战后没有它们的进一步消息毫不奇怪。 一二八抗战，尽管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但十九路军为首的中国军队，依托上海的独特地形，顽强抵抗，日军苦战两个月，三易主帅依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证明了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此举对增强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在淞沪战场，装甲列车、150毫米迫击炮等少量重型武器，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想九一八事变，白白丢给日军的装备就包括两百架飞机、数十辆坦克、十万支步枪。假如东北军能够坚决抵抗，将这些武器用在和日军作战上面，那东北三省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 抛开民族感情，这场战争中，中日两国机械化部队的轮番登场，可称是亚洲装甲部队在如此大规模的战场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其经验教训，对此后的亚洲战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日军正是在此战之后开始大规模建立其装甲部队，而中国装甲部队的建设也开始从注重装甲列车转向更为灵活的履带式战车，开始跟上世界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影响是不可被忘却的。 御 虎 ——远征军战车部队转战缅甸纪实 导读：中国和日本的坦克部队，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出现了一次当面对决的机会。 一 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远征军题材影视的热播，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战斗在75年后再次吸引了观众注视的目光。在追寻远征军战士血战异域足迹的同时，这支部队独特的装备也成为军迷们瞩目的焦点。头上有飞机掩护，地面有坦克开路，一个排长能呼叫榴弹炮群的火力……让人忍不住质疑——当时的中国军队，可能有这样精良的装备吗？ 远征军，的确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异类，甚至是亚洲军队中的异类。 事实上，当时远征军在印度的部队，装备水平甚至超过美军步兵师的平均标准。这是因为，为了装备远征军在印度的部队，史迪威曾按照美军标准装备运送了三个师的武器弹药到达印度。可是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只有两个师，结果孙立人的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瓜分了这三个美军师的武器。因为这个原因，远征军拥有上面提到的装备并不奇怪，其每个师的炮兵比美国军队还强大，甚至在缅北作战中，中印缅战区还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直升机救护部队！中国军队的150毫米迫击炮
提到远征军的装备，最吸引人的大约就是它的装甲部队。中国远征军的战车部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国装甲部队的巅峰，在整个缅北战场纵横驰骋，战绩辉煌。它使用的谢尔曼式中型坦克全重30吨，主炮口径75毫米，超过所有日军在二战中使用过的制式坦克。日本陆军同样水准的四式中型坦克直到战败还在试验阶段。 遗憾的是，这支精锐的装甲部队，由于美军战后收回战车和其成员不愿打内战大量流失，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问题，其详细的战斗过程至今鲜为人知。随着老兵们渐渐逝去，中国战车部队在缅北战役中的英勇战斗很有随着时间而消逝的危险。好在当时这支部队是由中美官兵共同组建的，一部分参战的美军人员在战后留下的回忆，还能够让我们从他们的眼中，重现当时的战场。 所谓缅北战役，是中国远征军在美军和英军的配合下，为打通中印公路，1943年开始从印度和云南两个方向对缅甸北部日军发动的攻击。由于地形的限制，在此战中只有从印度反攻的战线上中国军队使用了装甲部队。 从印度反攻的中国远征军代号“X部队”，主力为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总指挥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其所属的装甲部队直属总部指挥，番号为“中美联军坦克暂编第一支队”（Joint Chinese-American 1st Provisional Tank Group），中方则多称其为“远征军装甲兵团”。1944年，缅北战场上的直升机救援基地。
这支装甲部队，是1943年10月1日在印度兰姆迦成立的。作为一支中美联合部队，它的编制和军衔都独树一帜。其中方总指挥为黄埔八期生赵振宇上校，美方总指挥为罗斯韦尔.H.布朗（Rothwell H Brown）上校，全支队下辖六个营，其中第1营和第2营为主力战斗部队（第1营营长由赵振宇兼，后由赵志华升任，第2营营长湛志立），第3营至第6营为训练部队（各营长分别为沈文、谭宝霖、王先沂、钟民达等）。布朗上校于1930年至1934年曾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顾问，是典型的“中国通”，甚至可以说一些中国方言。他本来是步兵军官，在中国任职期间，亲眼目睹日军装甲部队的横行，深感战车在东方战场的价值，回国后即改修装甲兵战术，以优异成绩为军界所重视，也因此受到史迪威的青睐。史迪威亲自出面，调动布朗到中印缅战区，以在战术和管理方面指导年轻的中国装甲部队。布朗上校和性情暴躁的史迪威不同，性格比较活泼，与大多数中国军官相处融洽。中国远征军装甲部队在缅北战场
在整个装甲兵团中，美军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总人数231人，其中包括9名军官，中方人员总计约1,800人。按照原第1营坦克手李九龄的回忆，当时能够加入这支部队的中国官兵，都堪称精锐。他所在的第1营补给连，连长刘奎斗就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证实为浙江大学）。 尽管如此，但当时美军中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普遍持怀疑态度，“中国人到底会不会打仗”是他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曾在这支部队中服役的老兵克劳福德（Joe Crawford）下士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布朗上校时，上校谈起未来的中国战友是这样评价的：“他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过，天知道是什么人把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支部队中的美军人员，主要来自美国陆军527炮兵维修团，其兵员中有很多北卡罗来纳州高速公路的维修工人。中美双方都认识到缅北战场环境恶劣，战车的维护和作战一样重要，因此从这个部队大量抽调人员进入远征军装甲部队。克劳福德回忆，1942年11月，他正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拉克尔营地接受训练，忽然接到调令，通知他和527团其他44名官兵立即启程前往印度卡拉奇，在那里组建一个训练基地。他们55人统归士官长卡尔·伯克（Carl Beck）指挥。 这些美国大兵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任务无非是训练中国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人员。他们大多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这些中国军人一起在缅北前线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其中很多人就此长眠在了这片亚洲最荒蛮的土地上。直到今天已到耄耋之年，这些老兵中的幸存者依然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和布朗上校——严格来说布朗上校有些违反军纪，装甲部队不允许留大胡子或长发，据说是为了避免被绞进机械里面意外受伤。
克劳福德等人在卡拉奇接收了145辆美制M3A3斯图亚特式轻型坦克、200辆6轮大卡车和50辆吉普车，它们成为远征军装甲部队最早的装备。说起来，M3A3坦克虽然在美军中被划入轻型坦克，但其战斗全重14.7吨，与全重15吨的日军主力97式中型坦克属于同一级别，也是中国装甲部队从来没有装备过的“大家伙”。 1943年10月，依靠这批车辆，为中国远征军建立的战车学校在兰姆迦正式成立，克拉福德等则成了军校的教官。卡尔·伯克（右）在2008年。这位美国老兵在缅甸和远征军并肩作战，又在朝鲜和志愿军恶斗，在接受NBC的采访中他表示对中国感情复杂，但承认中国士兵是优秀的战士。
中国军人很快就以吃苦耐劳和勤勉聪明获得了美国教官的信任。当时在兰姆迦担任教官的林尼·豪斯（Linnie House）回忆：“我的班里有18名中国官兵，最年轻的只有14岁。从维修到驾驶部属于我们要教授的课程。这些中国人入伍前都是普通的农民和手工工人，大多从未见过卡车，更不要说坦克了，但他们中的军官可以讲英语。他们对我们讲授的内容学得十分认真，令人钦佩，最终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朋友。” 为了更好地教学，豪斯给每个学员起了英文名字，因为他实在无法记住对美国人来说要命的中国姓名。令豪斯吃惊的是，教学仅仅进行了两个月，史迪威将军就传来了命令，要求中国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投入战斗！M3A3斯图亚特式战车，这种美制轻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广泛的战车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装备美国陆军外，还提供给中国，英国等同盟国军队使用。
这个命令让大多数美军顾问措手不及，因为他们还根本来不及向这些中国学员教授坦克战术。而且，从印度后方到当时中日两军的前线胡康—孟拱河谷，要翻越险峻的野人山，途中山高路险，溪流纵横，在雨季让刚刚掌握坦克驾驶技术的中国官兵把坦克开上去未免拔苗助长。结果，驾驶坦克到前方的任务，就落在了豪斯等一班美军教官的身上。1944年1月，在中美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中国装甲部队出现在了胡康河谷前线。 二 在缅北战役的前期战斗中，远征军装甲部队的主要车辆就是前面提到的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这种坦克是焊接车体，装备一门37毫米炮，三挺机枪，车长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是M3系列坦克最完善的型号，其出色的越野能力在地形复杂的缅北战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缅北前线，尽管随时有战斗损耗，中国远征军通常保持有100—125辆M3A3坦克，是对日军作战的铁拳。 不过，这种坦克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装甲还不够厚。卡尔·伯克士官长评价：“日军的47毫米反坦克炮炮弹可以从炮塔的一面钻进来，又从另一面飞出去，如果被它打中了车里的弹药，会给所有乘员带来灭顶之灾。”直到1944年4月，远征军开始装备M4A4谢尔曼式中型坦克。谢尔曼坦克在欧洲战场面对德军56吨的虎式坦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在亚洲战场根本找不到对手，其最厚178毫米的正面防御装甲让日军所有的反战车武器无能为力，其75毫米的重炮却可以击穿任何日军战车的装甲。这种“变态”的战车成了远征军装甲部队在缅甸战场的杀手锏。 不过，由于谢尔曼坦克的重量，使它在缅北丛林作战中略显笨重。而且，1944年10月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被解职回国，美军对国民党军的军援自此转入消极。因此，在缅北战场上的谢尔曼坦克数量不多，在远征军装甲部队中，最好的情况下每个营也只有一个连能装备这种战车。兰姆迦战车学校的课程介绍和当时的照片。
中国远征军装甲兵团的M3A3坦克部队
和远征军装甲部队并肩作战最多的是新22师，双方相互派遣了联络军官。正是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改变了美国军官中对中国士兵作战能力的普遍怀疑。 这种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经过多年苦战，损失惨重的那个时候大多数国民党军各部队在抗战后期普遍训练不足，人员缺编严重，而且上层腐败成风，军队士气低落。日军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的时候，前锋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对陪都重庆威胁很大。仓促间国民党方面紧急调动首都警卫军——第97军迎头阻击，却在日军一个联队面前一触即溃。这个令人难堪的战绩并非不合理。按照国民党军的编制，正常情况下一个军应该有三万人，这个97军参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据统计是九千八百余人，其中有枪的，不到三千，算起来，实际上也就一个团的兵力。史迪威发现大多数国民党军队的师只有5,000到6,000人，远远低于额定的一万名，装备更是落后而且缺乏维护。 在装甲部队的有力支持下，新22师以其出色的战绩改写了这种消极的印象。廖耀湘中将率领的这支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最优秀的几个师之一，其骨干为第一次入缅远征军部队中随同杜聿明转战野人山的幸存官兵，对日军恨之入骨。美军注意到，在作战中，两个中国最能打的师新38师和新22师作战风格迥然不同。新38师师长孙立人精通中国传统兵学，又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善于大范围的穿插迂回，但阵地进攻时完全是美国陆军的标准打法——步伐稳健，不求速度，用猛烈的炮火把对方阵地打得鸡犬不留，然后才出动步兵进占；而廖耀湘指挥的新22师总是强攻开路，善于攻坚，充满法国圣西尔军校提倡的主动进攻精神——廖本人是这所军校毕业的高材生。装甲兵团经常被安排与新22师配合，也正因为坦克在进攻中最能发挥作用。新22师在缅北战场虽然经常付出高昂代价，但堪称攻无不克，为自己赢得了“虎师”的威名，也洗雪了中国军队的名声。如史迪威在缅北作战中的评价：“只要给中国士兵足够的装备、补给和荣誉，他们的战斗力可以抗衡任何一国的军队。” 在美军顾问和中国军人的共同努力下，装甲兵团在1943年12月23日从兰姆迦训练基地出发，一周以后到达中印公路的起点雷多。经过短暂的机械检修和补给，他们随即踏上翻越野人山的艰难征程。当时，中日两军正在新平洋以东的于邦一带胶着对峙，缅甸雨季的瓢泼大雨和日军第18师团的顽强抵抗让远征军进展迟缓。1944年1月11日，经过9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装甲兵团第1营穿越鬼门关山口，到达胡康河谷谷口的新平洋前线。开进途中，美军顾问抓紧一切时间向远征军官兵灌输战车部队的战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官兵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史迪威把装甲兵团到达前线的消息迅速公布出去，作为提升士气的兴奋剂，果然军心大振。 装甲兵团能够这样快速进入战场，应当归功于皮克准将指挥的工兵部队。他们在战斗部队后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一条四车道的等级公路，无论山势如何险恶，公路进度和前线部队的距离从来没有多于一天的路程。远征军装备的M4A4谢尔曼中型坦克
尽管如此，由于时逢雨季，桥梁隧洞常被洪水摧毁，装甲兵团在开进中不得不时时越野行军。远征军给他们派来一名中国军官作向导。美军顾问理查德回忆，这名军官从不使用尺子，只用自己的拳头和手指作量具，总是在地图上能准确地估算出行进间部队的位置，这份本领令美国人大开眼界，难以忘记。 不过，恶劣的道路使装甲兵团不得不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维护车辆并加强装备的防水——缅甸的雨季平均降水量100英寸，大大超过原来的预计。远征军中的高级将领，史迪威和廖耀湘。
与此同时，远征军屡屡派出侦察人员从刚刚攻占的日军据点太白家（Taipha Ga, Ga是缅语“村庄”的意思）深入敌后，试图找出一条绕过日军正面防线的道路。结果证明，即便是坦克部队，也是可以迂回到敌后的，虽然困难很大。 3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完成探路计划的远征军装甲兵团第1营和新22师66团第1营组成战步特遣队，由赵振宇和布朗亲自指挥，发动了第一次对日军的攻击。当时三个步兵连的战士都乘坐在战车上前进，重武器、补给物资和弹药则由装甲兵团提供的24辆大卡车运送。 这是一次奇袭，他们从太白家出发，用两台装甲推土机开路，在无人的丛林中开出一条20英里的道路，从海拔6,100英尺的纳拉西肯特山口翻越险峻的库芒山，穿过日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向纵深猛插。虽然有的驾驶员的驾驶经验还不到24小时，但第一次有了这样出色的武器，中国坦克兵积极要求投入战斗，无法阻止。不过，也有远征军老坦克兵回忆，那一次他们最初都以为是演习，战斗打响的时候如在梦中，直到天亮看到履带上日军步兵的碎骨烂肉，才相信自己真的是参加了战斗。 3月3日，装甲兵团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背后的瓦鲁班，就在这一天，装甲兵团与日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缅北战场中美工程兵部队指挥官皮克准将，在到缅甸之前曾主持修建了密苏里大水坝。
战斗在夜间展开。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日军在这一带只有少量巡逻部队。但中国装甲部队显然直接撞入了日军的重兵之中，战斗并不是一边倒。一辆装甲推土机被敌军击毁，两辆中国坦克兵驾驶的M-3战车仓促间中弹翻落入旁边的伊迪河中。 三 日军的火力凶猛，包括75毫米山炮、47毫米反战车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在内的炮弹不断在中国装甲部队的队列中爆炸。吃惊的布朗上校判断日军兵力至少有一个大队（1000名），他推测这支日军和自己的企图一样，也是试图通过这片丛林绕袭对手后方，目的是切断正在施工的中印公路。布朗立即向远征军总部报告这一信息。在日军的弹雨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朗战车上的天线先后被日军的神枪手打断四次，直到第五次更换天线才终于把电报发完。 清醒过来的中国坦克部队拉开与日军的距离，利用战车的机动性调整攻击方向。兰姆迦的艰苦训练产生了成果，在中国装甲部队准确的炮火面前，只有步兵和炮兵的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天亮的时候，日军的防线被彻底撕裂，丢下阵亡人员的尸体和伤兵开始溃退。 一些老兵对这一夜的战斗记忆犹新。豪斯回忆：“当时我在先导车中担任炮手。我的这辆M3A3，代号是‘阿拉丁’，我把这个代号刷在了坦克的正面装甲上。这次战斗我打得比较窝囊。日军18师团的部队隐藏在高大的大象草草丛中，因此我们未能先敌发现目标。18点30分，日军的大炮开火了，我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我们连有两名美国顾问和数名中国官兵战死，还有数人负伤。我们停止前进，除了车长、炮手以外所有人员下车向前，在弹雨中掘开了一条战壕，车辆摆开夜间防御阵势与日军对射。第二天天亮的时候，P-51野马式战斗机投入攻击，日军败退了下去。”豪斯自己在战斗中腿、臂、手多处被弹片击伤，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用吉普车送到几公里后的战地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手术并被送到印度阿萨姆的美国陆军第20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远征军战车部队的战场照片，可说弥足珍贵。
日军的1式47毫米反战车炮，是为了对抗苏联战车开发的，也是缅甸战场日军的主力反坦克武器之一。
卡尔·伯克回忆这次战斗的时候用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词句。他说：“那一仗我们打得并不好，因为大多数的官兵没有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经验。美军顾问在炮弹爆炸的间隙还在教授中国坦克兵怎样使用火炮。我们挨了不少炮弹，还有车辆触发了地雷。情况曾一度十分危急，布朗上校几乎决定暂时后撤。幸好这时，新22师友军的步兵投入了战斗，稳定了战线。但他们的到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在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我们很难分清中国友军和日军，他们长得太相似了。战斗中，我所在的战车被日军火箭弹击穿，无线电通讯官和一名准尉阵亡，我们在日军的阵地中强突了足有四英里。”伯克可能有一点搞错了，日军在二战中开发反坦克火箭弹时间较晚，还没能装备部队战争就结束了，击中他坦克的，可能是一发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弹。 这次战斗，中国官兵阵亡13人，8人负伤，美军参战人员中，共有4人阵亡，5人负伤。装甲兵团损失轻型坦克4辆，两辆落入河中的中国坦克被打捞起来修复使用。 不过，日军的损失更为惨重。和装甲兵团交手的，实际是日军步兵第55联队的冈田第3大队。这个大队一个月前在胡康河谷南段入口的大洛遭到新38师的重创，放弃胡康河谷南段入口败退下来，刚刚补充完新兵，就接到命令在师团司令部侧后方布防，因为日军发现有中国侦察兵在这一侧的丛林中出没。日军的本意是以逸待劳打中国军队的伏击，但做梦也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一支装甲部队，这在亚洲的丛林战中与发现了外星人几乎等于一个意思。 战斗的结果是日军第3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大队长冈田公中佐当场阵亡，如果不是大队副官井上咸大尉冒死把他的尸体背回来，就可能被中国兵给埋在烈士陵园门口守门了——腾冲的远征军烈士陵园，至今用埋着三个日本佐官的“倭冢”给看门呢。 武汉会战中白崇禧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布置了一个一个口袋阵，日军一个一个地按照他的设想来钻，可惜部队战斗力太差，每一个口袋都被钻破了口袋底。这回，白长官的痛苦，日本陆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也终于体会到了。 这一战的一个插曲是日军飞行师团也来凑过一次热闹，美军顾问莱昂纳多·法利（Leonard Farley）回忆：“一队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并在战场上空搜索我们的踪迹。我军的战车都伪装了起来，并且开到了隐蔽位置，本来并无危险。但是，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坦克兵对着日本飞机就开起火来，目标当即暴露，日机立即开始攻击我们。虽然双方的这次交手并没给任何一方带来损失，但中国友军的这种打法让我们觉得余悸难消。” 第3大队的溃败让日军面临一个更大的灾难——由于根本没想到一个大队在这样短的时间就被消灭，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面前，而且根本无兵可守。 3月5日，田中新一中将留下少量阻击部队，自己率领司令部成员撤离孟关。6日，装甲兵团第1营攻占孟关。 田中新一中将率领的18师团总部与所属第56联队汇合，很快就发现有两支盟军部队已经插到了自己身后，一支是东侧的美军“抢劫者”特种部队（直属史迪威的美军突击部队，代号5307，因为指挥官为麦里尔准将，被中国远征军称为“麦支队”），另一支就是西侧的装甲兵团。意识到自己可能腹背受敌的田中下令第56联队向装备相对单薄的麦支队发动攻击，但攻势并未奏效。日军一度打到瓦鲁班附近的昆印，并把师团总部设在这里。但麦支队遭到打击后向中国军队求援，新38师113团人手一口砍刀从密林中开路，及时赶到战场，使战局转危为安。在战斗中受损的远征军M3A3战车，正在等待修理。
此时，日军忽闻噩耗——3月8日，沉寂数日的装甲兵团利用出色的机动能力突出奇兵，一举攻占日军后方重要据点维苏家（Wesu Ga），切断了18师团的主要补给线。闻讯的田中刚刚下达部队全线后撤的紧急命令，在昆印的总部即就突遭远征军装甲兵团的猛攻，中国战车直接冲进了日军18师团的总部！ 根据当时在第3连担任射手的远征军老兵吴弼中回忆，当时日军出动了装备97式装甲车的战车部队试图阻击，但中方指挥官赵振宇亲率一连战车前导，冲向敌阵，在美军飞机的轰炸掩护下，终将阻击的日军装甲部队打垮。据当时在装甲兵团第1营的岳天（后升至台湾国民党军装甲兵中将司令）记录，拦路日军战车除被击毁数辆，尚存较完整的两辆被俘。 失去招架之力的日军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四散奔逃，师团长田中新一仅以身免，逃入丛林后，靠侍从在密林中用斧头和锯子打开一条“伐开路”才侥幸逃生。远征军坦克兵回忆：“当我们冲进日军司令部的时候，他们伙房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溃败的日军不但抛弃了大量辎重和重武器，连田中的战马和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都没有来得及带走，成为远征军装甲兵团的战利品。当时的装甲兵团第1连连长韩德明至今记得缴获这枚大印的情景——通讯组士兵小刘一边挥舞着关防大印一边找韩德明时，总指挥兼第1营营长赵振宇一把拦住查看，而他也冲上去。营长和连长竟然为谁来上报这个大印争了起来。“缴获的是师团关防大印，这以前是没有的事，我当时高兴得管不上对方是营长还是谁了。”韩老笑着说。营长毕竟是营长，韩德明不得不把大印交给营长。但是在上交之前，他找了一堆白纸，狠狠地盖了几十个印章留念。至此，孟关战役胜利结束，半个胡康——孟拱河谷已经落入中国军队的掌握。麦支队指挥官麦里尔准将，他身边的两个可不是中国兵，而是美军中的日本“二世”这些日裔美国兵在麦支队主要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打起自己的老乡来凶猛异常，让人颇想起一句中国话叫“翻脸不认人”。
装甲兵团参战，此战一些文献认为发生在胡康河谷南路要隘大洛（Daro）。但从地图上看，大洛此时早已落入中国军队手中，日军18师团也从未将司令部放置此处。因此，此战发生在孟关周围，似更为准确。 四 第18师团在日军中号称“丛林战之王”，打遍马来亚、新加坡罕逢对手，1942年把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部队打得北走印度的日军中，这个师团是绝对主力。因此，孟关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不但是找回自信的一战，而且是复仇和雪耻的一战。 然而，18师团不愧是日军的一个王牌师团，尽管遭到重大损失，但一路撤退，日军仍然节节抵抗。哪怕是负伤的残兵也各自为战，拼命阻滞远征军前进的步伐。而日军缅甸方面军也很理解这个师团的重要性，先后为它补充官兵达15次之多，以至于日本投降的时候，18师团很多部队里已经一个原来的军官都没有了。日军的这种拖延战术，是为了让其师团主力在得到补充后，能够集中兵力固守瓦鲁班以东的坚布山，以保持河谷东半部，特别是孟拱和加迈两大要点。 孟拱是胡康——孟拱河谷的出口，日军第18师团的补给基地，缅北铁路由此经过，地位重要。若能攻占孟拱，日军在缅北的第33军将被拦腰斩成两段。日军的97式装甲车被称作“豆战车”，自重只有4.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一挺，高度只有1.79米，在姚明面前是真正的侏儒，用它阻击M3或者M4坦克未免有点儿天真。
3月14日，远征军发动孟拱战役，试图打通整个胡康——孟拱河谷。装甲兵团奉命配合新22师正面进攻日军坚守的坚布山要隘。日军在这里花费一年时间，修筑了坚固的永久半永久防御工事，将其称为“三角山要塞”。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十分激烈。崎岖的道路迫使中国远征军的战车经常不得不在泥泞小道上蹒跚行驶，而无法如操典上要求的那样组成相互掩护的战斗队形。注意到这一点的日军常常集中火力在开阔路段攻击中国装甲部队，因为在这里的中国战车如果遭到打击很难向前后的羊肠小道疏散。除此之外，日军不断设置诡雷，在路面上伐倒大树试图卡住坦克的履带，甚至焚烧坦克即将经过的丛林。其最恶毒的招数是使用能够贴在战车钢板上爆炸的磁性手雷和自杀式的“肉弹攻击”。盖有18师团关防大印的明信片后来成了远征军给来访客人最好的礼物之一。赵振宇上校早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给自己原来在北大，现在西南联大工作的老师们每人都寄送了一份这种礼物，表示师恩难忘，恐怕也不乏炫耀战功之意。那年头要哪个教授有这样一个学生，大概感觉跟教出一个刘翔来差不多吧？
胡康河谷地图
在这样的阻击下，坚布山山口一战中，装甲兵团先后有8辆战车被毁，大部分受创于磁性手雷和地雷。日军此战也付出重大代价，第55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管尾少佐阵亡，被迫放弃阵地后撤。 当时在缅甸采访的中国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在杰布山口也亲身遇险。当时，他正在采访美军麦支队的Q. 戴维德，忽然看到几名日军从路边树丛中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扑向正在路中间的一辆M3A3战车。这些日军每人身上绑着6块苦味酸炸药，贴上中国坦克就拉响炸药，把自己炸成碎片，也炸穿坦克的装甲。王小亭曾以拍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而著称，但在坚布山口没有拍下哪怕一张照片，估计是过于震撼了。孟拱河谷地图，与上一张图合在一起就是胡康—孟拱河谷的全图。
不过，中国人的聪明可算没得说，很快就找到了对策。李九龄回忆，第1营曾被日军的磁性雷摧毁了两辆坦克，几天没敢出击。但他们最终想出了办法，专门赶制了一种铁丝网，离坦克钢板10厘米架空焊接在装甲表面。日军的磁性雷和“肉弹攻击”因此无法直接贴在钢板上爆炸，威力锐减，就此失去作用。 4月24日，装甲兵团和新22师经过苦战，终于攻克日军“三角山要塞”，与迂回进攻的新38师在沙杜渣（Shadazup）会师，日军在孟拱外围的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装甲兵团的指挥机构跟上了第1营的步伐，把后方基地设立在日军放弃的昆印。他们试图更加有效地协调新22师与装甲兵团的行动，但最终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远征军的步兵与装甲兵协同作战，由于在丛林的恶劣环境而更加艰难。 史迪威有一个习惯是亲自上前线，这有助于他更加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劳福德曾在前线见到深入一线的史迪威。当时日军一部携带火炮正在转移，史迪威发现后命令一支中国部队前去截击。不幸的是，还不够熟悉坦克作战特点的中国装甲部队与步兵配合迟缓，让日军脱网而逃。为此，史迪威与布朗谈话，要求他建立一支美式纯装甲突击部队。 布朗是一个雷厉风行的高级军官，在他和中方军官的合作努力下，一支全新的部队诞生了。1944年4月19日，12辆M4A4谢尔曼坦克到达前线，划归第1营指挥。布朗和赵振宇挑选战士用这12辆战车组成了一个“中型战车突击队”，专门作为冲击日军阵线的拳头部队。这些战车中5辆由美军驾驶，7辆由中国军人驾驶，指挥官是理查德·多兰中尉（Richard F Doran）。美军官兵大多数也对这种车辆不熟悉，只好一面自己学习，一面教授中国战友谢尔曼坦克的使用方法，其六缸克莱斯勒引擎的同步工作尤其是一个难点。4月下旬，雨季再次来临，部件和弹药补给有些困难。但理查德中尉回忆，坦克部队的油料从来没有短缺过，同时供应充足的还有75毫米和37毫米炮弹，这大大加快了中国战车兵的训练速度。坚布山战斗中，中国步兵乘车前进，一方面可以获得战车的掩护，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视野不良的战车提前发现来袭的日军。
谢尔曼坦克后来也装备远征军其它部队，下面这张照片上的M4A4坦克侧面有一个白色三角标志，表示它是远征军战车第1营第2连的车辆。至于车身上装饰性女郎图案嘛……那可就没法判断是美国佬的作品，还是中国兵效仿的了。 这支突击部队火力和防御都堪称一流。原美军顾问法利回忆，他觉得自己被挑选到谢尔曼坦克部队是一种运气。因为谢尔曼厚实的装甲让人有足够的安全感。法利曾检查一辆被俘的日本坦克，得出结论日军战车的防御根本无法和谢尔曼相比。 估计所谓被俘的日本坦克，是日军14坦克联队部队使用的95式轻型坦克。日军在坚布山曾将这种坦克放置在两堵土墙之间组织防御作战，但面对中国军队凶猛的炮火，这种做法全然无济于事。实际上，由于日军的战术思想是用战车伴随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一般不进行战车之间的对战，因此其参战的装甲车辆多毁于远征军的炮火和步兵火力，双方战车之间的战斗不多。法利承认“在这条战线上，我们没有多少像其他战场上那样进行大规模坦克战的机会”。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一个在高级将领圈子里绰号“醋性子乔”的暴脾气老军人，却因为疾恶如仇和平易近人深为普通中国士兵所爱戴。
谢尔曼坦克组成的突击部队，使装甲兵团如虎添翼。此后的攻击过程中，尽管日军在沿潘玉河的英开塘（Inkawngatawng）、索卡道（Hwelonghka）、马拉高（Malakadwng）等据点层层设防，并配置了大量反坦克武器，但在中国远征军日益精练的炮兵、步兵、装甲兵立体攻击面前最终败下阵来。在攻占这三个据点的战斗中，美军顾问中仅仅两名阵亡，四人负伤，数辆轻型坦克和一辆中型坦克被击毁。理查德回忆，在索卡道，日军曾派出坦克部队迎战，但面对气势如虹的装甲兵团自知不敌，未及交手就仓皇退遁，让远征军的官兵们有些遗憾。远征军使用的M4A4谢尔曼坦克
不过，坦克部队的势如破竹也带来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和他们配合作战的步兵多少产生了一些依赖和消极的情绪。一名美军顾问回忆孟拱之战：“在一次协同作战中，中型坦克突击队率先攻破日军阵线，美军打头的谢尔曼战车部队一直把日军追赶了三英里之远。当我们返回的时候，却看到那些配合作战中国步兵根本就没动窝，只是举起他们的手比出V字型手势向我们欢呼，实在把我们气得够呛。” 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中国步兵在瓦鲁班的英勇，来自于打回故乡的勇气，这些中国步兵在孟拱的消极，又何尝不是珍惜能活着回家的机会呢？对这些纯朴的农家子弟来说，能这样消极一次，实在是战场上的奢侈，大多数时间他们的牺牲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那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对装甲兵最严峻的考验堪称英开塘之战。 五 英开塘，是潘玉河东岸一片宽阔的台地，也是日军在胡康河谷东段中心孟拱的前哨阵地。由于这里水浅流缓，可以徒涉，双方都认识到这是远征军进攻孟拱日军的必经之路。 中国远征军曾两攻英开塘，4月29日，第一次战斗中，装甲兵团和新22师65团一个营发动攻击。由于渡河兵力不足，寡不敌众的中国士兵败回西岸。这时，韩德明已经提升为副营长，刚刚担任装甲兵团第1连连长的李纪元指挥车辆拼死力战，试图在日军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结果他乘坐的战车被日军战防炮击中，本人当场阵亡，第1连的多辆坦克受损。5月3日晚，为了打开通道，布朗上校亲自指挥了第二次进攻。他调动了57辆M3和M4战车，地面由理查德·多兰中尉指挥进攻，自己则乘坐一架L-5炮兵校射飞机直接飞在战场上方协调装甲兵和步兵的配合。远征军50师师长潘裕琨在给部下讲话，脚下踩的就是一辆被俘的日军战车。
英开塘的战场地势开阔，河面上被日军破坏的桥梁隐约可见。这样的战斗，双方意图都很明确，无可隐瞒。隔河遥遥相对的两军让人想起古代战争中的军阵。美军参战老兵贝克尔中士回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在前方安装了一副很像推土机铲刀的破障器，一辆辆远征军的坦克谨慎而小心地劈开堤坡上的植被，在河岸的几处同时开始渡河。“从望远镜望出去，场面颇为壮观。当我们爬上对岸的时候，多兰中尉下令所有坦克调整位置，整个进攻阵线摆成了一个巨大的楔型。从坦克的潜望镜中望去，对面绵延半英里的台地清晰可见，毫无遮掩。这里原来显然曾生长过茂密的树丛，如今却只有不到膝盖高的大象草，顶端一片被焚烧后的焦黑。台地尽头，是暗青色的丛林，日军，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炮击一直在持续，配合作战的轰炸机也频频对日军投下炸弹。多兰中尉下令——进攻开始了。” 与我们想象中美军多怕死不同，在这次进攻中，几辆美军驾驶的谢尔曼坦克冲在最前面，因为他们是最熟悉这些车辆的人员，战斗力最强，对多兰中尉的命令理解也最准确。中国军人驾驶的坦克紧随其后。L-5步哨式炮兵校射飞机，解放军早期也曾使用。
日军的战术十分明确，就是坚决贯彻近战的原则，把中国军队放进自己的阵地再开火。这大概是因为战车的机动能力太强，日军很难在中国军队突击的重点目标前预先部署足够的部队。 由美军少尉帕西驾驶，代号“安”的谢尔曼坦克率先压响了一颗反坦克地雷，一条履带被炸断。一名日军跳上他的坦克，试图把一颗磁性雷固定在上面。就在此时，另一辆代号“东京有限公司”的谢尔曼坦克及时赶到，用机枪准确地把这名日军从车上打了下来。一名姓叶（音译）的中士射击极为准确，把炮弹直接打进了一门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膛里，赢得耳机里的一片喝彩。 代号“东京有限公司”的坦克车长是克劳福德，他的坦克参加了第一次英开塘之战并且中了12发炮弹，日军的47毫米反坦克炮无法击穿谢尔曼坦克的装甲。他始终认为第一次攻击的失败和当时天气不好，空军无法提供有力支援有关。第二次进攻，远征军部队终于在河对岸站住了脚。“从坦克里面就可以闻到日军烧焦尸体的味道，我们冲过一片稻田，那里原来是日军的阵地。几辆M3A3停在那里，美军顾问在大喊大叫地教导中国坦克兵战术要领，其中一辆中弹被毁，被烧得面目全非。我和弹药手抢救了一名重伤的坦克兵，并把他送到后面的战地医院……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战车里还残存着这个士兵的碎肉和断骨。” 在参战的中美官兵里面，有一个人是十分独特的，那就是美军战地记者戴维德·理查德逊（David. B. Richardson）。他当时正奉命在缅甸采访麦支队的美军官兵，此时正坐在装甲兵团的第一辆战车里。 理查德逊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长达五十年的职业生涯精彩万分，从圣雄甘地到以色列总理贝京，从卡扎菲上校到谋杀托洛茨基的苏联特工无一不是他的采访对象。理查德逊无疑属于那种上帝特别青睐的人物，因为在随军记者中，他独一无二的特点是不但采访，而且每每亲自参战却毫发无伤。理查德逊因为战功曾两次荣获美国国会勋章。这位记者以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台打字机、一台照相机和一支步枪而闻名遐迩。在缅北战场中美两军人员相处融洽，这是美军顾问克劳福德和他的中国战友合影。
对于理查德逊动辄又扔手榴弹又开枪放炮的“赤膊上阵”，行内人始终评价不一，多少有些人觉得他有战争狂和出风头的倾向。理查德逊对此坦然面对，“我的看法是，当你充满恐惧时，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得顾不上多想”。他后来写道，“而在前线还有什么比端着枪开火更忙的事情呢？这样，每次到前线采访，我都给自己找个战斗位置”。 不过，这次在英开塘的战斗，理查德逊自嘲是在“半梦半醒”中加入了战团。 “我当时是Yank杂志的记者，对于即将爆发的战斗一无所知。战车部队总是很有魅力，我碰上布朗上校的时候，对他说我是个记者，想采访他的部队拿点儿一手材料。赶巧的是他们正要出发，于是上校说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干。我想他肯定把我当成了个添麻烦的，于是对他说我当过B-24轰炸机的机枪手，也许跟着部队出发不会是累赘。为了说服他我稍微吹了点儿牛，谈起我在B-24的腰部枪塔曾经奋勇打退来袭的四架零式战斗机。我想我说服了他，而且估摸着他会把我放在指挥车里，给我一挺机枪。” 出发的时候理查德逊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放在了队列最前面的战车里，而且成了该车的主力机枪手！布朗上校太缺乏有战斗经验的部下了，而且显然不知道理查德逊的名气，刚巧第一辆战车的机枪手得了痢疾……糊里糊涂上路的理查德逊想不到，此战之后，美国《生活》杂志是这样报道他的：“中美联军斗志昂扬，著名战地记者理查德逊杀气腾腾地擎起一挺机枪，坐进了突击部队的先锋车里，恶狠狠地杀向日军阵地，要争取第一个打回缅甸的荣誉……” 一个多少有点儿二百五的美国愤青形象，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 理查德逊回忆：“我们扑向目标，可以听到日军还击的炮火呼啸而来，弹片打在坦克的前装甲上当当作响。每一分钟日军抛到我们头上的炮弹都在增加，我乘坐的战车被击中，一度失去了动力。战友试图重新启动战车的时候，我扣动扳机，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对了日军阵地猛烈扫射。‘打短点射，短点射，’有人对我大声喊，是车里的战友，‘顺着敌人打来的弹道还击。如果你看到一片橘红的闪光，那肯定是日本人的战防炮，这个威胁最大，先打它！’ “我开始对着那些闪光的地方开火。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活儿，因为我们在高速移动，而我的视野在潜望镜中极窄。现在我明白别的坦克手为何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了，因为这该死的坦克设计有问题——向后抛出的弹壳接二连三地打在我的身上，而且烫得吓人。公平地说，我当时已经被射击的火焰晃花了眼，根本不能确认目标。 “不过，我这通盲目射击显然声势骇人（大多数中国坦克兵对弹药比较节俭，也不会这样外行地乱打长点射给日军指明目标），以至于正在半空中L-5飞机上担任协调的布朗上校，在耳机里困惑地问道：‘第一辆车的机枪手是哪个小子？’他后来对我在这次战斗中的评价不低，因为这通猛扫虽然多半什么也没打着，但对面的日本兵真没有几个敢在这种‘准确’的弹雨中把脑袋伸出来。这段话让我如释重负，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后来干脆就是闭着眼睛乱打……” 六 在英开塘死死阻击远征军的，是日军56联队的芋生大队（大队长芋生少佐后阵亡，有中国资料称其为“宇生”）。此时，日军的局面十分严峻。被中国将军孙立人几次精彩的迂回作战所吸引，史迪威指挥中美联合部队对日军背后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迂回攻击，使日军的战线支离破碎。 从广域而言，整个缅北战局都是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在进攻。 从孟拱战场而言，新22师从正面强攻潘玉河的同时，新38师112团穿越密林，迂回攻占了孟拱以西的西通，一举切断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与孟拱后方之间的联系。第18师团的师团直属部队，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联队被中国远征军压缩包围在英开塘和西通之间的狭长谷地，处境十分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军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之后，曾拼死反攻，试图夺回西通。除了包围圈内的敌军向外打以外，日军集中在英军空降温藻前刚刚赶到孟拱增援的第2师团第4联队，第53师团128和151联队一部，从外向内全力猛攻。为了夺回西通，日军甚至在山地作战中罕见地动用了150毫米重炮。美国战地记者理查德逊
北面，麦支队和新30师空降密支那，对这个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发动奇袭，第18师团的总预备队114联队被包围在城中。
南面，英军唯一积极配合远征军作战的部队温盖特旅空降温藻，切断缅北铁路，迫使日军动用英帕尔战役的总预备队第53师团回援。
这场被称作“西通截路之战”的恶斗打响了。面对日军疯狂的两面夹攻，112团团长陈鸣人率部死战，利用险要的地形和日军构筑的防御工事坚守西通。在激烈的战斗中112团伤亡惨重，曾经找到并将杜聿明将军和新22师残部从野人山中救出的功臣周有良连长就阵亡在这里。但是，这些出身寒微的中国农家子弟，以出人意料的顽强捍卫了自己的阵地，也捍卫了中国步兵忠诚坚毅的荣誉。他们扼守的西通始终如一根钉子钉在两路日军之间。在史迪威亲自调动下，盟军飞机不断为陈鸣人部投下粮弹药品。日军狂攻一个星期，内外两军间隔只有4英里，彼此射出的炮弹都能够看到，但就是无法汇合。包围圈外的日军最终弹尽力竭，带着满身的伤痕铩羽而归。在这个缅甸的无名小镇，陈鸣人打出了自己军人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战，在缅北战场得到了缅北战场“拦路虎”的绰号。 这也足够写一部《我的团长我的团》了吧？东面，云南方面卫立煌的远征军Y部队强渡怒江，反攻滇西，在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据险死守，双方打成胶着。
这次战斗，让我产生了熟悉的感觉。搜索记忆，那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描述的松骨峰之战，同样夺路而逃的敌军，同样内外夹攻的血战，同样英勇顽强的中国步兵。那一战，中国陆军第112师团长范天恩也同样打出了一生的骄傲。包围圈内外的美军同样鸡犬相闻，但就是无法汇合。远征军悍将，绰号“拦路虎”的112团团长陈鸣人。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前面提到的远征军装甲兵团老兵李九龄，就是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在捍卫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军人。 曾和一位当过兵的记者朋友谈起志愿军在铁原的血战。那位朋友沉默半晌，末了叹息一声，道：“保家卫国，当兵，就要当这样的兵！” 经过西通的战斗，包围圈中的敌军编制已经被打乱，伤兵满营。无法打开西通，他们得不到一颗米和一粒子弹的补充，完全靠挖野菜吃野芭蕉根活命，许多日军被饿得骨瘦如柴，连枪都拿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新一中将一面组织对西通的攻击，一面仍然紧急搜集师团总部和各部队还能作战的人员，组成“森田部队”前往英开塘一线增援芋生大队，试图堵住孟拱河谷的西口，以便争取时间等待援军。日军一度发动反攻。但是，在这场硬碰硬的战斗中，英开塘最终还是被远征军装甲部队和新22师联合攻占，中国军队顺势攻占索卡道和马拉高。被围日军险要尽失，补给中断，无力继续抵抗，残军向公路两侧丛林中奔逃，试图觅路撤回孟拱。但缅甸险恶的丛林让田中新一重蹈两年前杜聿明所部翻越野人山撤退的覆辙。那一次，远征军的上万将士埋骨荒山。这一次，日军也尝到了滋味，大量伤病员和体弱的日军死在撤退途中，能够走出丛林的日军不过一千五百余人。根据日军统计，第18师团在缅甸阵亡人员共计两万多名（含历次补充人员），有一半死在了胡康—孟拱河谷的战斗中。 看日军统计，在缅甸战场，第18师团加上补充兵员一共三万三千余人，战死的就达到两万多人，活下来的人员，无论负伤还是没负伤的，一共不到一万一千人。这与其他战场负伤／战死的人员约3比1的比例完全不符，其根本原因就是缅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无粮无药，加上疟疾和水蛭的攻击，使大量日军伤员迅速地变成一堆白骨。在缅甸，日军负伤后不能救治死亡的人员，比直接战斗阵亡的还要多。日军炸毁河上的桥梁试图阻挡追兵，中国坦克兵驾驶战车徒涉溪河继续追击。
相对来说，在史迪威的努力之下，中国远征军的医疗保障要好得多，中美双方的重伤员都能用飞机后送抢救。
击溃日军第18师团主力以后，远征军曾几次试图调动装甲部队支援在密支那的攻城部队。但由于雨季河水暴涨，缅北的简易公路多被冲垮而无法成功。因为连续战斗车辆损坏严重，人员也极为疲惫，装甲兵团参战部队后撤到印度境内的兰多伊（Rangdoi）进行休整。装甲兵团的第2营在6月到达前线，但很快也发现在雨季中难以施展，同样开到兰多伊继续训练。由于雨季的影响，直到11月上旬，装甲兵团的部队才再次大规模投入战斗。 在兰多伊训练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这里将装甲兵团的维护工作全部转给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这大大提高了中方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根据美军记载，中方组建的技术支持部队，指挥官为Chao Shin和Hunag Te Hsin。可惜的是，因为没有中文姓名，目前我在中方资料中还无法找到这两名负责人的名字。若是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不妨帮忙找一找看。 七 1944年11月，装甲兵团再次从印度出发，杀入缅甸战场，参加了八莫周围的战斗，一路势如破竹。这是远征军野战医院中的缅甸护士在和中国士兵谈天。
在八莫被击毁的日军坦克，连炮塔都被掀到一边去了。
这里，据说是清朝大将傅恒征缅时屯军的重镇铜壁关，也有人说诸葛亮南征时“深入不毛”中的“不毛”，就是今天“八莫”的谐音。在八莫之战中，战车部队最初准备用于攻城。后发现八莫城中多参天老树，在前面的炮战中多被连根拔起，变成了路障，战车行动不便。因此，装甲部队改为担任从市区外的山坡上向城中炮击的任务，以掩护步兵的进攻，并随时截击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突围行动。日军称中国远征军在这一战中动用了“自行火炮”，其实所谓自行火炮就是装甲兵团的坦克。 这时，印度方面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拿下了日军重兵死守的密支那，这一仗打断了缅北日军的脊梁骨，守将水上源藏少将在请求突围不获批准的情况下自杀身亡。云南方面的远征军也终于粉碎了日军在松山、腾越一线的顽强抵抗，夺取龙陵、收复滇西全部失地指日可待。此时的日军虽然在缅北投入的兵力大大增加，师团级番号从两个加到了六个，但斗志早已和胡康河谷战斗时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装备、训练都在自己之上的中国远征军，日军作战日趋消极，装甲兵团没有再遇到如英开塘那样的硬仗，作战较为顺利。在八莫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坦克，上面带有“旋风”字样——整个八莫都被远征军包围了，哪怕是写上“梅超风”，也跑不出去了。
不过，令很多装甲部队官兵遗憾的是，他们一直想与曾在中国战场骄横一时的日军战车部队当面打一仗，却始终未能抓到机会。在八莫战场日军曾投入装甲部队，但由于日军城防司令原好三大佐不懂装甲作战，参战的日军车辆一部分被半埋在工事中充当支撑点，多半被远征军密集的炮火摧毁，一部分因油料不足无法突围，被远征军俘获，双方并没发生坦克之间的对战。在密支那自杀身亡的第56师团步兵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X部队和Y部队在芒友会师，中印公路正式开通。 但是，对装甲兵团来说，战斗并没有结束。1945年1月29日，扫荡中印公路周围日军、向新维和腊戍方向进攻的远征军装甲兵团，意外地在新维门户贵街（Kutkai）与日军装甲部队遭遇。中日装甲部队的对决，居然在这个这场战争大剧即将已经落幕的时候发生了。 说来这也符合逻辑，在前面的战斗中，日军装甲部队一直回避和优势的远征军装甲部队正面交手，但随着中国军队的节节进逼，日军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至此双方终于迎面碰撞。 这一战是缅北战场罕见的战车之间的作战。远征军装甲兵团参加这次战斗的，包括中型战车突击队和战车第1营的第3连。令人遗憾的是，参战的美军官兵回忆这一战时多着墨于自己所驾驶坦克的战绩，对中方的战绩描述不多。根据双方记载，这一战还原后大约是这样的。 当时已近傍晚，装甲兵团的部队奉命支援步兵攻占贵街。他们并没有直冲镇子，而是沿着镇子旁边丘陵上的公路搜索攻击，以占领攻击阵地。这条山腰上的公路旁有一个小的冲击扇平原。在这里，远征军中型战车突击队的谢尔曼战车和第3连的斯图亚特式轻型战车在这里分开。轻战车部队在山麓展开，准备对贵街镇进行攻击，中战车则在上方担任警戒并提供炮火支援。 在谢尔曼坦克上的克劳福德回忆，贵街镇周围，环绕着片片稻田，山上则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蒿草。此时，还无法判断镇子里有无日军，坦克兵们都把脑袋和肩膀伸出坦克的顶盖朝外看。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镇子上时，克劳福德忽然发现，山上的有几个草堆都动了起来。他在最初的惊讶后立即醒悟过来——那是隐藏在草丛中的日本坦克！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坦克对准中国远征军的战车开火了。 果然，隐藏在草堆中的，正是日军第14坦克联队所属的一队97改式和95式战车。这个坦克联队在英帕尔之战中损失惨重，撤退到曼德勒后于12月调往缅北，此时刚刚隶属于第18师团。由于在前面的战斗中损失过大只剩了不多的几辆战车，这支日军装甲部队东躲西藏，始终不敢和远征军正面交手。由于当时中美联合空军已经掌握了缅北上空的制空权，日军战车部队在空袭中受损严重，眼看无法全身而退，这一次索性在山坡上设伏，试图利用近战和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拼一个鱼死网破。 日军使用这种战车与远征军交手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比M4坦克依然要差一点，但英帕尔一战14坦克联队的97改坦克大部分未能撤回缅甸，仅有少数几辆打起来势单力孤，未能发挥作用。 日军这种战术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在菲律宾不多的几次坦克战中，日军就曾利用近距离的伏击弥补火力的不足，取得过一定的战绩。不幸的是，在缅北战场上的远征军装甲部队此时已经久经战阵，反应极快，在发现日军坦克的同时纷纷转向迎战。坦克手的耳机里一片纷乱，克劳福德在大声报告日军坦克方位，指挥官下令对日军坦克开火。而在命令下达之前谢尔曼坦克已经向日军射出了第一排炮弹。 谢尔曼坦克中唯一情况不太好的正是克劳福德的战车坦克。他的坦克一直有发动机的问题，经常在上坡时熄火，这时又出了故障，发动不起来了，顿时成为日军射击的死靶。另一辆谢尔曼坦克上的官兵发现他的处境危险，匆匆赶来拖带。但因为地形原因拖索拉断也无法将其拉到安全地段。克劳福德冒着日军的炮弹跳下车来，试图排除故障，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坦克……八莫战斗中被远征军俘虏的日军战车队
等克劳福德清醒过来，他才发现自己的运气很好，纷飞的弹片并没有将他击伤，而他的谢尔曼坦克呢？仅仅是在炮塔下方被打了一个小洞，战斗力一切如常。 另一名美军顾问斯蒂威（Stevie）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回忆参战的日军坦克太小了，炮弹打上去就像穿透纸板一样——他的感受是正确的，日军大多数战车的设计只考虑抵御步兵轻武器的攻击，在谢尔曼坦克75毫米大炮的面前，确实不能比硬纸板提供更多的掩护。 在中美官兵镇定下来以后，这场战斗马上就向一边倒方向发展。美军坦克手击毁了日军一辆95式轻型坦克，这辆坦克爆炸燃烧起来。另外两辆日军坦克被击伤，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出战场。中国坦克手击毁日军一辆97改式中型坦克和数辆95式战车，但自己也有一辆斯图亚特式M3A3轻型坦克被击毁。 斯蒂威检看了日军被击毁的战车，取了一面日军的膏药旗，带回去作了纪念品——美国人没有“膏药”的概念，他们把这种旗帜叫做“肉丸子旗”。他的印象是日本坦克无论重量还是防御，连M3A3的水平都达不到。这的确是事实，在各国主力战车中，日军的95式轻型坦克的确属于袖珍体型的，加上弹药和人员也只有7.7吨重。虽然这种坦克在中国战场曾给装备低劣的中国步兵部队造成很大威胁，但在缅甸的战斗中，不但远征军的坦克它打不过，连卡车也可以“欺负”它。1944年12月，远征军的卡车驾驶员邓中华就曾经用美制道奇大卡车撞翻了一辆袭击运输部队的日军95式坦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邓中华有个儿子，后来写了本关于远征军的书，叫《大国之魂》…… 撤出战斗的日军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远征军追击这支日军直到腊戍郊外，在那里和残存的日军装甲车辆再次交手。此时日军残存车辆主要是装甲运输车，战斗力极差。此战日军14辆车被击毁了13辆。日军装甲部队就此从缅北战场消失了。97改式中型坦克，是日军坦克师团的主力战车。和97式原型车相比，它保留了炮塔不在车体中线（使敌方在瞄准时容易射偏）等特点，但主炮从57毫米短管步兵炮更换为47毫米反坦克炮，增强了其反坦克能力。
3月8日，远征军攻占腊戍，装甲兵团奉命攻击新腊戍和火车站，由孙学明连长指挥的部队顺利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战的坦克中，也有一位中国的理查德逊。这就是后来《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一名年轻的军官。他回忆装甲兵团的时候这样写道：“芦草丛里，纵横摆着几十部轻战车和中战车，炮塔上用红白漆料涂着狰狞面目，装甲车上楷字大书‘先锋’、‘扫荡’和许多耀武扬威的字句，顶上天线杆挂着战旗。挑战的色彩多么浓厚！这几个月来，他们的战斗技术大有进步，而战斗精神，越来越近乎‘猖獗’了。” 装甲兵团在腊戍火车站歼灭日军一百余人。这次不大的战斗，也是远征军装甲部队的最后一战。 尾 声 腊戍战斗之后，远征军装甲兵团在缅北进入休整，等待惠通桥工程完毕后归国（怒江上的惠通桥当时承重能力不足以承受谢尔曼坦克的重量）。1945年6月，得到中印公路物资补充的中国军队在湘西雪峰山对日军进犯部队发动反攻，远征军中的新6军空运参战，当时也有将装甲兵团调运参战的考虑但终未成行。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装甲兵团按照租借法案将战车归还美方后返回祖国，远征军战车部队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归国后的远征军装甲部队人员去处十分复杂，国民政府将该部人员分编入国内的装甲部队。但是，装甲兵团一部分人员如李九龄等不愿意参加内战，纷纷退伍或开了小差，一部分人通过被俘和起义等途径加入了解放军，为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早期建设做出了贡献；还有一部分人员始终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后来撤退到台湾。不过，由于“孙立人兵变”案和原装甲兵团第1营营长赵志华“湖口兵变”的影响，这批官兵在台湾多境遇坎坷。 其实，一个孙立人兵变的冤案，让很多远征军出身的将领就此断送了前程。前面提到的“拦路虎”陈鸣人将军，在孙立人出事后随即被捕，一直被监禁到1975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坎坷也好，星散也好，历史的汗青上，这些曾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而奋战的老兵们，早已用自己的鲜血留下了不朽的足迹。远征军装甲兵团坦克上的标语很值得一看，这里写的是——突击。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或许正是说的他们。 远征军装甲兵团的战斗历程已经远去，纪念他们最好的评价，或许就是史迪威在听说中国政府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后的话。 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对此没有丝毫感激，他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命名。他认为，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实际上忽视了为了开通这条公路英勇奋战的普通远征军战士们的贡献，只有他们，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 在日本新发现中国德制战车照片 导读：日军记载：南京战役中，曾有几辆中国战车差点儿打掉一个日军师团部。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日本发现一批保留的老照片。根据说明，这是抗日战争前期，日军陆军技术本部拍摄的照片，目的在于对一辆在南京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德制战车进行技术分析。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连平射炮都极少，战车更是视若拱璧。抵抗侵略者的装备却落入敌人手中成为研究的对象，作为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图片，心中不免为那个时代的悲怆而再度叹息。因为这批图片在我国史料中尚未见记录，故此将其公布出来，或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这辆战车究竟是怎样落入敌手的，它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战斗呢？ 按照日方说法，中国战车“车体损坏不大，但可见无数弹痕”。由于翻拍色差的问题，正面图上的一些细节不够明显，在正面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上有五处弹痕，包括观察窗上方的一弹、击毁探照灯一弹、车体腹部正面三弹，均为轻武器击中损伤。而背面照片上确实可以看到蜂窝状的“无数弹痕”。根据日方记录，这辆战车是在1937年12月12日掩护步兵撤退，且战且走中油料耗尽，依然用车上的机枪抵抗许久，才在晚上落入日军之手的。其后部的累累弹痕，与此记录较为吻合。装甲部队人员在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打通的路标处合影。
被俘的中国德制战车正面图（机枪已经取下）。
根据日文说明，这是一辆德国马克I式A型战车，编号312。1937年12月，该车与另两辆战车曾配合约300名步兵在汤山反击日军步兵第36联队，并试图绕袭到日军后方的师团部指挥所。战斗中摧毁了日本东京记者访问团的吉普车，造成多名记者死伤。这次行动因为日军36联队独立第1机枪中队和山炮部队及时赶来而失利。三辆中国战车掩护步兵撤退，并有两辆安然离开。日军的山炮炮弹击中中国战车的炮塔却滑飞了，没有造成什么损伤，让日军颇为惊讶。正因为如此，日军在俘获这辆坦克后送回日本，交给技术本部进行检验，作为此后日军坦克设计的参考。背面图
德制战车内部
德制战车内部——炮塔
中国购买使用的德国战车，选型是德国陆军早期装备的I式A型战车。因为当时德国已经发现这种车动力不足，开始装备马力更大的I式B型战车，经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德国顾问团斡旋，德国方面同意将淘汰的战车廉价出口，先后向中国提供10辆PzKpfw I/A型坦克和44辆装甲车。这10辆I式战车装备装甲兵团第3连。日方并称中国广东地方军队也有进口一个中队的德国战车，但在中方资料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在南京城郭战中，这三辆战车再次出现，在和日军菅管原部队的作战中两辆被击毁，一辆被俘。 在南京战役中，还有四辆几乎完好无损的德国战车在下关码头被俘。根据中方资料，与战斗到最后才被俘的312车相比，这几辆德国战车的损失很是可惜。如前所述，在南京战役中作战的德国战车属于中国装甲兵团第3连，当时的装甲团指挥官杜聿明这样回忆这几辆战车的损失：“12月12日，中华门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溃退，战车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车连长见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军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舶渡江。到下关后，见仅有几艘小火轮皆被第36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4只木拖船将战车装上，又向第36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货轮；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轮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送战车渡江。双方经过激烈争执，因追来小火轮上第36师的官兵较多，强迫将绳索砍断。载运战车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 这几辆战车就是在撤退的混乱中，木船翻覆后被日军矢口部队俘获的。这次南京的撤退毫无章法，有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也拥挤在同一条道路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如同中国空军战神高志航因为机场警报不灵战死在地面上，这些战车报国无门的命运，也不能不说是当时中国军事体系整体问题的一个缩影带来的。被俘的德国战车侧面图
中国战车的发动机，可以看到312的编号。
日军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战车的机械稳定可靠，炮塔和车身正面最厚装甲13毫米，普通部位6—8毫米，虽然比较薄，但是足以抵抗当时轻武器的射击。最大的缺点是装备的主要兵器为双联装机枪而不是火炮，在战斗中的威力和震慑力多有不足。 实际上，早在南京战斗打响前，熟悉战车使用的杜聿明就提出应该留下火力较强（有炮）而且水陆两用的英国维克斯战车，而不应该留下只有机枪装备、又不能自己渡江的德国战车。但可能由于维克斯坦克在淞沪战役中表现不佳，多次被日军炮火轻易击毁，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留下德国战车“拱卫京畿”。可惜，这批战车最终在南京战役中全部损失。 杜聿明将军也曾回忆过曾有两名装甲兵在南京战役期间，尽管坦克已经不能开动，依然利用上面的武器抵抗日军达数小时之久。其后，其中一名装甲兵乘夜脱险回到部队报到。当时杜聿明并不十分重视这件事，后来知道日方报纸报道了这两名装甲兵的顽强抵抗，赶紧去寻找这名战车兵，却发现他已经在刚结束的昆仑关战役中阵亡了，于是再也无法知道详情。这两名勇敢的装甲兵，会不会使用的就是这辆312号战车呢？ 白山黑水 ——抗联的战斗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 ——密林战旗 本专辑采用照片为在日本新近发现的私人藏品，拍摄者曾经参加对抗联“讨伐”，在战地情况下拍摄的十余张照片恰好构成了一次完整战斗的经过。在我国的抗战史料中，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颇为独立的力量，他们的抵抗由于环境艰苦，敌我实力悬殊而异常艰难。抗战全面爆发后，抗联几次试图突破日军在热河方向的封锁线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抗联战斗后期，其主要将领大部牺牲，文件保存极少。所以，其作战经过和情况，很多已经难以考证。 比如，抗联当时使用怎样的旗帜？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抗联照片中，似乎尚无发现。 但是，在日本刚刚购入的一册旧日军私人相册《铃木在满纪念》中，却发现了一组连续的照片，表现了日军讨伐队与抗联一次战斗的经过，其中照片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这几张照片，是日本永野讨伐队军官铃木（所部原驻扎杨荣围子）在1938年深秋拍摄的。1938年10月15日，日军从佳木斯对抗联武装发动秋冬大讨伐，铃木率部参加这一作战。进入深山后，铃木所部日军追击一支抗联部队，并发现其使用的密营。日军经商议，违反作战常规，在叛徒带路下于拂晓发动奇袭（可惜照片未标明具体时间地点）。抗联人员猝不及防，在最后关头才发现日军来袭，但仍然顽强抵抗，至少有三名抗联人员冲出密营的木屋试图阻击日军，不幸在日军机枪射击下全部牺牲。 分析这张照片，画面下方依稀可以看到两具抗联人员的遗体，一名仰面倒卧在一具担架上，相册中还有更清晰的这名烈士相片。被俘的中国战车
攻占抗联密营的日军部队，画面下方可以看到一名被覆盖着的日军尸体，他是在冲向密营大门时，被出来抵抗的抗联战士击中毙命的。
战斗结束后，日军进入密营，检查抗联的遗留物品，并将密营破坏。
铃木的照片中有一张，展示了抗联的战旗，就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
带有抗联旗帜的照片中，另一名烈士在画面内只见双腿。还有一名烈士在画面中看不到，可能是哨兵，牺牲在木屋前数十米处。后方是抗联著名的密营，显然是用木料就地取材搭建而成，抗联就是依靠这样的秘密基地在深山老林中顽强与日军周旋。 左侧，有三名日军士兵在检视抗联战士遗留的物品，后方正中还有一名日兵在用通条处理枪膛。可以看到一部分日军已经更换了冬季军服，而另一部分还穿着夏秋制服。由于永野讨伐队是日军不同部队混编而成，所以这可能反映了日军部队不同的补给情况。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张照片右侧中间站立的两名日兵，两人伸展开一张旗帜，显然是从抗联的营地中缴获的。 也就是说，这就是当年抗联使用的旗帜。 第一眼看到这面旗帜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眼花了——这简直是今天五星红旗的样式啊！ 但是，细看之下可以发现，这面旗帜上只有三颗大五角星，而不是一大四小的格局。旗帜上还有三处深色的印记，似乎是有警卫团三字（说明这处密营可能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警卫团）。一位学美工的朋友依靠分光判定，这面旗帜确实是红底，只是五角星的颜色无法确定。 这张照片，按照说明应该拍摄于1938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之间，地点在黑龙江东部佳木斯周围地区。从图片上看，植被尚未落光，显示那一年东北地区似乎是暖冬。这一点我曾有所怀疑，但是，在相册中的确还有铃木当年11月份仅穿一件毛衣在户外的照片，说明那一年的暖冬可能确实存在。 由于反映抗联作战的照片十分稀少，特将铃木拍摄的这次战斗前后的照片整理出来，作为对此战中牺牲的抗联将士的纪念吧，它们基本完整地反映了这次战斗的前前后后。牺牲的抗联战士。铃木在这张特写照片的说明中称其身着便衣，在营门用手枪向外射击，被击中左胸倒地。日军试图在担架上对其注射强心针进行抢救。但此人因伤重而死，至死一言未发，没有任何口供。
日军讨伐队途中休息。
日军讨伐队在叛徒指引下偷袭抗联营地。
攻占抗联营地的日军向密营内窥视。
密营侧面
密营背面
日军在搜索密营。
日军拆毁密营。
日本军官在抗联营地前合影。
日军在攻占的抗联营地门前合影。
杨靖宇大战肉弹十勇士 导读：根据日方报道，被杨靖宇部抗联打成蜂窝状的日军还能朝东方遥拜，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肉弹，并不是一种熟肉制品，而是日军中发动自杀式冲锋的意思。在强调精神作用的日军中，在战局不利或攻坚不克时，经常有狂热的官兵全身挂满手榴弹冲向敌人同归于尽，被称为“肉弹勇士”。 最早的“肉弹勇士”出现在日俄战争期间，但都是个别行为。在一次有关靖国神社问题的采访中，笔者发现一份记载中提到，最早以批发方式出现“肉弹”的集体性阵前自杀，出现于1936年。当时，10名关东军官兵在伪满“东边道”的讨伐作战中，陷入一支中国军队的重围，发起自杀性冲锋，全部被当场击毙，日方将他们称为“肉弹十勇士”，并将他们供奉于靖国神社。 “肉弹十勇士”？哦，看起来是一种勇号，跟大清的某某巴图鲁似的…… 这篇记载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支中国军队，按照时间推断，只能是当时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斗争环境的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经历能够保留下来的并不多，所以，能够在日方的记载中看到他们的战斗，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可惜，这份记载中只有一个时间，1936年1月14日，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因为好奇，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寻找当时的日本报纸。虽然肉弹这玩意儿在后来自杀成风的皇军中不算新鲜，但第一次一下就冒出来10个，而且得了“肉弹巴图鲁”这样的勇号，要是当时的记者不感兴趣，那才叫奇怪呢。 可惜的是，在当年1月14日和15日的报纸上，没有找到相应的材料。16日、17日，也没有…… 日军在作战中一贯有隐瞒损失的习惯，甚至为此不惜采取烧毁阵亡者尸体的手段，这一手在塞班岛差点儿让和他们打仗的美国兵发了疯，难道这回的十个肉弹也让日军给炖了？ 想想，觉得不大可能，因为这个“肉弹十勇士”既然是当时公开入祀靖国神社的，没有理由不报道“肉弹是怎样制成的”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36年1月18日《朝日新闻》“满洲版”中，我找到了一篇标题带着“肉弹”的报道。 这报道还是头版头条呢！ 哦，理解了，这种稿子总得有几天让关东军审查一下吧。 让我更惊讶的是，在这篇报道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靖宇！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序列中，有“南杨北赵”的说法。南杨，即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杨靖宇；北赵，指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两人均为抗联优秀的领导人。 根据日方记载，这支歼灭了“肉弹十勇士”的抗联部队，指挥官就是抗联名将杨靖宇将军——严格地说，这时杨靖宇将军的部队，还没有正式改编为抗联第1军，它的番号当时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1936年，日军已经占领东三省将近五年了，杨靖宇如何能弄得堂堂皇军玩出“肉弹十勇士”这样的精彩节目来？想想看如果是关东军派出十名肉弹勇士挂满炸弹，前赴后继地去炸杨司令，大老杨虽然枪法如神，恐怕也要防不胜防，那可不是好玩儿的。林口为讨伐日军服务的慰安妇和铃木在林口拍摄的照片——本文所描述的讨伐之后，日军马上发动了下一次讨伐。
幸好看来还不是这样。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是怎么回事儿吧。 1935年10月起，日军在伪满东边道地区，针对以抗联为首的中国抵抗力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秋冬季讨伐作战”。整个战事持续数月之久。《朝日新闻》以“飘雪的东边道血战详报”专栏对此战进行连续报道。此报道属于这一系列中的一篇，副标题是《全身被打成蜂窝（煤），为他们壮烈的末日垂泪》，内容是：《染血的雪原，肉弹十勇士遗骸收容记》
〈奉天专电16日发〉在东边道作战中凋谢的东濑军曹等十名勇士，为建设王道乐土而化为尊贵的人柱（为何让我想起了《鹿鼎记》中的人棍？皇军喜欢这个调调？）。他们在近来讨匪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惊天地，泣鬼神，他们作为皇军精华发动的肉弹攻击将光耀万邦（光耀万邦未必，但别的国家的确没有用这种打法的），特此详报。
13日，接到报告，称在桓仁县西部放包围的红军与地方武装一部约二百人突破了包围圈。在通化县英额布驻扎的铃木讨伐队福田中队与松井中尉指挥的满洲国军警数百名立即出发进剿。14日晨6点，讨伐队在英额布以南和“匪团”遭遇，将其击溃。这时，有附近居民跑来铃木讨伐队的总部英额布大泉源村报告——讲“匪团”向西沟方向遁走。讨伐队投入追击，双方且战且走。“皇军在激战中”。接到这份报告的时候，讨伐队本部需要守备，已经没有人员能够出动。但是，当时正因冻伤、感胃等原因在总部治疗的东瀚军曹等13名战士纷纷表示不肯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养病。他们拿起武器，带了26名“满洲国”的警察立即赶去增援。
在西沟附近，他们与大约七十名“匪团”遭遇，随即展开了一场迅猛的追击战，一直追到西沟。这时，他们发现早应该到这里的福田中队踪影皆无，而敌人却变成了两百名，结果我军反而遭到包围，周围弹如雨下。在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敌军顽强不退，进攻越发凶猛。星野一等兵身负重伤，我军弹药即将用尽，而满洲国警察队的人全都躲了起来，所以只有12名日本兵在继续作战。看到这样危险的情形，东濑军曹下定了决死的决心，下令两名士兵携带重伤的星野离开战场向总部报告，随后高呼“现在是死亡之花盛开的时候了，展现一下帝国军人的魂魄吧！杀，杀，杀……”（怀疑这位东瀚军曹以前是在宝塚歌剧院打杂的，不然这种时候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带队冲进“匪群”发动自杀性攻击。（下面这段比较令人骇异）军曹被打成蜂窝煤状之后向东方遥拜，高呼“天皇陛下万岁”，遂成令人泪下之牺牲。
得知这一悲报，勇士们的母队派出近藤中队当晚星夜驰援，于第二天清晨赶到现场，只见血染的雪地上战死勇士七零八落的尸体，无奈中只能痛哭着将他们火化后送回通化总部了。报道正文之后，是日军指挥讨伐战的某司令官三毛XXX的采访评论——《此方为皇军之精华》，在充分肯定了十肉弹的勇气和楷模精神之后，称“歼灭十勇士的‘匪团’，是被称为东边道匪贼之王的红军第一军司令官杨靖宇麾下，经判定是其亲率最有战斗力的直属部队……” 同一天的《朝日新闻》中，还有日军中代中队在桓仁马鹿沟与“红军匪程司令”所部五百余人交手五小时，伤亡三十余人的报道。文中称“红军匪”为“东边道之癌”。 这个程司令，又是谁？这两次战斗，有关系么？ 据我个人推测，这个“红军匪程司令”估计是有“小杨靖宇”之称的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他当时正带领第1师3团在桓仁活动，一度也可称是一名抗日名将，日本报纸对他的评价是“狞猛”。可惜程斌在1938年叛变，后来反而成为了追杀杨靖宇的凶手。 不过，程斌当时并没有和杨靖宇在一起，马鹿沟的位置离通化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一仗不像是他打的。 19日，《朝日新闻》则有对“肉弹十勇士”之战中幸存生还的星野的采访报道，内容更加详细，称这支准备出发的日军增援部队本来共计16人，而不是13人，但有三人病情较重，挣扎不起，遂与本部警卫部队留守。星野在战斗中一条胳膊被打断，另两名幸存者也是重伤，但似乎并非受命撤退，而是在抗联打扫战场时利用薄雾和树林躲过搜索而逃生的。 那么，这一仗真的是杨靖宇打的么？ 在有关杨靖宇的文献中，没有找到明确记载这一战斗的内容。但是，战斗发生的时候，杨靖宇的确就在战场附近活动。抗联第1军史料中记载：“一军司令部于1936年1月上旬，经通化英额布和二密河，回到金川河里根据地。”这说明，日军的情报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根据杨靖宇的警卫员王传圣回忆，杨靖宇将军这段时间的活动大致清晰，如果对照日方报道来看，竟然颇为吻合。 当时随杨靖宇行动的抗联部队，是第1军司令部和1师主力（1师师长程斌带3团在桓仁活动），共千余人，日军描述其为两百人大约是为了避免在舆论上造成太大影响。他们在这次通过英额布和二密河的转移中，的确和日军发生了交战。部队从桓仁出发后，还没走到英额布就被敌人发现了，遂迅速出山到达大泉源附近。 这次被发现过程十分戏剧化。当时这支部队走过一个叫做响水河子的地方，路边有几个老房框。休息的时候，十几个战士跑到那里去小便，忽然发现里面居然埋伏有敌人！ 不过，这伙埋伏的敌人十分奇怪，竟然被战士的尿浇到了脑袋上也不吭一声，乖得不得了。 战士马上报告了军部，杨靖宇下令不理他们，不要响枪，继续前进，目标是沟外的大泉源。事后，抗联的老战士判断，这伙敌人是讨伐队负责堵截的小股伪军部队，看到这样大队的抗联不敢开火。但是，抗联部队当时行进在狭窄的山道上，如果响枪就可能被闻讯赶来的日军讨伐队大队堵截在不利的地形上形成重大伤亡。于是，双方采取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做法。 可能《朝日新闻》中提到这支抗联部队突破桓仁以西的包围圈，指的就是这里。这支伪军后来向日军报告了杨靖宇的动向，但当时杨的部队已经到了大泉源附近。 在大泉源附近，抗联部队与携带大炮的日军讨伐队相遇，杨靖宇先派出一个冲锋队，绕到日军背后打了一个突袭，随即走小路转向通往二密河的要道快大茂子屯。这次他遇到的，可能就是日军福田中队和指导官松井率领的伪满军，由于抗联撤退了，日军称之为“溃逃”，然而…… 到达快大茂子后，杨靖宇派两个小分队占领两侧制高点，派人对村子进行侦察，发现村里住了敌人，正是追击他的敌军。于是抗联用机枪火力封锁村东、村西大道，对村中敌军开始了围歼。这场战斗敌军为“桓仁县警察大队”和“一个中队的日本守备队”，正与福田中队和松井率领的伪满军符合。此战伪军先逃，日军被逼到一个坟地里损失惨重。抗联活捉了几名日本兵，还缴获了两挺机枪一门炮。 这样，此后“肉弹十勇士”和杨靖宇部交战时，福田中队无影无踪的原因也就找到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前面的战斗中被打垮，如何还能来救援。 此后，杨靖宇怎样大战“肉弹十勇士”呢？ 很遗撼，没有记载了，只有短短的一点影子。王传圣记得此战后部队沿着喇咕河向英额布方向前进，途中与一支小股敌军交手，战斗中警卫1团徐（光）团长负了伤。 看到这里不禁苦笑但是又没有办法，王传圣在快大茂子之战后被作战参谋高大山派出去找吃的了，他不知道此战的详情。王传圣干这个很厉害，1939年杨靖宇负伤，王传圣在江边随手一枪就打了一条四五斤重的大鱼给军长炖汤（当然挨了一顿狠批）。这一回他摸到附近的小屯堡，买到四只野鸡和半口袋粘火烧，让军部的人员足足开了一次荤——暗暗叹息，杨靖宇最后的日子里，王传圣已经升任少年铁血队政治教导员了，不在他身边。否则，以他的干练，搞几只野鸡来，杨将军就不会遇到有钱买不到吃的，被迫暴露身份的情况了。也许，那样整个抗联战史都会改写。 那么，别人有没有这方面的回忆呢？ 很遗憾，至今没有看到。杨靖宇身边的这些官兵，最后撤到苏联境内的仅以个位数计。这也是直到今天抗联史料如此稀缺的重要原因。 王传圣的回忆尽管是多年以后回忆的，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佐证，也没有讲明具体的日期，但战斗过程和日军描述的的确颇为相近。 看到这些又对得上、又对不上的史料，萨沉思许久，一个怪异的思路逐渐进入了我的脑海。 杨靖宇将军是公认的游击大师，遗憾的是，他没能有机会留下任何军事著作。而这次战斗，很可能是他娴熟的游击战技巧的一次出色体现。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思路来分析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第一次与福田中队遭遇，一沾即走，迅速脱离接触，决不让敌人粘住。否则一旦抗联主力暴露目标，通化大队敌军赶来就麻烦了。 第二次和福田中队交手是奇袭，利用了敌军远行疲惫，到村子里警惕性放松的机会，优势兵力，优势火力，攻击果断，分化瓦解，迅速解决战斗。 你想打我不打，你刚一放松，我一拳打倒你，这就是杨靖宇！ 而后呢？而后发生了什么？ 这只是我的推测了——萨很怀疑那个向大泉源日军报告杨靖宇部队动向的“当地居民”是杨靖宇的人。他到大泉源据点报告求援的目的，就是钓一支敌军出来。 别忘了杨靖宇在快大茂子战斗抓了俘虏，就算日本兵顽强，伪满军明显不会那样“刚烈”，只要一问，大泉源日军总部的虚实就出来了——不过，杨靖宇并没有准备攻坚。日军死守的能力很强，面对没有重武器的抗联，往往少数部队也能坚守很长时间。而且日军很重视自己的据点，不会把留守力量抽空。 日军果然不肯出动留守人员，只拼凑了一支病员和伪军组成的队伍前去增援，结果白白送了礼。 那么，杨靖宇在快大茂子战斗之后为何不赶紧撤退呢？难道不怕日军主力从通化赶来么？那里距离通化仅仅240公里。 我的推测是，杨靖宇这样做，第一种可能是他有充足的情报来源，发现通化日军尚未出动，自己还有时间。另一种可能则是所有人都认为他要跑路的时候，杨靖宇偏偏要杀个回马枪。猎物变成了猎手，足以让追击的敌人顿失重心，行动起来也多一些顾忌。 结果，这支日军分队被杨靖宇钓鱼一样一步一步钓入西沟，一口吃掉了。 抗联各部中，也只有杨靖宇装备最好，能让“肉弹十勇士”享受被机枪打成蜂窝煤的待遇，当时很多抗联武装连怎样用轻机枪都还不会呢。 忽然想起了有位朋友评价赵尚志和杨靖宇不同的作战风格——赵尚志就像利斧，只要他想拿下来的地方，那绝对准备充分，一击之下无有不克，你怎么守都不行；杨靖宇则是妖刀，擅长大范围的穿插奇袭，只要有破绽就会被他发现，捕捉战机的水平天下无双。 至于战果，杨司令消灭索伦骑兵32团，缴了38挺机枪都没有当回事，干掉10个鬼子就拿出来吹牛，估计将军会脸红的。 倒是日本人的宣传让人有点儿狐疑。从实战看，这所谓的“肉弹十勇士”被歼灭的战斗不可能持续四个小时之久（否则杨靖宇自己就危险了），从结果看也不能证明他们真的人人都发动了“肉弹”攻击——不发动“肉弹”攻击一样可以被打成蜂窝煤的，这不是证据。就算他们发动了肉弹攻击吧，这也属于拿脑袋撞机枪子弹的主儿，实在算不上聪明。东濑军曹轻敌冒进，被钓鱼一样把部队拉到抗联的包围圈全军覆没，更属于“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何以获得这等宣传和殊勋呢？ 那只能说，是日军这一次和杨靖宇的交手打得太丢人了，急于找出几个英雄模范来维护“皇军”的声望。然而，无论是丢了炮的福田，还是被人往脑袋上撒尿的桓仁讨伐队，都实在难以找出亮点来，只好避而不谈。倒是这“肉弹十勇士”脑子虽然不好使，还有几分骨气，日军宣传部门，也只好把他们捧出来了吧？ 结果，造就了靖国神社第一批“集体肉弹巴图鲁”。 不知道，这算不算“时势造英雄”。 斩得小楼兰 ——日文报道中一次赵尚志指挥的战斗 导语：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在日本曾有机会接触到一批上世纪30年代的报刊史料，包括《朝日新闻》、《警声》等，意外发现其中包含有大量东北义勇军和抗联抵抗的报道内容。 这些报道出自当时的敌人之手，内容多是“讨伐”、“肃清”等，美化被击毙击伤的日军，并将抗联等抵抗武装冠以“共产匪”、“共匪”、“匪团”等称呼（也有使用“红军”等名目的时候），极尽诬蔑之能事，但字里行间仍然难掩抗联官兵在艰苦条件下英勇抗战，并不断与敌沉重打击的事实。 以1936年的《朝日新闻》而言，几乎每一天的报纸上都可以找到抗联活动或者日军攻击抗联武装的报道。仅仅这一点，可说就反映了抗联存在的意义——九一八事变五年之后，中国人依然在这块黑土地上顽强抵抗。 由于所处环境极端恶劣，大部分领导人和战斗骨干牺牲，东北抗日联军一直是抗战历史研究中文献记载较为单薄的一个领域。而这些史料，正可以作为敌人的证词，重现当年抗联的战斗历程。因此，我认为其存在一定的史料价值。 可惜的是，由于身处国外，这些关于抗联作战的报道，很难与国内的史料进行对照。因此虽然下了一些功夫，依然觉得靠自己的力量考证当时史实存在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考虑将这些资料陆续提供和翻译出来，并恳请感兴趣的朋友帮忙，提供出更多的相关史实，以期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日方材料对抗联历史的研究有所贡献。 作为开端，我选择了日本《朝日新闻》1936年2月6日的一篇报道，只有寥寥几十个字，但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人赵尚志的名字赫然在其中。“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就让我们来看看日方是怎样描写这位抗联英雄的战斗吧。 报道的标题是——《汤原西方的讨匪战 我军四名战死》，内容如下：
［哈尔滨特稿］5日，根据记者河下提供的消息，上个月30日，赵尚志“匪”部六百余人在（松花江）下游汤原以西八里处发动攻势，攻掠附近村庄。1日，与日军讨伐部队发生激战后“溃走”。在战斗中清谷曹长和其他三名士兵“光荣”战死。
当时日方报刊上对抗联行动的报道大体都是如是简单。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当时日军的新闻审查制度，公开报道中对日军伤亡通常采取回避和减报，以免“夸大匪势”和影响民众对“王道乐土”的信心。例如《朝日新闻》曾在1936年7月2日刊登日军川上部队在新城子附近与报号“压东洋”的抵抗武装（真名不详）约五十名发生战斗的报道。一个小时的战斗中抵抗武装战死三人，负伤数人。因为这支抵抗武装熟悉地形而且枪法极好，实际日军死五人，伤十余人。在公开报道中却被勒令改为日军“没有伤亡”。为此《朝日新闻》“满洲报道部”一位执拗的记者曾向总社去信要求维护“报道真实”，却遭到调回本部另外安排工作的命运。因此，这次战斗中日军究竟伤亡多少人，是无法准确计算的。 汤原，即今黑龙江省汤原县，是抗联赵尚志所部的重要根据地。战斗发生的时间，这里正发生一件抗联历史上重大的事件。根据《赵尚志生平》记载：报道照片
1936年1月26—28日（28岁）参加在汤原召开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会议，贯彻“八一宣言”精神。北满各抗日武装3军、4军、汤原反日游击队（6军）、民众军（8军前身）、自卫军（9军前身）、“双龙”队（10军前身）、明山队（11军前身）领导人参加会议，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被推举为总司令，同时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
2月1日，汤原反日游击队在赵尚志的帮助下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2月间部署在小兴安岭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和开辟汤原杭日根据地。可见，日方报道赵尚志此时在汤原县活动的情报是准确的。但是，这一仗的细节如何，是日军发现了第6军成立的消息赶来攻击，还是第6军成立的时候主动发动攻势？这次作战的领导人是谁？若是中方的史料中对此战有所记录，那就能够弥补这一遗憾了。唯一遗憾的是，在中方史料中还没有找到这次作战的对应资料，只能留待异日了。 抵抗者 ——拼合黑土地上的历史碎片 导读：破译《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真实版本。 下图是在伪满的日军给日本国内军人抚恤协会提供的照片之一，从说明来看，是日军驻沈阳宪兵部队1932年9月，根据叛徒出卖破获一个共产党地下抵抗机关，这是被捕成员的合影。尽管被捕抵抗志士身上都挂有名衔，但因为照片尺寸问题只能辨认出二排右侧一人名似为李玉文，另有一人姓张，一人姓崔。
我承认，这些被捕抵抗志士镇定从容的神态让我颇为震动，包括一名貌似柔弱的女共产党人，亦仿佛闲庭信步，毫无畏惧之色。而当时日军对抵抗者镇压之残酷，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 这批抗日志士后来情况如何，有无人幸存下来？在日方资料里没有记录。我希望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能给这张照片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 研究抗联的一位专家赵云峰先生提供的资料是这样的：1932年9月8日，中共奉天特委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连续三天编印传单上街发放。日本宪兵队发现后，于9月中旬加紧了对奉天地下党组织的侦察和搜捕活动。由于叛徒出卖，张蔼风等10名共产党员不幸落入魔掌，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委被破坏。好消息是，他们没有全牺牲在这里。1932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委在叛徒出卖下被破坏，十人被捕。
关于当时在东北的抵抗者的，这样的照片，在日方的资料里并不少见，对我们而言，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证言。 有几张照片，描述的是一场当时中国抵抗军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串联起来，似乎整个战斗的情景就被勾勒了出来。1932年12月，中国抵抗战士在大兴安岭隧道附近伏击摧毁的日军巡道车。
中国抵抗军部队突然来袭，日军依托阵地与中国军队对射。
这场战斗发生在日军太平哨据点。根据日方记载，1932年9月8日，约900名中国抵抗战士突袭了日军这个据点。 解围日军洋洋得意而去，做梦也没想到9月10日，中国抵抗战士突然去而复返，杀出一记回马枪，乘日军工事尚未完全修复之际，一举攻占太平哨据点，全歼日军守备队。 经过我的调查，太平哨据点位于宽甸，当时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和王仁斋海龙工农义勇军交叠的游击区。究竟是谁打了这漂亮的一仗，却没有记载。赵云峰先生推测是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自卫军所为。 从右上图日军手持的缴获武器来看，我很怀疑这次战斗可能是当地民众抵抗组织红枪会或者大刀会实施的，至少辽宁民众自卫军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他们改编的。 这倒有让我想给熟悉武术的朋友出道题了，根据大家对武术的了解，可否从这照片上，看出两名大刀会成员练的是什么功夫？ 一批慷慨赴义的志士，一场精彩经典的回马枪，少帅跑了，军队跑了，可这些点滴的历史痕迹，证明那个时代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并没有低下他们的头。混战中，中国抵抗军放火焚烧该据点所在村落的部分建筑，发动火攻。
由于日军毕竟有坚固工事，战斗始终呈现胶着状态，激战到第二天天亮，日军樋口少佐指挥的增援部队到达，中国抵抗战士被迫退却，这是樋口在审问一名被俘的抵抗战士。
9月11日，日军援军赶到，但抵抗战士早已离去，所见只是残垣断壁。
附：对照片内容的考证 萨苏 赵云峰 在上文那张奉天特委被捕人员照片发现后，抗联战史专家赵云峰兄来信，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解读，特此呈录于下。 这是奉天特委第一次被破坏，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叛徒。 照片给出了日期和被捕人员是共产党的重要信息，那么可以推定，这应该是被破获的共产党重要机关。满洲省委在此之前已经迁往哈尔滨，所以被破获的重要机关必是奉天（沈阳）特委。围绕奉天特委和照片时间两个重要因素，很快便确认了照片背后的故事和所有人员名单。如果这些鬼子知道他们这次破坏的意义，也许鬼子们会笑得更开心，我们会更痛心。 中国有数百万的烈士为了中国能站起来，付出了生命，这些英雄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一波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这一朵浪花，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和背景，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里我就重点解读一下这张照片中的事件背景和重要性。 破坏奉天特委的元凶是奉天的特务部门。关东军的情报工作主要方向是苏联，奉天则是东北唯一常设对内特务机关的地方。日军极为重视奉天的特务工作，第一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居然是个中将。而前后脚把满洲省委赶出了奉天和第一次摧毁奉天特委的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位当时还分别是大佐和少将，1948年这二位又前后脚走上了绞刑架。 说到他们两位，索性把他们四个狐朋狗友中的另外两个的下场也交代一下。另二位是石原莞尔和河本大作。 石原莞尔非常善于考试，战略情报能力也非常惊人，“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这句话是他1920年提出的，对于后来的日本侵华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三十万义勇军浴血的时候，国民政府没和民众站在一起）。1930年一次骑马中，因为军刀太长，石原莞尔下马时伤了尿道，从此上厕所对他很痛苦。1941年被东条英机整治退出现役，却借此逃过了绞刑架，日本投降四周年之际因膀胱癌死去。 河本大作1928年炸死了张作霖，但事情干得不漂亮，没能完成后续工作，因此不敢回日本本土，并被转入预备役，不久便退役转入满铁捞钱去了；1941年因为挡了鲇川义介的财路，被迫转往山西；1945年因为害怕返回日本，并对日本卷土重来还有梦想，兼之逃过了蒋介石的战犯惩治，继续留在山西。阎锡山手下这么多日本人，河本功劳很大；1949年4月太原解放，河本终于去了他该去的战犯管理所；在那里河本是抗拒改造的典型，1955年病死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回到奉天宪兵队这边，关东军的司令部在关东州（大连），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则在奉天，后迁往新京（长春）。奉天宪兵队在土肥原贤二离职前进行了整改，划分成了宪兵队本部和奉天宪兵城内分队两个机构。奉天宪兵本部并不是光抓人、杀人，它手里掌握着奉天城内46个各类株式会社，抓人杀人的是其中的一个机构——特高课。 这是鬼子这边的背景情况、共产党这边呢？ 1931年11月21日，奉天城内苏联领事馆前面的卡子，日军宪兵在当时的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身上搜出传单，并同时拘捕了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铎。杨先铎受刑不过，招供。据此宪兵队抓捕了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及其夫人凌莎，并抓捕了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张应龙在宪兵队的拷打下供出了大量情报，满洲省委被严重破坏，张应龙自己不久则因受刑过重和疾病死在了监狱。满洲省委被迫迁往哈尔滨，在奉天留下了奉天特委继续工作。 满洲省委迁往哈尔滨后，由罗登贤继任省委书记。罗登贤是共产党内部工人运动的大师级人物，多年追随苏兆征，但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却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抗联将领有多人经他一手派出去组织抗日队伍。罗登贤因为坚持满洲情况不能照搬关内和不走王明的左倾路线，被撤往江苏，不久被王明假手国民党除去，牺牲于雨花台。 罗登贤被撤走，派来的华岗赴任途中被捕，一位王明的优秀下属于1932年6月开始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并成为了任期最长的满洲省委书记。 此人受王明左倾主义影响。奉天的情况已经如此危急，他居然还指示奉天特委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大肆活动。照片里面中共方面的背景是这样的。 9月中旬，奉天街头发现大量传单，题目是《告奉天工、农、兵及劳苦群众书》、《告满洲士兵书》、《告奉天农友书》，日宪兵队立刻加紧侦缉。10月5日，叛徒张广骞、李成林向日本宪兵队告密；10月6日，当奉天特委开会之际，日宪兵队拘捕了张霭风、张子和、张俊芝、关天星、尹昌燮、黄哲焕，其中黄哲焕叛变；随后崔运河、李丕文（仅凭照片容易认成李玉文）、李军镐、柳顺春（李军镐之妻，照片中唯一女子）被捕。 关于照片中勇士的下落，请大家不要太悲观，日本人这时候对共产党还没那么重视。奉天特委一共被严重破坏四次，抓了好几个特委书记，至少三个没被杀，只是坐了挺长时间的监狱。不过，看过《风声》的人，很多人估计会选择自杀，而不是去坐日本人的监狱。 我不知道这其中哪一位是奉天特委书记张适，或者这张照片里面没有他（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张适参加过广州起义，尸山血海里逃得一条命，却和上级失去联系，便前往东北找党的组织。在东北，他也是罗登贤派出搞军运的人之一，不久改任巡视员，负责指导吉林地区党的工作。1932年7月任奉天特委书记，10月因奉天特委被破坏而被捕。1942年逢“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被特赦出狱，失去和党的联系。1946年春赴哈尔滨找到李兆麟，李兆麟对他非常信任，任命他为中苏友协秘书长。李兆麟被刺当晚，军统特务也暗杀了张适。 李兆麟也说一下，因为这涉及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满洲省委迁往哈尔滨，奉天特委就成为了和关内联系的大血管。这条血管的另一头是河北省委。这次破坏后，河北省委派来的人被迫撤出，只有几个人留下，其中就有李兆麟。也许大家都认为很快还能再恢复，哪知道这一堵塞就是这么久。在此之后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还有一定程度上的人员、信息往来，但是越来越弱，直到断绝。 后来抗联的人看到《论持久战》的时候，是从中文到法文、再到俄文，再翻译回中文，几乎面目全非，就这样还是被当成宝。 抗联撤往苏联后，延安和抗联的关系已经断了很久。延安冒着很大的风险，派出了一位原来在抗联7军的同志，前往东北寻找抗联。他居然找到了，但是文件、证件等都已丢失。他找到了被派回国小分队的战友，老战友为他作证，并带他前往苏联。但是他一进苏联就被扣押审查，同归的抗联的人说情也不行。周保中前去要人，苏联人给他的回答是这个人我们审查过了，应该没有问题。那人呢？我们派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还是没能和延安接上关系。 割断满洲共产党和延安的联系，符合日本人的利益、苏联人的利益、王明的利益，唯独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次奉天特委被破坏事件，正是满洲省委和中央被割裂的开始，而且一上来就是狠狠一刀。 为此，萨在进一步考证后，给赵云峰先生回文如下—— 您提供的背景资料和人员名单，对这张照片的解读太有帮助了。根据您的名单，我把照片对比度调到极限，发现大部分人员的名字都可以对上了。 前排右侧起，当为张霭风、关天星、崔运河（可识别崔字，故此推断）、张俊芝（脸上有伤的），中排右起为李丕文、柳顺春、张子和、黄哲焕（叛徒）、尹昌燮（可识别尹字和燮字），最左边一人无法确定，推测为李军镐。也可能是您提到了名字，但不在十人被捕名单中的张适（但也有一种可能张适和张子和是一个人，子和为其字，这纯粹是我的推测了）。 不过，我也怀疑张适没有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据我看到的资料，他是在1933年10月，而不是1932年被捕的，1933年5月在哈尔滨还领导过工运活动。想来，这种从广州起义中辗转脱难的人物，要抓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张适1946年遇难后，1957年才被追认为烈士，时间有些晚。我猜测是他1942年出狱到抗战胜利后找到组织之间的历史需要甄别的原因。实际上，张适是1942年借“伪满”建国十周年大赦巧妙地从监狱脱身的。不过，“伪满”对于所谓“大赦”的政治犯多采取严密的监视措施，张无法继续活动当也不奇怪。 您写的文章中，颇有一些值得一谈的。 比如，奉天特委被破坏，是因为“飞行集会”。对这个“飞行集会”，看过《夜幕下的哈尔滨》或听过这部评书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夜》剧痛陈了“飞行集会”的危害，但历史上真实的“飞行集会”造成的损失更大。所谓“飞行集会”纯粹出于追求场面的“面子工程”，实际上，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造成了大批地下人员的暴露。同时，它既没有真正的杀敌成果，对教育群众也多有负面效应——“飞行集会”是散发传单和演说为主的，没有对敌人的武装进攻，所以没有杀敌成果，而当时地下组织力量弱小，无法保障参加人员的安全，于是今天你在闹市演讲，激励群众，明天你就被宪兵队抓住游街，这样的宣传效果无疑适得其反。 再比如，根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第一次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时候，省委书记张应龙当了叛徒，供出大量情报。宣传部长赵毅敏却坚贞不屈，咬牙不供，他的夫人凌莎也坚强地顶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结果，敌人认为赵和凌没有什么价值，只把他们关了起来，两人后均经组织营救出狱。赵后一度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凌莎为北京师范学院院长。 而日军认为张应龙还有很多没说的，于是越发加以酷刑。供得越多，打得越狠，最后活活把他弄死了，死的时候据说张已经被打得精神失常。 您看这叛徒当的…… 关于这批抵抗者后来的情况，可以证实的是，李丕文经过艰苦的斗争，最后终于活着走出了敌伪的监狱。至少到上个世纪90年代依然健在，应当已经是九旬老人了。原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2001年曾经谈到李丕文，说他几年前曾撰《难忘的岁月》一文忆及在看守所的生活。 李丕文，又名李维周，原名李显谋，辽中县满都户镇官粮窖村人，生于1902年，1927年经任国桢介绍入党，1928年担任台安县县委书记，曾在辽中县利用教师身份长期做地下活动。 他在辽中县文史资料第三集中曾有文章谈到自己的经历。李丕文回忆自己是在辽宁省女一中被捕的，当时公开身份是教员。由于当时日本宪兵队对于共产党的侦缉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这个案子被送交伪奉天高等法院审理。审判官让李丕文辨认共产党员名单。李说：“辽中师中有五百名学生，我每天只知备课上课，不认识。”尽管日方严刑拷问，但李始终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1934年初，李被取消共产党嫌疑释放。此后李和台辽县委取得联系，重新开始工作。4月，台辽县委被破坏，李避开搜索逃到北平，离休前任辽宁省政协副秘书长。 另外，在查找资料时发现，这次日方的大搜捕，奉天特委依然有李晨笛曾警觉并脱险，说明当时地下组织还是比较有生命力的。 为了感谢您的帮助，提供一张也是在日本发现的珍贵照片——抵抗到最后一刻的中国战士。大刀会和红枪会是日军在东北重点防范的“危险分子”，这两张照片就出自当时日军的文献。
根据日军记载，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27日的战斗中。日军此时正向通化攻击前进，在龙岗山隘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画面左方的，就是一名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牺牲的中国战士，可以看到这名战士打着当时中国共典型的绑腿。遗体已经被搜过身，而战斗还在继续。 这应该是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武装。我想，由于当时的政局混乱，他们既没有可能被追认为烈士，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政府的花名册上，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享受到抚恤的待遇。他们可以算是真正的无名战士了。 铁流天下 ——八路军之战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 ——遍地八路 在研读日方史料中，会发现“八路军”“新四军”字样出现的频率很高，说明了其抗战的积极和对日军造成的重大威胁。有些史料的内容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例如1937年9月中旬，一名日本记者遭遇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每日新闻》的记者安井次郎在河北战地追随日军进行采访的时候，在固安被俘，因为他是非战斗人员，经过教育后并未将他作战俘处理，安井后来乘隙逃脱。按照他自己描述，被俘以后，被当地的人带到固安城下，那里有一个院子，上面挂着一个牌子，部队番号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是什么呢？三个字——“八路军”。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八路军是在8月23日到25日之间才完成了改编的工作。这个时候的八路军主力还在陕北，行动最快的115师也还在向山西战场开进之中，如何在固安出现了“八路军”呢？ 经过考证，才知道，当时在河北各地，原来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共产党抗日武装都已经开始纷纷采用八路军的番号。比如说当时活跃在河北省平乡县，一直对国民党进行兵变工作的孙光瑞，就拉起他的武装用上了八路军的番号。所以安井次郎在8月份遇到八路军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日军当时对八路军的情报十分重视，战中曾连续出版《赤色中国》、《赤色支那之究明》、《根据地问题》等图书和资料集，来描述分析八路军的构成和作战模式。甚至有一名日本记者还曾经写了《延安水浒传》，把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百零八位领袖与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相联系，其情报之细致，研究之深入，令人刮目相看。本专辑就是用日方战中史料中关于八路军的图片，来见证八路军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给了敌人怎样的印象。抵抗到最后一刻的中国战士
日军称为八路军之父的朱德
接见民众自卫团的彭德怀
八路军军官
八路军杨师长（推测为杨成武）
即将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
八路军高级军官检阅便衣武装工作队
八路军驻扎的县城
八路军师部所在地城墙步哨
城中的八路军
八路军某师师部
八路军官兵
八路军前往开辟游击区
共产党召集的民众大会
前往游击区的部队出发誓师
某县八路军召集的民众大会
对八路军士兵进行的演讲
八路军中的女子宣传队
共产党部队使用的识字课本
共青团员接受军事训练
八路军的反日标语
山西游击训练班班址
和八路军作战的日军
日军经过八路军涂写的标语
日军在和八路军作战中阅读八路标语。
在山西东白兔附近与八路交战的日军
真实的小兵张嘎——日军抓获的一名游击队小通讯员（所谓中国方面使用的当地人密侦），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坚决不招供。奇怪的是，日军翻译也被他感动，竟说与其谈话想起了自己在静冈的弟弟。
阿部规秀死亡日记 导读：阿部规秀中炮弹前对着一堵墙，墙没有倒，他却死了。 一 近来，我在日本公开的档案中，曾找到一份与日本侵华将领阿部规秀之死有关的重要文件——《关于陆军中将阿部规秀战死的报告》。 这份标有“极密”的报告，作于1939年11月18日，即阿部规秀毙命于黄土岭11天之后，发件人为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中将（1945年作为陆军大将，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在武汉向中国投降，1946年死于上海关押战犯的监狱），收件人为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畑俊六。 这份文件详细介绍了阿部规秀的生平和被八路军击毙的经过，并提到对阿部身后的表彰和晋升问题。似乎我国史料中并未收存，但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内容。八路军遭日军攻击后据守的房屋起火，1940年河北衡水。
比如，我们知道日军把阿部规秀称为“名将之花”，但不知其出处。这份文件中注明，阿部规秀是陆军士官学校17期生，成名于察南晋北方面与“共产军，”郭其峰部的交手。在此战斗中，阿部规秀战功不凡、深受瞩目。 据查，八路军中并无郭其峰其名的将领。经考证推测，认为阿部规秀击败的，可能为当时在晋察边区活动的东北军骑4师王奇峰部。这支部队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王的前任师长恰好姓郭。该部队确曾与阿部规秀所部日军作战，并受到较大损失。 此外，文中还提到阿部规秀是日军中对苏蒙军研究的专家，与八路军交战前正在部署日本驻蒙军对外蒙方向的防御。报告首页，注意上面大量的戳记，说明日军高级将领中曾有多人调看过该材料，也可以间接感受到日军对阿部规秀战死所感到的震惊。
颇为巧合的是，文中也记录到，阿部规秀指挥独混第2旅团进攻八路军前一天，即10月25日，接到了日本天皇的“圣旨”，将其调任侍从武官。由于部队已经集结完毕，而且自己也希望能够打个胜仗后回国，26日阿部规秀仍然坚持自己带队出发，希望取胜后离开前线。结果，出师不利，几天后他部下的一个大队就在雁宿崖被八路军歼灭。这种情况下，阿部规秀始终没有等到一个像样的胜仗，直到被击毙在黄土岭。 在该文件的最后一页，有对阿部规秀进行表彰的申请，并请求上级同意给阿部规秀晋升为陆军大将。 结果如何呢？ 就在这一页上，就有答案。 二 阿部规秀的阵亡报告中，冈部直三郎大将有这样一段请求：“阿部中将在战场上被敌弹所毙，其生前即以此为武人之本怀也。考虑到其生前拔群的武功，希望追认该中将为陆军大将。” 日军素有战死后晋升一级或两级的做法，例如，1942年被我大别山守军（第21集团军）击毙的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塚田攻大将，被击毙时军衔就是中将，其大将军衔是死后追晋的。 然而，阿部规秀死后，却并未获得追晋，其原因何在呢？报告最后一页
在这份资料上可以看到端倪。就在冈部申请为阿部追晋的报告上方，可以看到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的批示：“铨议认为困难。” 铨议，即对晋升进行的评估会议，这段批示说明对阿部的追晋曾有过讨论，但最后没有被批准。 经过对资料的研读，原来阿部规秀没有被追晋的原因，是他获得中将军衔的时间太短了。阿部规秀被晋升中将军衔是在1939年10月2日，仅仅一个月后就被击毙，如果猝然晋升大将，军内无法接受。 不过，铨议的结果决定给阿部规秀“勋一等”的荣誉，并厚加抚恤作为补偿。 这……可真有点儿不公平。 嗯，老萨，您这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呢？ 老萨是站在八路的立场上说话啊。您看，人家第21集团军击毙一个中将，一转眼就变大将了，俺们第18集团军击毙一个中将呢，结果还是中将…… 您说这公平吗？ 有位朋友对击毙阿部规秀向老萨提供很珍贵的线索。这位朋友，就是《1944：松山战役笔记》一书的作者余戈。他就击毙阿部规秀的过程向老萨提供很珍贵的线索。 和这位老哥初次见面就把兄弟给震了——大伙儿说余戈你干吗这么朴素啊，用个皮包边儿都快磨飞了，别是“文革”时候留下的东东吧？ 余戈一乐，哦，这是当年的战利品，日本鬼子的作战图囊，我拿到买下来以后用了两只老母鸡熬油擦出来的…… 大伙儿顿时刮目相看，不是冲余戈，是冲那皮包。畑俊六的批示
余戈写东西有个特点，要去真实的地点，去了解真实的情况。 于是，有一天，余戈要写阿部规秀，他就去了黄土岭，那是这个日军中将击毙毙命的地方。结果，就碰上了一个与阿部规秀有过“亲密接触”的中国农民。 慢，先别说余戈，咱先把阿部规秀阵亡报告里面另外一个事儿多写一笔。总是说日军报战损有水分，这回我们看看这“水分”到底是怎么加进去的。要说，日本人还真是东方民族，这四书五经未必学到真谛，这“春秋笔法”，老萨算是服了，实在令人佩服。 要说的就是围歼辻村大队的雁宿崖之战。 知道击毙阿部规秀的人不少，知道雁宿崖之战的却不多。但是，如果没有雁宿崖之战，阿部规秀就不可能出现在黄土岭上。正是因为雁宿崖之战歼灭了阿部规秀一个大队，打疼了这个“山地战专家”，才将其引到黄土岭来，落入聂荣臻的重围。 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北支治安战》和《驻蒙军战史》的记载，1939年，阿部规秀部独立混成第2旅团接替110师团部队防守河北涞源，随即计划对涞源以南以阜平为中心活动的八路军聂荣臻部北岳军分区进行打击。黄土岭之战就是在这祥的背景下爆发的。 当时，涞源与阜平之间，中日两军的控制线基本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不远就是涞源县城，县城以南3公里的李花村有一个日军据点。日军记载涞源县在李花村以南的面积大约三分之一，其中多山地绝壁，八路军据此多次袭击日军运输部队，被称为“敌性地区”。紧靠长城南侧的银坊、倒马关、司各庄等地均为八路军根据地。越过长城线，就是八路军北岳军区的中心阜平、唐县（白求恩大夫殉职的地方）、行唐等地，也就是阿部规秀的主要攻击目标。这里的长城属于内长城，继续向西不远，就是晋冀省界，再向西，就是著名的平型关了。 10月底，由阿部规秀指挥独混第2旅团，被称为“涞源南方地区讨伐战”的大扫荡开始了。本来，这次作战要求110师团同时从东侧进攻唐县、完县等地作为策应。但是因为需要清理进攻路线上的当地八路军与国民党军，该师团进展缓慢，比计划晚了一个星期，直到11月6日，也就是阿部规秀阵亡的前一天，才开始进入唐县境内。然而，狂妄的阿部规秀认为根本无须友邻部队的配合，独混第2旅团也可以完成任务，于10月31日按照计划发动了对长城线以南的进攻。 因为从涞源向南的道路在李花村南分为东西两股，阿部规秀对八路军北岳军区的进攻也兵分两路，东路，由辻村宪吉大佐指挥独立步兵第1大队主力，约500名日军组成辻村讨伐队，经过长城白石口向银坊攻击；西路，由堤纠中佐指挥的独立步兵第4大队主力经过长城插箭岭南下，攻击倒马关。同时，阿部规秀自己率领绿川纯治大佐的独立步兵第3大队在涞源接应，并部署中熊直正中佐指挥的独立步兵第2大队和森田春次中佐指挥的独立步兵第5大队向涞源靠拢，作为预备队。 结果，辻村大队11月3日在白石口与银坊之间的雁宿崖，突然遭到八路军优势兵力的伏击。 关于雁宿崖之战，也可以查到资料，但是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我在机场工作时候的一个老上级，原是八路军团长出身，亲身参加过这次战斗。他自述此战下来自己的一个团只够编成一个营了，极言日军抵抗之疯狂与八路军坚决歼灭被围日军的决心。这一仗，堪称八路军的经典伏击作战。 其实，雁宿崖之战刚刚开始，已经有两个问题值得思索了。第一，两路日军，八路军为何专打雁宿崖之敌？第二，日军一个大队通常编制有一千余人，为何辻村大佐的讨伐队只有五百多人？ 之所以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因为这里面都有玄机。 八路军专打东路雁宿崖之敌，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独立步兵第1大队，原来驻扎在灵丘，是临时调来参战的，而西路堤纠中佐的独立步兵第3大队，则一直驻扎在涞源。打辻村所部，因为他对当地地形不熟悉！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队不满员。 因为就在一个星期前，这个大队的日军在灵丘发动一次对八路军的攻势，刚刚与120师715团和雁北支队干了一仗。 平心而论，辻村大佐去剿715团纯属找不自在——你倒看看对方是何许人也。 715团团长王尚荣何许人也？中印自卫反击战时的总参作战部部长，那是好惹的吗？ 一仗下来，独立步兵第1大队伤亡数百人，28日才狼狈归还建制，还没来得及进行补充，属于一支疲惫之师。 具体指挥雁宿崖之战的独立第1师师长杨成武，接到日军来袭的情报时，正好和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在唐县参加晋察冀边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辻村大队吃了王尚荣的苦头，这个情报贺关当然是要通报杨成武的。 辻村和阿部一样，都是日军中的少壮派。日军中的少壮派，一个比一个狂妄，出发前还把两个中队留给了阿部，伴随旅团司令部行动，结果到达雁宿崖的日军自然只有约五百名了。 这个举动，你没法说辻村是脑子进水呢，还是聪明过头。你要说他脑子进水，轻敌冒进，战前分兵，的确是脑子进水。可要没有留下的那两个中队，雁宿崖之战后估计光杆司令辻村宪吉有被勒令剖腹自杀的危险。雁宿崖—黄土岭战役地图
抗战中的杨成武将军
什么叫知己知彼？什么叫专捏软柿子？雁宿崖伏击战，战前已经体现出了八路军情报战的出色之处。 按照我的老领导说法，雁宿崖之战日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充分发挥。按理说，辻村手下的五百名日军都是战斗兵，是按照对苏作战装备的，武器精良，训练充分，其战斗力恐怕还要胜过远胜平型关被围的21旅团辎重部队和汽车部队——辎重和车辆部队毕竟不是为正面作战训练和装备的。 然而，杨成武的指挥十分出色，他是利用日军在清早进入“雁宿崖以南狭窄漫长的隘路”（《华北治安战》语）时突然发动攻击的。八路军在漫长的山谷两侧埋伏，分成许多突击箭头，瞬间就把日军斩成了数十段。这可能是对付一字长蛇阵最有效的战法了。 结果日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相互掩护，只能以小集群各自为战。 八路军的伤亡大，主要是要求尽快解决战斗，不能拖时间，不得不在一些情况下采用了强攻的手段。而“日本兵的机枪打得太准了，我一个亲手带出来的警卫排，打它一个机枪阵地就全赔进去了”，我那位老领导如是说。 雁宿崖之战，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如是记载其结果：“讨伐队突然遭到中共军的伏击。被猛烈进攻的讨伐队奋力抵抗，但是，中共军的战意旺盛，整天战斗都在持续。 “3日下午，知道了雁宿崖情况的旅团长，迅速部署对辻村讨伐队的支援。但是，中共军在我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已经在四日晨离开了战场。” 咦，要是看这段话，我想大家第一印象是土八路被皇军的增援部队吓跑了，“狐狸在猎人到达之前匆匆而去”。 但是，八路军又是怎样描述此战结果呢？ “这次战斗，除少数伪军混在民伕队逃走外，我军共歼敌五百多人，生俘日军13人、缴获大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无线电收发报机两部和一些粮食等军用物资。” 照八路的说法，这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歼灭战。 谁说得对呢？是日军隐瞒战损？还是土八路在虚报战果？ 说土八路虚报战果，因为八路军最初的报告是击毙了让村宪吉大佐，实际上，辻村并没有死在此役中。 不过，这多半是无意之失。因为后来聂荣臻回忆此战，表示当时遍地日军尸体，无法分清辻村是否已经被击毙，但发现一件他的军衣，因此最初认为他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后来发现此人还活着，八路也就把这个战果收回不提了。 八路是不了解这个辻村宪吉，这个日军大佐虽然打仗不太灵光，但逃跑绝对是一流的。这次从共军手里逃跑之前，他已经从国军手里跑过一回了。1937年7月28日，冀东伪军张庆余、张砚田发动通州起义，击毙日方细木繁中佐以下数百名。实际上，辻村宪吉是当时通州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只是因为他当时有事不在现场，所以幸免一死。辻村宪吉在日军中堪称逃跑长跑专家。 然而，我们还得确认，雁宿崖之战的结果，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要没有这份阿部规秀的阵亡报告，这个事儿，恐怕还真要陷入各说各话的怪圈呢。 三 在阿部规秀的阵亡报告中，无可回避地需要汇报此前第2混成旅团的作战情况。这份报告中谈及日军的损失，提到被八路缴获去“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等，并提到这些装备大部分损失在雁宿崖的战斗中。承认雁宿崖之战日军被击毙83人，负伤49人。不过，这只是经过确认的部分数字，实际全部损失“目下正在调查之中”。 这个数字够给土八路面子的了。1944年，日军9.7万人攻击洛阳，洛阳守军15军拼死抵抗，日军苦战21天才拿下这座坚城。这样一场战役日军损失多少人呢？ 按照防卫厅战史，共计阵亡55人…… 缴获的山炮，考虑到独混第2旅团为了对苏蒙作战已经完成换装，当为1936年定型的94式75毫米山炮（后根据老拙提供的照片确认为41式山炮，见后文）。 这种火炮为日军的改进型，是山地部队最重型的装备，日军称作“联队炮”。独立步兵第1大队本来没有这种武器，根据日军记载，这次出击雁宿崖，该部队配属了一个旅团直属的炮兵小队，估计就是他们的装备。 步兵炮，当为92式70毫米步兵炮。这种炮是日军在华北使用较多的偕行火炮，即可以平射，也可以曲射，在日军中是“大队炮”，即大队一级装备的重型武器。不过，土八路也特别喜欢这种炮，因为它重量轻，只要一匹马就可以拉走。而日军欺负土八路没有重武器而修建的炮楼，在这种炮面前一打一个塌。所以这种皇军制造、八路却喜欢的大炮一旦丢失，日军每次都非常重视，常常穷追不舍，否则周围几个县的据点都没有安全感。 这些大炮好是好，雁宿崖之战一开打双方就进了扔手榴弹的距离，你大炮可不能上刺刀，干乱转找不到目标，反而成了日军的累赘。 重机枪呢？应该是太平洋战争中被称作“法国女郎之吻”的92式重机枪。这种重机枪在塔拉瓦打得美国大兵叫苦不迭，然而对八路却是个鸡肋似的东西——那一分钟450发子弹的射速，土八路可是养不起啊！ 别管怎么说，雁宿崖之战，杨成武发“洋”财了！聂荣臻、杨成武等检阅晋察冀一分区部队，也是雁宿崖之战的主力，无论检阅的还是被检阅的，感觉就四个字——杀气腾腾。
要知道，抗战中八路能缴到日军的大炮十分不容易，1942年太行三分区司令员刘昌毅缴了鬼子一门山炮，险些没乐趴下。而日军旅团长也会正儿八经地写信来，要求八路归还——大概鬼子也琢磨，你八路造不了我们的炮弹，拿着也没用不是？ 八路又不是缺心眼，这个交涉，自然是没有下文的。 雁宿崖日军损失的数字，除了人员（皇军不是说了吗？“目下正在调查中”）以外，和杨成武的描述，基本算对上号了。所多出的两门炮，估计是伪军使用的迫击炮（老上级提到雁宿崖之战缴获过迫击炮），“土八路”的战绩看来水分并不大。 不过，根据八路军的报告，被伏击的敌军中有一部分伪军，到底有多少伪军呢？我那位老上级说得比较客观，认为也就一二百，当时伪军还不像后来那么多。他讲战斗结束后军区再三让确认战果，加上为了在日军遗体中寻找辻村大佐，战士们当时反复数过，认为击毙日军在六百人以上。但是，天亮的时候，埋葬日军尸体实数却是约四百人。大约，在夜间还是有重复计算的情况。 其中会不会有伪军呢？ 不会的。他说，日本兵都穿兜裆布，伪军有的穿裤衩，有的什么也不穿，看这个就能分出来。 这个区别，萨倒是没有想到。 日军参战的有多少人呢？ 阿部规秀的阵亡报告中提到，这路敌军的基干是两个步兵中队（满员共约500人），以及一个炮兵小队（50人——个人认为还应该包括一个大队部和大队直属炮兵队。日军一个大队包括四个步兵中队，留了两个中队随同旅团行动，所余正好这些兵力。考虑到辻村所部在王尚荣手里受过损失，其到达雁宿崖的总兵力应不及600人。如果被击毙的日军达400余名，加上13名俘虏，49名伤员，和辻村大佐分散突围出去的超不过150人，毙伤俘敌75％以上，称之为一场歼灭战是当之无愧的。 大量重装备的损失，也说明了辻村所部是被歼灭的。如果辻村大佐坚持到了增援部队到来，他不可能把这样多的大炮机枪都丢给八路的。 有个此战中幸存下来的日本兵小岛清，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雁宿崖》，基本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记载辻村大佐是在战场以外的路边被发现的，负了伤，一度被认为是此战唯一的幸存者。 小岛也提到日军援军到达雁宿崖之后，把被八路埋葬的日本兵重新火化的过程。如果没有歼灭这股日军，八路军怎么可能跑到日军阵地上替他们埋尸体呢？ 可是，这样一场歼灭战，到了日军战史，就成了援军吓跑八路的印象。 然而……你还没法说他，因为人家战史里面也没说援军到达的时候包围圈里的日本兵是死是活对不对？ 服了。 我服了，阿部中将可不干了——要知道任何一支部队里面，1连、1营，这一类的番号都是不能随便给的，那叫基干部队。混成第2旅团的基干部队就是独立步兵第1大队，现在稀里糊涂就给打残废了，人阿部中将以后还怎么混啊。 我觉得，不能忽视阿部阵亡报告中提到，将调他接任天皇侍从武官的调令，阿部带着给八路军送了好几门大炮的战绩是没法去上任的。 从日军随后的行动来看，其作战部署已经转为报复为主。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个我对此战一直不明白的地方：从阿部规秀死后日军的动向来看，此战日军主要的攻击目标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阜平一带。说起来，这里是晋察冀三分区的地盘，三分区司令是后来的四野骁将黄永胜，也是个一听打仗嗷嗷叫的主儿。但是，雁宿崖和黄土岭两仗的指挥官，却是一分区的司令员杨成武（我那个老上级的团，是个地方团，当时也在跟着一分区“学打仗”）。按说，东边的唐县、完县才是他的地盘。 这鬼子要打三分区，怎么一分区的司令来越俎代庖呢？不明白。 我推测原因是阿部的扫荡基地涞源，是属于杨成武一分区的，所以，他先挡一下责无旁贷。 不过，挡得好像狠了点儿，以至于后来没黄永胜什么事儿了。 特别是雁宿崖之战结束后，阿部规秀率领独混第2旅团主力，包括中熊直正中佐第2大队、堤赳中佐率领的第4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率领的第5大队，没有继续向阜平前进，而是紧紧跟随杨成武部，沿着雁宿崖、司各庄、上庄子一路向东追来。 黄土岭，阿部规秀的葬身之地，就在上庄子以西的山地之中。 阿部规秀到黄土岭钻进杨成武的包围圈，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碰上个奇怪的对手。 这个奇怪的对手，就是晋察冀第一军分区3支队司令员曾雍雅。 大家可能都看过《岳飞传》，在青龙山迎战金兀朮的时候，宋军第一路先锋官岳飞、第二路先锋官刘豫、第三路先锋官曹荣……评书写得热闹，让人听得神往。黄土岭之战，杨成武的第一路先锋官，就是曾雍雅。 说到曾先锋官雍雅，我们就不得不回到雁宿崖之战。这里面有个谜团必须解开——辻村宪吉大佐好歹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的高材生，怎么会那么听话地钻进雁宿崖的包围圈呢？他没长脑子吗？ 辻村大佐大摇大摆钻进包围圈，不是因为他没长脑子，是因为他倒霉地碰上了曾雍雅。 在该部日军前进的路上，跟曾雍雅先后打了几次不大不小的战斗，双方是拖拖拉拉打到了雁宿崖。 您说了，这跟敌人拖拖拉拉地打，不是给他报信提高警惕吗？那还能打伏击吗？ 您得这么想，要是辻村大佐一路行来，一个八路没碰上，这也很不正常，他反而要警惕了。而曾雍雅呢，恰好是杨成武手下，第一个善于诱敌深入的专家。开国少将曾雍雅，是江西人，参加革命时相当初中文化，是红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脑筋十分灵活。上世纪70年代《解放军文艺》写黄土岭战役，曾经不点名地评价过这位将军打仗的作风，说他去诱敌，敌人是又被折腾得昼夜不宁，烦躁难安，又会被他的节节败退弄得骄横无比，进包围圈的心情跟华北农民赶集似的。 让他去引辻村上钩，再合适不过了，这位日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果然跟鱼似的稀里糊涂就进了雁宿崖。 反正，曾雍雅将军算是证明了土八路里面什么人才都有的特点。 派他第一个来迎战阿部规秀，那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因为善于诱敌，曾雍雅的部队，有一个外号，就叫“狼诱子”。 唉，这名儿怎么这样熟悉呢？萨在《国破山河在》中以前写过1944年冀东马家峪之战，里头怀疑有个“狼诱子”游击队长溜达到伪满洲国，钓来整整一个联队的关东军…… 忘了说，那一年，曾雍雅正好调任冀东军区当参谋长，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可不好说。 1949年，在湖南，也有个叫黄土岭的地方，解放军136师和小诸葛白崇禧干上了。有人报告说右翼敌军火力减弱，似要撤退，追不追？136师师长曾雍雅说，别信他，那是要引诱我进包围圈呢。 结果，白长官布置的口袋阵，干等了半天也没等来136师。 白长官太不了解对手了，曾雍雅的老本行是什么？作窃之家焉有被窃之理！ 现在，杨成武发现阿部规秀在找自己，又把这狼诱子放出去了。 不过这就不是本文的话题所在了，咱们把话题回到余戈所采访的阿部规秀阵亡经过上——这位中将到底是怎么给打死的呢？ 四 说阿部规秀之前，还要先回到雁宿崖。 怎么回事儿，都回雁宿崖三趟了，老萨，你这不是狼诱子啊，是转蘑菇嘛！ 没办法，有位热心的朋友告诉兄弟一句话：“没PP没真相。”说完，给撂下我们需要看一下此战留下的三张照片来，咱得看看都是什么吧？ 图片一，雁宿崖之战缴获的日军大炮。这应该就是冈部直三郎在报告里提到的那两门山炮了。从这张照片上，可判断八路军缴获的日军山炮，是41式山炮，而不是更新的94式。阿部规秀阵亡报告中损失情况描述。
相对于1936年定型的94式山炮，1905年定型的41式山炮式样较老，瞄准方式比较落后，但是好在皮实耐用。因此，山西日军投降的时候，装备的大多还是41式山炮。由此可见阿部规秀所部的换装并不彻底。 图片二，也是此战缴获的日军火炮，从画面上来看，似乎是在祝捷大会的会场。可以看到这些火炮比山炮稍小，应当是92式步兵炮，但其中至少有一门的炮车轮子被打坏了。从画面上看，日军所谓只丢掉了两门92式步兵炮，显然是缩小了损失。图片一
值得注意的是，缴获的日军火炮，都没有防盾。推测，这是因为山地作战偕行不便预先拆除的缘故。 图片三，是缴获日军的机枪。正中的就是92式重机枪，旁边的日军轻机枪，应该是著名的歪把子了。如果仔细看，还可以在画面中找到日军独特的89式重掷弹筒的影子。图片二
从这些照片推测，雁宿崖八路军公布的战果，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我们继续说阿部。当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叫拍花子的。所谓拍花子的，据说专门拐骗妇女儿童，做法是用一种拍花子药，在目标的脑袋上一拍，别管是谁，就会迷失自我，跟着他扬长而去。 案子做得多了，终于被县令孙恩忠大老爷所破。 怎么破的？ 其实也不是孙大老爷有本事，是案犯自己做事不谨慎造成的。那拍花子的走在大街上，正看到有个眉清目秀的小孩儿在那儿玩，当即动了邪念。他走上前去，掏出药来，冲着小孩儿脑袋上一甩，自己掉头就走，直奔城门而去。 这对于拍花子的来说，属于熟练工种了，百无一失。不料，就在此时，忽然起了一阵怪风，那把药粉一下子就给吹到街对面去了。 街对面，正好一个胖师傅在卖切糕。有人要买糕，师傅的刀刚举起来，还没切呢，忽然迎面吹来一蓬药粉…… 胖师傅当时就晕了，举着菜刀跟着那拍花子的，直眉瞪眼地就奔了城门。 这一个走，一个跟，后面那位还举着把大刀，没法不让人觉得怪异。行人纷纷驻足，指指点点。就在这时候，孙大老爷的轿子正好过来。 慢着，人说了，老萨，你说这卖糕的和阿部规秀有关系吗？ 关系倒是没有，但是，1939年11月6日，阿部规秀中将在曾雍雅百般挑逗之下，带着一千多日军，举着大刀到达黄土岭的时候，状态就跟那卖糕的师傅接近。围观的也不少——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军分区1团、2团、3团、25团、1支队、3支队、120师特务团，还有大批地方部队，都在周围的山头上看着呢。 不过，在黄土岭上等待阿部规秀中将的，并没有大清七品县令孙大老爷，而是他命里的克星——杨成武的第二路先锋官，第1团团长陈正湘！ 陈正湘在正面把阿部规秀整整顶了一天，让其他各部得以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然后，调动炮兵打了阿部规秀的指挥所。这一天，是11月7日。 电影《太行山上》演绎了阿部规秀被击毙的一幕：八路军炮兵雨点般的迫击炮弹在阿部规秀周围爆炸，最终将这名逞英雄的日本陆军中将炸成血葫芦。 实际上，土八路的炮兵炮少，而且一向炮弹奇缺，是不可能拿上百发炮弹一块儿打一个日军的——别说中将，大将也不成，俺们花不起啊。作为电影，《太行山上》更多艺术表现的一面，杨成武要有那么阔绰，就没必要跟阿部规秀在黄土岭转圈子了，估计有直接去端涞源城的可能！ 真正陈正湘打阿部规秀用了几发炮弹呢？ 四发。 据说，陈正湘是在和日军交手中，在望远镜里发现，在南山根东西向的山梁上，一个山包上有一群身穿黄呢大衣、腰挎战刀的日军指挥官和随员，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况；在距山包100米左右，距离陈正湘800米左右的一个独立小院内，也有挎着战刀的日军指挥官进进出出。陈正湘当机立断，命令通讯主任跑步下山急调炮兵连。炮兵连火速上山后，陈正湘指给他们两个目标，要求他们务必要用迫击炮将这两个目标摧毁。 炮兵（军分区炮兵连）携带一门黄崖洞兵工厂自制的迫击炮上来后，立即对敌射击，第一发测距，第二发打远，第三发打近，第四发正中目标！ 仅仅四发炮弹就击毙日军一个中将，八路军炮兵的技术水平可见一斑。 八路军这种没炮弹逼出来的高技术水准，一直到抗美援朝，依然熠熠生辉。 横城反击战期间，在另一翼拖住美军的38军与敌死战于丁盖山，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凌晨，334团团部突然遭敌猛烈反扑，团长紧急请求师属炮兵支援。因为已经激战一夜，师长杨大易担心炮弹已尽，向炮兵主任询问。炮兵主任回答说还有四发重炮炮弹。 杨师长当即下令：全部打出去，你要保证百发百中！ 炮兵主任摇头，师长，不可能百发百中，我只能保证四发四中。 师长一愣之下，笑了，说我知道了。 四发炮弹，不够美军打一个试射的。112师的炮兵愣是一发没浪费，四发炮弹全砍进了美军的进攻队列中。美国兵慌忙后退，请求炮火支援，334团的团部，就这样保住了。 这是112师火线报编辑董仁棠亲眼所见，对炮兵主任这种情况下的诙谐印象十分深刻。 这就是八路炮兵的种子。 根据陈正湘的描述，很多人想当然地把阿部规秀算进了山梁上那伙穿军大衣、挂战刀的日本兵之中，而日军描述阿部规秀的死更为传奇——他们说前三发炮弹爆炸的时候，日军已经意识到八路的炮兵很厉害，指挥所附近可能遭到炮击。但是，阿部规秀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挺立不动，拒绝躲开防炮，结果运气不好，被土八路的炮弹击中，当天毙命。 实际上，从当事人回忆看，这两点，都是错误的。 五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地点，正是陈正湘所推测的两处重要目标之一。不过，他并不在山梁上那伙穿黄呢子军大衣的日军军官里面，而在山腰上的那座独立院落之中。 用《开国少将曾雍雅》中的描述，这一战曾雍雅指挥的游击支队首先接敌，他们动作飘忽，行踪不定，忽而堵击，忽而后撤，既巧妙地缠住敌人，又不硬抗，使1000多日军无法摆脱，但又无法求战，恼怒异常。7日晨，跟着曾雍雅走到黄土岭，被拍了花子的阿部规秀到底是日军中的“山地战专家”，半夜里忽然明白过味儿来了。根据《华北治安战》的记载，眼看接战的八路既不死战，又死摽着不放，阿部规秀召集部属，讲了自己的判断：“敌军这一小部分部队是在不断引诱我军，他们的主力埋伏在黄土岭附近，意图从背后攻击我旅团。” 面对隐隐有合围之势的八路，雁宿崖辻村的惨剧让阿部不敢像跟孟良崮的张灵甫一样来什么中心开花。三十六计走为上，7日晨，阿部规秀部署各路日军开始后撤。 应该说，陆士19期的阿部规秀比陆士24期的辻村要狡猾得多。但是似乎中国的老天也在给八路军帮忙，日军开始撤退的时候，恰好乌云四合，浓雾弥漫。在小雨中的山地行军，穿着皮靴带着大炮的日本兵步履蹒跚，行动迟缓。 发现日军要跑，杨成武果断下令各路部队发起总攻。《华北治安战》记载，由于八路军控制了周围山体的各条棱线，日军完全陷入被围攻之中。 战到下午4点，因为全线战况不利，阿部规秀下令旅团指挥部向第4大队堤纠中佐靠拢。走到半途，和前来迎接的堤纠中佐谈话听取战况后他又改变了主意。阿部决定把指挥所设在第4大队后方一个独立院落里面，并要各部队派通信人员前来听取部署命令。 陈正湘看到山包上那伙穿黄呢子军大衣的日军，应该就是和阿部会面后返回，指挥所部与八路军交战的堤纠中佐一行。不过由于八路军炮兵先打了阿部规秀，结果放跑了堤纠中佐（据说也够狼狈的，遭到炮击时堤纠中佐蹦到一口枯井里才幸免于难，不然，这也是一个大目标）。 那么，阿部规秀是否在从独立院落进出的那些带军刀的日军之中呢？ 也不是。当时阿部规秀旅团的部队分散在黄土岭到上庄子之间的几个战场，难以集中。那些带军刀的日军，应该是各部派来听取命令的联络军官。 不过，这些军官的行动，确实暴露了阿部规秀的行踪。 这种情况其实战史中多有教训。安史之乱中，唐将张巡与叛将尹子奇交战。尹的兵多，唐军战局不利。张巡试图狙杀尹子奇使其群龙无首，不战自乱，但找不到目标。于是，他下令部属用芦苇做箭，射向叛军。叛军中箭无伤，发现射来的是芦苇，以为唐军箭尽，飞报尹子奇，结果暴露了叛军的主将。张巡指挥神箭手射之，尹子奇中箭眇一目，叛军因而大败。 这一次日军联络军官们暴露目标，大体与此相同。 阿部规秀作指挥所的这所房子，至今还在。 有趣的是，可能因为到当地采访的记者看过这所视野开阔的房子，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阿部规秀是站在房子前面或者堂屋中观察八路军情况时被击中的。 余戈采访的，就是照片上这位老人——当年阿部规秀指挥所所在房子的主人陈汉文。余戈问了老爷子很多细节化的东西，倒是给我们刻划出了一个比较真实的阿部规秀。 陈汉文老汉，在1939年只有六岁。但是因为鬼子来了这一幕太过令人惊悚，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阿部规秀的整个战死过程。他记得，阿部规秀是在屋里被击毙的。 陈老汉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前面那个结论无法成立：这个房子，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在堂屋的前面，原来是有一个影壁的，解放后才拆掉。图片三
陈老汉家的影壁，在堂屋外面，距离门口两三米远。 如果有个影壁，就意味着阿部规秀在屋里根本看不到外面。不过，外面的子弹炮弹弹片，也会被影壁挡住。 陈老汉回忆，鬼子怕死得很，来了以后，拿他家的羊毛毡浸了水，厚厚地挂在窗户上，据说可以挡子弹。 陈正湘的位置距离这里大约800米，中国自制的步枪子弹在这个距离上已经是强弩之末，碰上这样浸了水的厚毡子，打不穿是正常的。 实际上，日军撤退之后，陈老汉的家人发现，在浸水的羊毛毡上，还嵌着好几块八路军的迫击炮弹弹片，亮晶晶的。 又是防炮弹的毡子，又是厚厚的影壁，在屋里的阿部规秀怎么就给打死了呢？他被炮弹炸死，这房子怎么好像没炸坏什么呢？ 看似是谜，其实说穿了，倒也没什么古怪的，只能说阿部规秀的运气好到可以中大彩。 六 阿部规秀，是在陈老汉家的堂屋里被打倒的。 别看是庄户人家，陈老汉家这个房子挺讲究，里面其实是分成三间的。左边一间是一盘大炕，右边一间有灶，是厨房，中间一间是堂屋，本来是空的。 阿部规秀进来，就站在堂屋里，陈老汉回忆这个日本官挺严肃，瘦瘦的。日本兵给他找了条长凳，阿部规秀就坐在长凳上休息。两个日本兵跑到厨房——可不是做饭去了，而是在那里围着个什么东西鼓捣来鼓捣去。门口还站了两个日本哨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陈老汉不知道，那是日军的备用电台。 杨成武回忆，打阿部规秀，一交手就打掉了他的电台。 和紧跟在后面西侧的绿川、森本两个大队，东侧的110师团都失去了联系，独混第2旅团成了孤军，情况很不妙。 阿部规秀的通信兵努力地试图把备用电台架起来。但是，备用电台功率小，和后方的联络时断时续，让阿部规秀颇为烦恼。 阿部规秀进了门，陈老汉一家子就算倒了霉，全家十几口人，都被赶到左边里间的大炕上坐着，不许说话，也不许动。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木头人”游戏，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立场最坚定。 显然，鬼子是没心思和陈老汉一家玩游戏的，但陈老汉一家都很老实，无论老少，连一句话也不敢说——没法不老实啊，旁边儿日本兵端着刺刀看着呐！ 当年只有六岁的陈老汉，被祖母抱着，坐在最边儿上。所以，对阿部规秀他看得最清楚。 被围的阿部规秀在做什么？ 我们可以有各种推测，比如这位中将可能会声嘶力竭地呼叫部下顶住，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也可能对着电台狂叫，要求东边不远的110师团桑木师团长“看在党国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当然，也有可能一脸从容地盯着部下冷然道：“慌什么？” 在这个六岁的孩子眼里，阿部规秀和上述动作都不沾边，这个鬼子官儿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就不老实了，不断地在堂屋里踱来踱去，踱来踱去，活像他们家拉磨的驴…… 难怪陈老汉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时候的阿部规秀，其实已经没多少事儿可干了——第2混成旅团已经从突围转入阵地防御，下达怎样组织防御命令并不需要他这个旅团长亲自来干，应该是旅团参谋们做好方案，他签字就是了。各部都在和八路军的激战之中，整个战场唯一的变数就是东西两路日军与八路军杨成武谁先和阿部规秀碰面的问题了。 这八路真不是好对付的，闹不好，就先来问候阿部中将了。 2001年，萨曾与日本历史学者、京都中国归国者联谊会会长伊藤秀夫谈起过阿部规秀。伊藤在战争时代仅仅是个普通步兵，但战后曾对侵华日军作过较多的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阿部规秀在日军中属于一个比较另类的将领。他属于少壮派军人。但是与打仗相比，其更大的特长在于接触政界，力主军人干政，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伊藤曾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当时日语不佳，不是很明白，大致听懂的是这家伙曾参与过组织二二六兵变的小集团活动，但是政变发生的时候却袖手旁观。这一点即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狂热，又说明了他在政治上还比较成熟。阿部在政界人脉深厚，所以二二六兵变后也没有追究他，反而升官甚快（阿部只是陆士毕业，没有上过陆大，能在1939年混上中将军衔，朝里没有人帮忙是不容易的）。可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的朝三暮四，军内许多人对这个火箭干部也有点儿隔膜。以萨看来，这个人有点儿像蒋介石手下十三太保中的丰悌，是那种思想狂热，有才能，受赏识，但与同僚关系一般的人物。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将阿部调任天皇侍从武官的举动。 不过呢，这军人一旦整天琢磨政治，打仗的本行上就不免受些影响。比如，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中大批将领都成了深通政治的专家，趋利避害、党同伐异之类的招数层出不穷，精彩万分，但这些玩意儿，偏偏在战场上对林彪、刘伯承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有位在干休所的网友来信，讲起依然健在的老八路评价阿部规秀，认为这个“山地战专家”在黄土岭一战中，是犯了错误的。 原文如下：阿部规秀的指挥所，就是这座房子。
老爷子们说，鬼子的山地作战能力并不是很高，阿部规秀号称是日军的“山地之花”可能指的是他在山地作战中的战术指挥能力，具体的讲比如图上作业、对地形地势的判断等方面，而且黄土岭地势特殊在没有向导的指引下凭借地图是无法有效地作出正确的兵力运用，还有一点可能是山地限制了鬼子的炮兵运用。日军装备的火炮虽然有些型号是曲射形弹道，但是受到了地形限制使火炮无法完全展开，不少老爷子说一旦失去了炮兵支援日军攻击能力大大下降。
阿部规秀在指挥部队的行军队形为“一字形”队形，这种队形虽然可以使敌人的机枪火力无法有效发挥，可是也极大限制了日军的火力优势，毕竟居高临下的八路军发挥火力上占有优势，而一旦八路军发动冲锋这种“一字形”队列是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队形的。这也是阿部规秀指挥上的一个败笔。
末了老爷子还说真正的山地战专家是杨成武将军，因为黄土岭战役是可以列入军事教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歼灭战。杨成武将军在指挥部队除出现了一些战术上的损失外，整场战役战术指挥无一失误，无论战役决心还是指挥能力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别，老爷子还引用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老爷子着重强调了差别这两个字，老爷子的意思是阿部规秀的战术指挥水平在山地战中确实有一套，只是他遇上了杨成武将军，还有他不了解的八路军，老爷子说完这话时已两眼含泪。最后一句，让萨忍不住一顿，忽然醒悟，今年，已经是杨成武上将逝世七周年了。 “袍泽”二字代表的情谊，自古，就不是军中以外的人，能够轻易理解的。 谢谢，给提供材料的朋友，也给当年曾和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我们的老战士们。 对八路军来说，阿部规秀犯了错误，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日军中恐怕也不乏有人想看这位新晋中将的笑话。 周围被八路军团团围困，援军却迟迟不到，难怪阿部规秀中将与驴子走出了相同的步点。 看了日军的史料，才发现我们在抗战历史上，有些方面还缺乏一些深度。 比如，黄土岭之战，我们一直认为此战八路军打掉了日军一个中将。 参考了日军史料之后，萨骤然发现，其实这一仗，我们打掉的日军中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有人说了，老萨，你可别胡说啊，这是要负责任的。 没错，就是两个中将。萨敢负这个责任，手里也确实有过硬的材料。 一个，自然是阿部规秀，还有一个，是谁呢？ 七 杨成武的炮弹干掉了阿部规秀，还造就了另一个跟着倒霉的日军中将，就是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 阿部规秀临终之时，曾授意部署写下遗书。在这份遗书中，也体现了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偏激的一面——他在遗书中共有三条嘱托，第一条是如果死后获得旭日勋章，希望家人在祭日张挂以为慰灵；第三条是让家人继续为天皇“圣战”效忠。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只有第二条，是要家人联合其生前友好，控告桑木崇明见死不救，称其与自己不合，故此援军迟迟不至，隔岸观火，以致出现黄土岭之败。 桑木是比阿部规秀年长的军人，1936年就晋升中将，曾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阿部规秀等少壮派军人眼里，正属于要推翻的“老朽”一流。而桑木对阿部规秀也不甚看得上眼，因此双方关系一直不好。阿部规秀被围后，如果继续向东攻击前进，可以与110师团会合，但他选择了向后转，向来路突围回去会合自己属下的另两个大队主力，或许就是出于对桑木的不信任。 阿部规秀的控告颇有道理，我们在抗日战争史上经常看到日军数十人即可控制一所县城，有人对此十分惊讶，认为当时中国人太缺乏反抗精神。实际上，这是不了解日军的战术特点。日军在华北等地据守时，因其机动能力远非中国军队可比，故此有一套独特的战法。日军守点的兵力一向不多，其重兵都是作为机动兵团部署，一地有警，日军可迅速利用其控制的公路铁路干线迅速将兵力和重武器输送到出事地点，形成兵力上比中国军队少，局部战场上却总是以多打少的局面。所以，日军遭到攻击只要能够略作坚持，就可以控制战斗的主动权，而中国军队因为机动能力差，往往因此陷入敌军重兵攻击，打又打不过，走又走不过的局面。 这次桑木不能及时赶到，的确是让第2混成旅团吃了大苦头。 事实上桑木确实行动迟缓。不过，他的师团辖区，从保定到唐县也是遍地八路，110师团的部队6日才进入唐县境内，离阿部规秀还颇有距离，而且还是山路，地形复杂，与其长期驻守的华北平原地区很不相同。这种情况下，桑木作为老将比较持重一些也是有的，倒未必真是要看阿部规秀的笑话。 然而，死了一个中将，总要有人负责的。于是，无论桑木怎样呼冤，还是在一个月后被卷铺盖回国，编入预备役，一直到日本战败再未带兵。 冥冥之中阿部规秀总算出了一口恶气——那个八路杨成武命硬，我拿他没办法，克你桑木崇明，总做得到吧！ 桑木：你这是吃不到黄鼠狼吃鸡啊，什么思想境界？！ 不管怎么说，杨成武这一炮，打死一个中将，让一个中将解职，大概是抗战史上最有效率的一炮了。 那么，问题回到阿部规秀中炮上来，既然阿部规秀在陈老汉家的堂屋里，外面又有一扇影壁，他是怎么挨上炮弹的呢？ 陈汉文老汉是此事的目击证人。 阿部规秀踱来踱去了一阵，忽然和陈老汉来了一下亲密接触。 怎样的亲密接触呢？余戈是这样转述陈老汉的说明的：阿部规秀踱来踱去，看来心绪不佳。他踱到陈老汉一家坐的炕边，一只手扶着下巴，低着头，无意识地往炕沿上一靠，站在那儿，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就这一靠，他的军刀刀鞘恰好顶在陈老汉身上！ 阿部死后，八路军曾缴获一口带有阿部家徽的军刀，不知道是不是这口。 这个场景，陈老汉记忆犹新。 好在，阿部并没有顶多久，他又踱了几步，就坐在了长凳上，面朝门外，一言不发。 此时，周围响起了炮弹爆炸的声音，估计就是八路军试射的几发炮弹。 阿部规秀并没有像有些描写那样蹦起来去看，他依然是坐在那里，呆顿顿的。 走出陈老汉的回忆之外，萨有一个推测：阿部规秀很可能此时在琢磨仗打成这个样子如何交待了。战场上有一两颗炮弹爆炸，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将领要去关心的事情。 然而，他不关心并不代表别人不关心。后来的情况表明，一直没有炮火掩护的八路军突然开始炮击，让很多日军军官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旅团部的参谋等纷纷躲在影壁后向外张望，讨论八路军的炮阵地在哪里。在山顶指挥作战的堤纠中佐，更是清晰地看到了阿部规秀指挥所中炮的经过。所以，当八路军炮兵转过来开始对他试射的时候，这位“猛将”毫不犹豫地就跳了枯井，结果捡了一条性命。 就在此时，只听院中轰然一声巨响，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合着弹片从大门狂飚而入，当即将阿部规秀连人带长凳击倒在地！ 也许是因为这个经过太震撼，陈汉文老汉回忆不起来更多的细节（比如阿部规秀中弹后是否发出惨叫）。 他只记得门后的两个日本兵因为门扇的保护显然是没伤着，而阿部规秀是否受伤炕上的陈家人也不知道，屋里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规秀裹起来抱了出去。 然后……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周围却没有任何动静，陈家的人在炕上久久地坐着，却没有任何人搭理。终于，有人大着胆子下炕去看，只见院子周围的日本兵像鬼魂儿一样，仿佛从平地上骤然消失了。 屋里，阿部规秀倒下的地方，也没有血迹。 但是，院子里却留下了一个炮弹爆炸后的大坑，地方，正在影壁和堂屋大门间的两三米空地上！影壁对着堂屋一面，也到处可见嵌入的弹片。 这一炮，只能说打得太神奇了。如果打得稍微靠前一点，在影壁前爆炸，弹片会被影壁挡住，根本不会炸伤阿部规秀。打得偏一点，只会击毁两侧的厢房，还是伤不到阿部规秀，要是远一点儿呢，就掉到房子后面的沟里去了。 按照日方记载，这一炮除了击毙阿部规秀，还毙伤了包括第2混成旅团作战参谋木甑田下少佐等12名官兵。 开始，我对这个战绩深表怀疑，这个炮弹怎么威力如此之大？要达到这个效果，除非是直接打到人堆里去。 还真让老萨说对了，正是因为有那块影壁，阿部旅团部的原来分散在院子里的人员听见炮声都躲到了影壁后面防炮，谁知……谁知这邪门的八路愣把炮弹跟扔篮球一样扔到影壁后面来了！ 影壁和堂屋之间只有两三米的距离，躲了一大帮人，这个地方扔个炮弹下来，只炸着十二个，那还算是少的呢。 陈老汉家的房子一点儿事儿都没有，至今已经七十年了，那所挨过炮弹的房子屹立如初。 是不是修过？余戈问老汉。 老汉牢骚大了，政府不让我翻盖，又不给钱帮我修！ 之所以出现这个只杀鬼子不炸房子的效果，大概跟八路军的炮弹有关系。
八路的迫击炮弹是自制的，据我听老兵工说当时是用白铁皮焊接制作的，为了增加爆炸威力和破片，在炮弹中间插一根空心铁管，在炮弹上用锉刀锉出沟纹。 这样的炮弹主要作用是杀伤人员，如果不是直接命中，对建筑物的破坏作用倒不大。可以想象炮弹在陈老汉家门前爆炸后，撕裂的白铁皮弹片就像一把把飞舞的长刀一样漫天飞舞。也真够鬼子开眼的，也许个别精通汉学的日本兵还会想起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来…… 阿部规秀的腹部被弹片豁开，下肢多处负伤，经抢救无效，在当晚死去，成为日俄战争以后，日军第一名在战场上被击毙的中将。 感谢余戈，深入实地的采访，让我们知道了这一战最关键的一幕，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最后，说一个也许大家感兴趣的经济问题。阿部规秀死了，日本陆军曾表示“厚加抚恤”，那么，这笔抚恤金是多少呢？ 恰好在阿部规秀阵亡的文件附件中发现了一则抚恤说明，其中提到：按照当时日本首相米内光政的批示，阿部规秀共为日本陆军服役32年，所以阵亡后从优发放16个月的薪金作为抚恤金。 阿部规秀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是日元四百八十三块三毛三。 那么总的抚恤金金额呢？最后经过调整核算，共发给了他家七千七百三十四日元。 忽然想起来，看见某公司的职员打官司，说是自己给公司干了十年，老板解雇了他才给了十八个月的工资，太少了，至少要二十四个月的。 二十四个月的工资，一千二百万日元，不能再少了…… 估计阿部规秀中将听见这句话，能气得从坟里爬出来。 中日骑兵的决死之战 导读：拼死突出重围的中国骑兵，忽然发现，一直寻找机会和自己交手的日本骑兵就等在前面。 上 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曾和日军骑兵展开过一场殊死较量。 说起来，这场战斗，《中国骑兵》里面曾经作过介绍。按照书中的写法，这一仗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冀南四二九大扫荡中，冀南军区总部机关被日军包围，一二九师骑兵团在王行杖村拼死冲杀，在日军的封锁线上劈开一条血路，掩护总部突围到达大辛庄。此时，后方敌军的包围圈中传来冀南财校学员拉响手榴弹自尽前高呼“民族自由万岁”的声音，前方大批日军骑兵正在集结，组成新的封锁线。 军区参谋长范朝利（1955年开国中将）下令不惜代价立即突围。 “突破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团，让我们的骑兵去对付鬼子的骑兵。”骑兵团长曾玉良这样回答范参谋长。 两国骑兵的战斗开始了，书中是这样描写此战的：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如今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
曾玉良团长命令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列好战斗队形，军刀出鞘、战旗飘扬，摆出准备列队冲杀的姿态。同时又把全团的十二挺机枪和二十一团的步兵都埋伏在两侧的道沟里，等待命令。
骑兵团只有轻机枪，而且骑兵乘马射击的时候是没有副射手的，可现在，团长给每挺机枪都配了两个助手。他的命令是：“战斗没结束，机枪不许停，用最猛烈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
过了不一会儿，鬼子骑兵来了。好家伙！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足有一个大队、三四百号人马。
在平时，日军骑兵也就是担任侦察、追击任务，很少有机会和对方骑兵对着干，现在一看见对面是同行，立刻兴奋起来，再看见八路骑兵摆出了正规的攻击阵型，“哟西，哟西”，顿时更加激动。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当兵的“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意思是要和八路军比一比业务水平。
八路军的军旗是摆在队列中间的，而日军却不同，先导旗在边上。六个鬼子军官骑马站在最前面，戴着白手套，举着大马刀，上下左右地比画一番，率领身后的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架势确实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这也难怪，骑兵是日本的贵族兵种，人家的骑兵中尉西竹一男爵还在1932年的奥运会上得到过一枚马术障碍赛金牌，做派当然十分讲究。
刘金魁的眼尖：“哎，哎，看见没有？鬼子骑兵冲锋是不戴钢盔的呀！”
还真是的，日军骑兵都把钢盔挂在马鞍上，戴着顶布帽子就上阵了，难道他们的脑袋不怕马刀？
“还别说，人家小鬼子排队就是好看。”八路军骑兵们议论纷纷，像是在搞业务观摩。
也有不服气的：“嘁！他们也就是马儿好，换了我骑上大洋马，比他威风！”
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成快步行进，速度加快，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可是八路军这边却还没动作，都老老实实地站着。小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捡便宜了，“杀”，一声喊就开始冲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二十一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
子弹像刮风一样扫过去，跑在前面的鬼子骑兵全部被打倒。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有效的躲避，后面的马匹立刻被绊倒了不少，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乘骑射击，徐步走！”现在，轮到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全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士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掉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一仗，被打垮了的日本骑兵指挥官让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中将训得狗血喷头。那位说了，既然《中国骑兵》已经写过这一战了，你老萨还罗嗦什么呢？ 架不住这次回京，和作者碰上，谈起此战，才发现，这位老兄藏私不少。 其实，这一战背后，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挖出来呢…… 中 大辛庄之战中日两国骑兵的对决，虽然精彩，但看完以后，多少会产生两个印象。 第一，有点儿不太过瘾。怎么双方骑兵没有拼马刀呢？你日本骑兵不是已经摆了拼刀的阵势么？怎么受了些伤亡就不拼了，掉头就跑了呢？不过瘾。 第二，这日本骑兵怎么有点儿傻不楞登的？让八路钓鱼一样就给打了。虽然有些胜之不武吧，可要鬼子都这个智力水平，抗战何须打八年？ 跟作者聊过之后，才明白，这两个印象，都是错误的。 特别是第二条，这次鬼子吃亏，绝非因为傻不楞登，恰好是因为聪明得很。与当时的中国军队相比，二战中的日军是一支战术素养甚高的精兵，其官兵平均教育程度甚至超过美军，军官的训练尤其严格系统，虽然有时死板了些，但很少犯战术上的低等错误。这样的部队，要让他们送上门来挨打，并不容易。 鬼子只是没想到八路军的指挥官更聪明。 这个八路军的指挥官，就是129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 曾玉良，河南固始县人，出身四方面军红三十军，是西路军硕果仅存的少数干部之一。1936年，经过和马家骑兵的迭次血战，西路军最后的余部冲破重围，到达星星峡，与新疆友军会合。就在他们抵达的当天，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发动叛乱，试图夺取星星峡。不料守军中突然多了这支百战猛虎般的红军部队，结果尧军纷纷被缴械。这一战中担任军作战参谋的曾玉良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他和周纯麟（开国少将，《血战河西走廊》的作者）以少校身份在喀什接受苏联哥萨克顾问的骑兵指挥训练，1940年开始担任129师骑兵团团长，1943年在山东曹县战斗中牺牲。 打过西北骁骑马家骑兵，缴过半骑兵半摩托化尧军的枪，又专门研究了三年骑兵战术，在抗战中指挥129师骑兵团纵横冀鲁豫，称曾玉良是八路军中的骑兵专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如果说曾玉良是八路军中的骑兵专家，那大辛庄之战中的日军骑兵，就应该称作是“打129师骑兵团”的专家。 大辛庄之战的日军为日本陆军骑兵第四旅团，是129师骑兵团的老对手了，当时的旅团长为小原一明少将。 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投降的日军中，唯一一个骑兵旅团就是这个骑兵第四旅团。该旅团也是日军骑兵中始终保持全乘马建制的唯一一个旅团，非常适合复杂地形下的机动作战。日军战败时第四骑兵旅团的位置在河南偃城。事实上，从1942年开始，除了豫湘桂作战期间该旅团曾被抽调参战以外，大部分时间这支日军骑兵始终驻留在河南。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129师骑兵团的存在。尽管敌后环境十分艰苦，但129师骑兵团始终在敌后坚持作战，行踪飘忽，神出鬼没。由于这个“共产军骑兵集团”（日军对该团的称呼）机动性好，战斗力极强，一般日伪军部队难当其缨，日军不得不将这个骑兵旅团放置在河南，以求抓住战机，消灭或至少达到限制其活动范围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说，以一个骑兵团牵制一个日军骑兵旅团，129师骑兵团在抗战中的功绩已经堪称傲人。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始终以攻杀八路军129师骑兵团为主要任务，所以对骑兵团的情报搜集十分充分，对其作战特点，兵力战斗力十分清楚。 正因为这一点，鬼子才在大辛庄栽了个大跟头。 这一仗滑稽的地方是该抡马刀的玩起了枪，该玩枪的却抡起了马刀，结果本来是必胜的日军骑兵反而吃了亏。
根据萨在日本查考该旅团的作战资料，与大辛庄之战相对应的应该是日军记载的“黄沙沟遭遇战”，参战日军为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十六联队。该战日军没有记载己方损失数量，但参战日军将当时被打死的战马马鬃割下，在爱知县丰桥市王崎町建立了一个“愛馬の鬣”纪念碑（日军投降时将马匹交给中国，也曾割下马鬃带回国到此碑下焚毁纪念。1988年曾重写碑文），由此可见当时日军的伤亡不在少数。 大辛庄一战，应该说129师骑兵团是被迫应战。 实际上，在这两支骑兵部队双方经年累月的斗智斗勇中，很少出现面对面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曾玉良团长始终努力回避与骑兵第四旅团的正面交锋。倒是鬼子一直追求和骑兵团“堂堂正正”拼上一次马刀，比比业务水平，却始终不可得。 只有两次骑兵团主动去碰骑兵第四旅团的局面。 一次是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带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在山东曹县与第四骑兵旅团遭遇。因为部队新兵较多，战斗力和战术组织都不好，被包围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最后朱程司令员等都牺牲了。这一战骑兵团奉命救援，可惜还没赶到朱司令已经战死了，否则和第四骑兵旅团的一战无可避免。 另一次就是大辛庄，这一次也是狭路相逢——军区总部就在后面，这个时候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了。 说起来，129师骑兵团在骑兵中是一支当时已经很少见的轻骑兵，主要业务还真是拼马刀。 所谓轻骑兵，就没有护甲，依靠高机动性攻击敌军，是依靠马刀和马枪与敌进行骑行作战的骑兵部队。在近代骑兵分类史上，这种在马上与敌人作战的骑兵，除了依靠高机动性攻击敌军的轻骑兵，还包括有具备一定的护甲，依靠马刀解决战斗的剽骑兵；有较厚护甲，使用火枪的胸甲骑兵等。随着战场火力密度的日益增强，已经没有能够保护骑手全部要害的护甲。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轻骑兵以外的马上作战兵种都已经消亡，连轻骑兵也成为淘汰边缘的兵种。代之而起的，是骑马行进，下马作战的枪骑兵。 应该说这种结合了骑兵高机动性与步兵密集火力优点的枪骑兵，是当时骑兵较为先进的作战方式。八路军华北各部中，冀中军区骑兵团、冀南军区骑兵团等部，都是枪骑兵。唯独129师骑兵团是轻骑兵，也唯独这个骑兵团在敌后坚持了下来。 落后的兵种反而更有生命力，说来有些奇怪。这是因为，枪骑兵有一个致命弱点——战斗开始前，至少要分出三分之一的人员去看马。这首先减少了部队战斗人员，而且如果没有稳固后防，马匹所在之处就是敌军攻击的软肋。 其实，萨个人认为枪骑兵在抗战中最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上面所列出的部分，而是它使整个作战的体系变得复杂。对于八路军骑兵来说，敌后机动作战需要极端的简练、轻捷，任何与这一原则相违背的战术都会在严酷的战场环境中遭到淘汰。一人一骑，说打就打，说走就走，作为轻骑兵，129师骑兵团这个优点使它能够生存下来。 当然，轻骑兵在密集火力面前的致命弱点，使骑兵团不得不承受战斗中的重大伤亡损失，这个团抗战中团长、政委、各连连长牺牲负伤的名单令人触目惊心，就是这个原因。 日军对骑兵团的情报做得很细，当然知道这是一支轻骑兵。 相对说起来，日军的第四骑兵旅团，倒是一支更为先进的枪骑兵，作战时主要是玩火器的。 既然如此，我们干吗回避和他拼马刀呢？ 原因也很简单，知己知彼，日军作八路的情报，八路也作日军的情报。这骑兵第四旅团虽然是枪骑兵，但日常马上作战的训练水准也很高。要和骑兵第四旅团拼马刀，八路军还真未必能占到便宜。八路军的骑兵团是专门欺负鬼子步兵的，有软豆腐吃干嘛跟你的硬石头碰呢？ 这让我想起了和一位北京老刑警的对话，萨曾说他抓捕某个“江洋大盗”的办法有些不过瘾，应该堂堂正正一战，以飞贼的手段破飞贼，让人家输得口服心服。人家老警察一愣，问我：“咱是警察啊，让他输得口服心服，有必要吗？” 是啊，咱是打鬼子的，跟你“堂堂正正”比业务水平，有必要吗？ 下 其实抗战中和日军骑兵的对决，还真是发生过几次。国民党军的马家骑兵曾在淮泗和日军骑兵碰过一次，那一仗在内战中堪称反动透顶的马家军打得十分惨烈顽强。虽然给日军造成了较大损失，但马背上长大的马家精骑，竟然干不过日军的枪骑兵，的确有点儿让人奇怪。最后发现问题出在马刀上——马家军的马刀比日军短一截，质量上也有差距，打起来吃了不少亏。 为了这个原因，西北工匠精心改进，用“河州刀”工艺为抗日骑兵重新打造战刀。因为做工精细，用料考究，马家军骑兵抗战后期的军刀现在都被作为工艺品收藏。 不过，此时马家军也改进战术了，与日军作战从乘马冲锋改为乘马接近，下马作战。这样缩小了目标，在作战中大大减少了伤亡。只是，这个战术指导下，骑兵对杀也就没有了机会。 真正骑兵对杀击败日军的经典战斗，据说是新四军打过的，据记录，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骑兵1942年曾在沙山集和日军骑兵拼过一次马刀。那一仗日军一个骑兵联队级别的骑兵部队被砍得落花流水（不过也有记载，称这一仗打的是伪军，具体情况，尚需进一步考证）。打这一仗的，就是曾玉良的老搭档周纯麟。这位同样是哥萨克训练出来的骑兵专家到了新四军四师，给该师也训练出一个骑兵团来。 能打赢这一仗，究其根本，除了技战术水平以外，新四军骑兵使用了被称作“雪枫刀”的新式军刀是一个重要原因。 八路军的骑兵部队，经过曾玉良团长1940年10月开始的正规化训练，虽然在战斗素养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备和日军骑兵对面一战的能力。但是，这个骑兵第四旅团是日军的王牌骑兵部队，1901年在丰桥编成，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有正面击败哥萨克骑兵的战例。从1931年起，该部一直在我国作战，曾与马占山、吉鸿昌、傅作义等部交手，马上战斗经验丰富。其使用马匹均为经过改良的高头大马，即所谓“东洋马”，八路军使用马匹则较为驳杂。由于我国古代培育马种的技术存在缺陷，这些马匹质量并不好，先天上有所不足，骑兵团最好的马匹是缴获的战马。 在不断的敌后奔袭征战中，八路军骑兵团的补给远不如日军，无论人还是马的营养、休整都难以保证。特别是129师骑兵团是当时在敌后坚持的唯一一支团级建制骑兵部队，对日军威胁很大，已经形成一种象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和日军拼一个一比一，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而且，在大辛庄之战前，骑兵团刚刚经过在王行杖村的血战，为军区机关在敌军封锁线上硬砍出一道口子，兵力损失很大。《中国骑兵》书中主人公“大刘”的战马在战斗中重伤而死。（抗战中传遍冀鲁豫、著名的战斗口号“共产党员集合”，就发生在这一仗战骑兵团突击王行杖子日军阵地的战斗中。） 当时骑兵团共有四个连到达大辛庄，但经过几个小时激战的部队已经兵力锐减，人困马乏，连平时当作宝贝的骑兵斥候侦察员，都补充到了战斗部队。 与之相对，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第26联队是新锐之师，以逸待劳。这个联队共辖三个骑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和若干联队直辖单位，定员950人，齐装满员。大辛庄之战时该联队还附一个迫击炮中队（使用缴获的迫击炮装备）。从实际作战来看，日军参战骑兵四五百人，除去机动性不够好可能没跟上的迫击炮中队和机关枪中队以及留守人员，可能这个骑兵联队的主力都上阵了。 这种情况下与敌作硬拼显然不是很好的选择。 根据从档案中找到的材料，这时曾玉良团长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战术决定，他下令两个连的骑兵列队，做出要向日军冲锋的架势。 日军骑兵第26联队的指挥官立即就相信了。 这是因为日军很熟悉129师骑兵团，知道这是一个轻骑兵团，是以骑乘作战为主的，曾玉良这个阵式，完全符合轻骑兵团的典型攻击战术。 他不知道曾玉良团长把其他的两个连和配合作战的二十一团部队全部埋伏在了战场侧面和后方，而且下了一个战斗一开始就把子弹打光的死命令。 土八路一向吝惜子弹，有打三枪就开始冲锋肉搏的老传统，曾团长下这个命令，明显是今后的日子不打算过了。 从这个命令来看，曾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过用马刀去冲骑兵第26联队，他是在赌博。 赌的是日军骑兵的骄横。 以日军的部队编成而言，如果八路军骑兵冲过来，他们应该下马，趴在地上放枪，这才是枪骑兵的标准战术。虽然不好看，可要真这样打，在日军密集的火力下，闹不好曾玉良得付出半个骑兵团才能轮到朝日本兵劈马刀的机会。 但是，用《中国骑兵》作者的话说，日本骑兵是贵族化的部队，动不动抓一个指挥官就是奥运会选手，极有兵种自豪感，曾玉良摆开这个阵式，足以让日军指挥官丧失理智。 骑兵第四旅团上一次和中国骑兵拼刀，要上溯到抗日同盟军时代，在多伦要和吉鸿昌对砍的“茂木骑兵旅团”，就是这个第四骑兵旅团。 吉鸿昌是中国将领中的异类，从骑兵第四旅团角度说，除了吉大胆，还真没有哪个中国骑兵将领敢挑战日本骑兵的刀术水平。现在，虽然已经改编成了枪骑兵（用更传统的说法，应该叫龙骑兵），但骑兵第四旅团的马刀功夫一点儿没有撂荒。现在看到土八路居然也玩起了马刀，日军指挥官放着好好的防御阵地不用，毫不犹豫地把骑兵冲锋的引导旗举了起来。 虽然是赌，但曾玉良不会输，他赌的是对日军作战特点的充分了解。（大不了你不上当老子下马跟你打就是，反正我不会亏） 日军指挥官也不认为自己会输，用参加此战的《中国骑兵》书里引用老八路的说法，这鬼子的队列排得比我们还正规。 而且，作为比拼冲击力的兵种，日军很专业地率先发起了冲锋，冲到一半，八路的骑兵还没动窝呢，这种速度差在双方进入对杀时将给八路军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万没想到，等日军骑兵冲起来，已经不能改换方向的时候，八路军的机枪响了…… 八路：咱们比划比划，我用刀，你用枪好了。 日军：不成，我也要用刀。 八路：用刀我们练过，你那两下子不行，还是用枪吧。 日军：我也练过，我一定要用刀！ 八路：那……成，你用刀不用枪，说好了？ 日军：一言为定，我们用刀，咱们来拼啊！ 八路：不许反悔啊，谁反悔谁是小狗。 日军：决不反悔，谁反悔谁是小狗！ 嗒嗒嗒嗒…… 日军：你……臭讹！ 八路：我用刀，可没说我不用枪啊。 本来是枪骑兵的日本骑兵硬要用轻骑兵的打法冲八路，结果让本来是轻骑兵的八路用枪骑兵的法子给打了…… 这个结局足够编成绕口令了。 被打的日军犯了第二个错误。 日军骑兵指挥官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挨了打之后忽然想起自己是枪骑兵来了，丢下死伤者准备返回原阵地用该用的战术和八路继续打。 查资料发现，骑兵第26联队甚至还有一个辖有四门山炮的独立炮兵小队呢，要是早下马作战，哪里会吃这样的亏！ 问题是此时日军损失惨重，队伍大乱，这样的命令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此时，八路军骑兵团已经全体拔刀冲上来了。 日军和中国足球队经常干的事儿一样，临时变阵的结果就是把糟糕变成了更糟。 说起来，战斗打到后半段，曾玉良团长指挥的129师骑兵团又恢复了轻骑兵的风采，真正准备和日军拼马刀了——但是日军却拒绝了。重新布置战线来不及，马上拼杀没了速度，特别是部队已经混乱失去控制，日军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跑了之。被八路军突破了封锁线，日军用一种最糟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拒绝。 所以，战后总结时，土桥中将责备这一战中的日军骑兵指挥官时，不说他不如八路勇敢，也不说他缺乏战术素养，只说他不如八路军的骑兵指挥官“聪明”。 这个八路军的骑兵指挥官，说的就是曾玉良团长。曾玉良团长在1943年率骑兵团攻击协助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大汉奸孙步月时不幸阵亡。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考虑到曾玉良团长的老搭档，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开国时授少将军衔，曾团长的牺牲，可以说意味着损失了一个开国将军。 八路军“错杀”五千敌军的清丰之战 导读：宋任穷将军恐怕要说：不对啊，我好像也就消灭了他一千多人。 一 看中日两国的抗日战争史料，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就是双方公布的战果和损失往往对不上号。比如，台儿庄战役，我军宣布歼敌两万余人，日军只承认损失一万挂零，整整差了一半。要说日军造假，可那数字也精确到个位，要说国军造假，台儿庄一战日军是来不及带死尸跑的，去了那么多外国记者，也没人说中国的数字有问题；而抗战开始仅仅三个月，日军已经宣布击落中国空军飞机三千多架——这个战果足以让任何军事历史专家瞠目结舌——抗战开始中国总共不过一千来架飞机，其中可以打仗的不过区区305架而已，你就是打死老蒋，他也变不出来三千架飞机啊。 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双方出于宣传目的夸大战果，谎报损失，另一方面也难免统计错误——您能想象八路打了阻击战以后，派个通讯员去找鬼子问：“东边来的，你们死了几个？” 也有些事儿是真说不清的，比如雁宿崖之战，日军咬死了只损失两门炮，可战后土八路记者拍的照片上就至少有六门呢。 倒是日本军事史学者中山雅洋说了点儿靠谱的话，日军1945年战败的时候，曾销毁大批档案，因此，统计数字有问题，是正常现象。 但也不能说战果差异日方的数字都不可信。有的战斗，几乎可以肯定，八路军的战果数字是有问题的。比如，1944年的清丰之战，双方记载的数字有着一半以上的差异，而日方的数字，似乎更准确一些。 有朋友看到这里该奇怪了。老萨，你怎么不信八路信日本鬼子呢？以前你没这习惯啊。 别着急，您慢慢看，这回，我觉得咱还真得信他一回…… 清丰之战，是怎么回事儿呢？ 话说此战发生在1944年，具体的战斗历程，根据我方史料，应该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指挥打的，经过大体如下： “1944年5月29日，宋任穷同志了解到日军纠集冀南道及下属13个县的伪保安队，欲重占清丰并实施抢粮的企图后，为了保卫群众麦收、打击敌人并粉碎其抢粮计划，遂果断决策，发动组织了清丰战斗。命令第八军分区7团，由范县龙王庄强行百里，奔袭清丰县城。清丰战斗，毙日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等7名日军顾问和冀南道‘剿共’第1军军长李铁山以下伪军官兵200余人；俘虏新民总会顾问福田稔、冀南道联络官河本定雄、肥乡县顾问竹腰常三、成安县顾问田本代助、河北省技术顾问北岛熏和日军独立第1混成旅团参事等10余人及冀南道伪道尹薛兴甫以下13个县的伪县长和警察所长40余名、伪军1500余名，解放了清丰全境。清丰战斗是冀鲁豫平原抗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毙俘日伪军人数多、官阶高、牵涉面广、影响大，使敌人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日军防卫厅披露：‘清丰战斗的失利，是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冀南道的保安队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这个战斗有不少没说清楚的地方，咱们得批评批评八路的同志，写战报太不认真了。 指挥战斗的人员，仅仅提了一下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司令员，其实，指挥这次作战的八路，个个不是省油的灯。 宋任穷下决心打这一仗，具体指挥的却不是他，而是他麾下刚成立的第八军分区。八分区司令员叫何光宇，开国少将，最终职务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但他手下有个担架营的军官很特别，任务固然完成得好，但行军居然把手枪丢了！何光宇大骂这个军官一场，下来却提升他做了营长，因为何觉得这个军官工作完成得好，认错态度诚恳，人也诚实，有培养前途。 这个军官叫田纪云，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 何光宇部下比自己名气大，他的政委比他的部下名气更大，这个人就叫万里。 参战攻城的主力第7团，号称“老七团”，起家于红一军团，资格老得可以追到南昌起义，是冀鲁豫军区四个甲等团之一。这个团的团长叫杨俊生，平型关负过重伤，狂得很。杨勇有一次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动不动爱说“老子天下第一纵”、“老子天下第一旅”、“老子天下第一团”如何如何……这里面的“老子天下第一团”，说的就是杨俊生。 不过杨俊生的确干练，打清丰不但率先破城，而且缴了日军的汽车——缴了汽车没司机怎么办？老杨厉害，让支前民兵拿绳子一辆一辆拉着走，愣让他给拉回根据地了！ 日后的杨俊生，是北京卫戍区政委、二炮司令员。 单单一个7团打一座县城有点儿困难，实际上也有不少地方部队助攻，比如四分区的政委张国华就亲自带队来参战。 张国华何许人也？18军军长，1959年西藏平叛的总指挥。 对了，杨俊生的参谋长徐仲禹，是打过大渡河的老红军，退役时是济南军区参谋长，本来也应该挂将星的…… 说实话，一个上将领衔，一个中将助攻，两个少将破城，够给清丰的鬼子伪军面子了吧？估计当地井里都得有黄龙出没，怎么战果上还会有问题呢？ 那有什么稀奇？前两天在日本旧书市场淘到一本《北支那特别警备队战友会报》第7期，里面有个叫富川的日军少佐写有一篇回忆文章涉及此战。富川参加“北支那特别警备队”之前，曾在驻邯郸的日军陆军联络部（又称指导部）担任指导官。1944年5月27日，上级通知他代表联络部去清丰参加指导官联席会议。因为富川正在害眼病，代理部长名取大尉只好代替他前往，结果一去不复返，在八路军的进攻中“散华”。 他在文中提到：“集数年苦心整顿的五千保安队精兵，一朝散尽，从此冀南道局势坏溃不可收拾……” 等等，五千精兵？ 土八路的战报里，击毙日伪军两百多，俘虏一千五百多，怎么也凑不够五千的数儿啊，莫非富川谎报军情？ 带着兴趣老萨找了找资料，结果在日本防卫厅所编《华北治安战》第2册里，真让我找着此战的记录了。 “……于是，从清丰、大名、南乐各县保安队中选拔精兵，在各县（日本）指导官的督导下，部队在南乐、大名集结，编成了兵力四千八百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5月23日进击清丰……”（P387） 哦，还真差不多有五千啊。 再往下看，老萨忍不住要一拍桌子了——这土八路怎么搞的，战果不对啊！ 二 按照被视为日本战史权威资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日伪军在清丰之战中，共出动了约五千二百名作战人员，而战后收容的，不过三四十人而已。如此算来，日伪军此战损失（包括伤亡、溃散、被俘）足有五千，损失率超过99％。 这一仗，打得也太狠了点儿吧？ 是土八路算错了账，还是皇军被打昏了头？ 让我们来看看日本战史中对这一仗是怎么写的吧——日军称此战为“清丰事件”。日本贵族兵种骑兵部队
5月29日，清丰事件发生。这是在日军警备系统调整过程中发生的悲剧之一。根据幸存者的回忆，这一事件的概要大体如下：
河北省翼南道的清丰县以北，是独立混成第1旅团（小松崎力雄少将）的防区，濮阳县以南则为第35师团的防区。当时，由于此处位于与山东省的交界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这里的农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逐渐发展起来，势力不断增强。大名、成安县是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南乐、清丰、内黄、观城、朝城县则划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濮阳县属第四军分区。独立混成旅团采取新的警备方针，5月中开始重新布防，要点在于逐次将分散部署的小部队集中起来设防。这样，不通铁道的清丰县由于孤立被决定放弃。（所谓新的警备方针，即以中国军警［即伪军——萨注］代替日军负责治安良好地区的警备任务）
对此，在支那事变［即抗日战争——萨注］爆发以来，一直在当地从事部署宣抚班、建立县政权、培植新民会等进行努力的各县联络官颇有一些人很不赞成。这是因为，这样将造成坐视有友好关系的中国人［即汉奸——萨注］被消灭的局面，会给中国方面造成重大的心理影响。这不仅是军事上，而且是政治上的败退。为此，川本道联络官努力说服邯郸的陆军联络部部长加藤次郎大佐，决定由中国方面的保安队［指伪军——萨注］单独完成夺回清丰县并据守的任务。于是，在各县联络官的指导下，从各县保安队选拔精兵（主力来自清丰、大名、南乐的保安队），组成了总兵力四千八百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联军，5月23日向清丰县发动进攻，轻易地夺回了这座县城。到此为止，日伪军的进展颇为顺利。不过，其中颇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首先，需要对当地日占区的敌方军政组织作一说明。 在华北日占区，日军控制地方通过三层力量。 第一层是日军部队，这是日占区敌军的主力，例如上面提到的日军独混第1旅团和第35师团。他们的战斗力比较强，是敌占区的防守骨干兵力和机动兵团。但是，日军作为军事部队，无法完成对地方的掠夺，不得不依靠组织伪政权来实施。同时，抗战后期，华北抗日武装日益发展，而日军总兵力有限——连高度近视眼和轻度痴呆都送上战场了，从本土再调兵来不可能，只好靠发展伪军担任守备任务。这些伪军名义上也是在伪政权属下的。例如，文中提到的冀南道，就是汪伪政权在冀南14县设立的伪政权，最高官员为驻邯郸的道尹（就是那个在清丰被抓的倒霉蛋薛兴甫），以下13个县则有县长，均为汪精卫伪政权任命的官员。冀南道所属伪军主要为警备队，即文中提到的保安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刘熙明在《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称冀南伪军有不少是当地红枪会等地方武装收编而成。不过，从日方史料看，除了这些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地方武装以外，邯郸道道尹有一支直属的精锐教导队。这支教导队由日军军官指挥，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组成，骨干均为效忠于日军的朝鲜籍士官与伪满军校毕业生。这支部队也在清丰之战中被歼灭。 不过，所谓伪军和伪政权，由于毕竟是中国人组成，除了少数铁杆以外，对日军的忠诚度极为可疑。即便是肯认贼作父的汉奸，其人品也决定了他们在日军战事不利时必然跑得比日军快。事实上1943年以后华北伪军和警察士气普遍低落，通八路或通重庆根本不是新闻。比如黄敬在1943年11月《对敌斗争报告》中提到“五分区某城伪军五百，关系即占二百……”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也称，冀中高阳一带日占区“各村派往敌碉堡及敌据点之联络员皆为奸党［国民党档案中对共产党的称呼］村级地下党员”。 靠这种伪政权来帮助日军统治地方，那冈村宁次中将近乎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所以，在日军和伪政权之间，还有一层，就是派驻伪政权的日本联络官和宣抚班等日方行政人员。这些联络官们，表面上是顾问的职务，实际隶属于日本特务机关，是伪政权的太上皇，他们才是当地真正的行政主官和伪军的控制者。1942年12月，周佛海曾请求日军更换这些联络官，称他们控制着汪伪省县政治、军事、经济的大权，应该由汪伪方面提名或批准。这一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日方接受。在冀南道，道尹薛兴甫上头的太上皇，就是道联络官川本。那个精锐的教导队，一方面是薛道尹名义上的卫队，一方面是川本控制薛的直属部队。而以下各县，每个县还各有一个县级联络官。 这些联络官由于隶属关系的原因，与日本驻军一军一政，并不互相统属。协调他们的机构，就是加藤次郎大佐主持的邯郸陆军联络部。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日方战史中自欺欺人的一面。从文中可以看到，日军撤离清丰县，完全是因为遭到八路军四面压迫的原因。但日方绝不承认，一面说是在八路压迫下放弃，一面又说是为了实行新的警备方针——所谓新的警备方针，即“在治安良好的地区”用伪军代替日军设防。连日军都从清丰给吓跑了，这地方能叫“治安良好”吗？ 清丰，这时只能叫“遍地八路”，不但八路主力常来常往，而且县大队建起来了，区中队建起来了，武工队在日伪据点周围“横行”。日军撤离没几天，伪县长张裕元就吓得于1944年5月10日弃城逃往大名。此时这个区域的八路异常活跃，清丰之战的同时，四分区还拿下了邱县县城。 不过，轻易夺回清丰的日伪军政人员此时却是士气大振。 川本指挥伪军攻占清丰后，最初时刻防范八路军的反击。但是，尽管敌军严密设防，八路却似乎毫无战意，一派平安无事。一连数日，日伪军的警戒逐渐松懈下来，觉得八路不过如此。此时，恰值各县日军联络官的例会会期，既然各县的太上皇都在，川本索性把这个本来应该在邯郸开的会搬到清丰来开了。 “此后，中共方面一无反击，因为各县的联络官云集于此，为了鼓舞士气，干脆将5月的联络官例会改在清丰县城内进行。28日晚，陆军联络部部长代理名取正雄大尉、道公署薛道尹在冀南道教导队三百名官兵的保护下来到清丰。” 太上皇们要开会，各县的伪县长和警察所长们纷纷收拾行囊，也赶来清丰。小小的清丰县城周围，挤了差不多五千人马，一个道尹、一群太上皇还有十三个县的县长和警察所长，真比赶集还热闹。 然而，皇军不知道的是，八路打仗，从来都是乘你不备照后脑勺上砸的…… 26日，在得到准确情报后，八分区首长命令7团团长兼政委杨俊生，参谋长徐仲禹率部出击清丰。一说八分区当时新建，老上级曾思玉也参加了指挥。为了攻击更加有效，除了请调四分区一部参战，清丰、南乐、观城、范县县大队配合（鬼子搞剿共联合军，咱们也联合一把），另将分区的宝贝炮兵连、特务连统一交给了“老七团”，一旦攻城不下，就准备拿炮轰。 当时八路军炮很少，炮弹更少，一个团打五千敌军的仗，居然把炮推到前沿去打，要是拿不下来，土八路曾司令员以后是不准备过日子了。 7团于1944年5月28日，从范县龙王庙麻口出发，日行140里，黄昏前到达距清丰城30里之六塔，稍事休整，协调友军，即下达攻击令。当晚10点，杨俊生兵临城下。 一天跑了一百七十里，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长途奔袭能力。 但是，鬼子也不是吃素的，杨俊生虽然隐蔽，行动还是被日军发现了。发现八路军向清丰移动的，是日军驻大名警备司令藤坟大尉。 对于八分区炮兵连是否参加战斗，史料仍有分歧，不过土八路打清丰的确是用了炮。这倒也不稀奇，老七团就有炮，而且是两门，是该团的王牌武器加招牌，王外马甲兄在《中国骑兵》“插花楼之战”中描述过这件事：马甲兄在插花楼之战中，也提到清丰战斗中参战的特务连，那个连的战士在朱老家村攻坚的时候曾经用缴获的日军毒气弹发动了八路战史上大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宗的化学战。 《中国骑兵》的战斗描述写得精彩，但也给老萨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他详细地描述了老八路和土八路的区别。每次老萨把129师或者杨成武独立团的老底子称作土八路，总是遭到质疑。其实，老萨的意思是当时的八路无论老的还是新的无一不土，要找洋八路只能去看白求恩，但打起仗来别管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这些土八路照样收拾不误。这个土，足以名传千古，光荣无比。 三 八分区当时新建，老上级曾思玉也参加了清丰之战，上一段文字中，萨曾对曾思玉司令员是否指挥了清丰之战表示怀疑，不过有朋友告诉我，老萨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曾思玉司令员和他的搭档段君毅政委（后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正是清丰战役的指挥者，反而是我认为参加了清丰战役的万里当时还没有到八分区。 这位兄弟并引经据典指出了曾思玉中将的回忆中提到过此战： “1944年5月中旬，我和段君毅带领部队从保卫麦收战役胜利地返回到颜村铺。这时，我们就接到清丰县基干大队付学楷、政委李斌送来的情报，要求我们消灭日本顾问团，解放清丰城。段君毅政委一看，非常积极主张攻打清丰。他一再说：‘曾司令，这是一个好战机，抓住这个战机，消灭日伪军，解放清丰城，武装保卫麦收。’我同他说：‘段政委，我们一面上报军区，一边调动七团，分区特务连，炮兵连到六塔集结，由七团政委杨俊生、参谋长徐仲禹统一指挥。乘敌立足未稳奇袭清丰城。’” 感谢提供资料的朋友，您看，这么一补充，这一仗的面目是越来越清晰了。 话说八路虽然行动隐蔽，但日军的耳目也很灵便。就在杨俊生率部到达六塔的同时，驻大名的日军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集结。土八路大举活动，如果换在1942年，估计日军会立即组织个扫荡什么的。可现在是1944年了，已经被打得没了锐气的皇军轻易没有这样的勇气了。29日，大名日军警备队长藤坟大尉匆忙赶到清丰，报告八路要来的消息，请求在清丰的日伪军立即撤离。 不过，正因为拿下清丰城而得意洋洋的川本等人根本听不进去。 日方史料如是记录： “29日，道尹［指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萨注］亲自安排县城的警备部署后，与各县联络官在原警备队队部召开会议，讨论粮食、棉花的收买，清丰县的布防等问题。会议进行中，大名县警备队的藤坟大尉带着一个小队的警卫部队紧急赶到清丰，请求各部火速撤离。但是，意气风发的各联络官拒绝了这份好意，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当夜，当大家都睡着以后，中共军的袭击突然开始了。” 从这一段来看，日军也有一个小队（50—70人）参加了清丰之战，并在战斗中被歼。根据《北支那特别警备队战友会报》，藤坟大尉曾被用担架抬到邯郸汇报战斗经过。此人叫藤坟，看来或许祖上就善于“腾坟”给战友…… 而中共方面的材料曾经提到，这批日伪官员是在清丰研究抢粮问题，打清丰主要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抢粮计划”可见对敌方动向了解极为准确。 至于为什么这样准确，恰好材料中提到进攻清丰的战斗中，有地下党里应外合。 至于清丰城里为什么有地下党，想想那里集中了好几千伪军，要没有八路的“关系”，那才叫奇怪呢。 战斗打响了。 《攻克清丰城 全歼日伪军》是这样讲此战的：
7团2营5连发挥了夜战、近战、巷战的特长，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迅速从清丰城东北角架梯登城，打退敌人七次反冲锋，巩固了突破口，其他部队也陆续拥入城内，敌军龟缩在伪县府小寨内，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
为消灭这一顽敌，7团2营5连在副连长陈景玉带领下，组织4班、5班十八勇士，担任突击组，他们奋勇突进围寨，向敌碉堡投掷手榴弹。这时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向突击组扫射，当场有九名战士壮烈牺牲。5班长段玉生、4班长齐鸿臣同战士张金祥、王金宝、王中得等冲上去，他们先后也被敌人射中，倒在血泊中。在只剩六人情况下，尽管浑身是血，仍坚持同敌人拼搏，坚守住突破口，粉碎了敌人的突击，把敌人压缩在寨内房子里，直到副连长带着第二梯队冲上去，他们又继续向敌人冲锋，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其余残敌见势不妙，仓皇向西北突围逃窜，我7团4连、6连和清丰、南乐基干大队予以当头阻击，在旷野中，以猛烈炮火，全歼敌人，无一漏网。至上午10时，清丰城日伪军全部被消灭干净。看来，这一仗土八路是动了炮。 而日方《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叙述此战的：
保安队各部试图在城墙上布防的时候，整个县城已经被团团包围。随后，双方在全线展开激战。半夜3点，东关首先被突破，中共军冲进城内。在这种情况下匆忙调集的保安队乱作一团，东逃西窜，完全丧失了战斗意识。不久，名取大尉下令利用天亮前的黑暗掩护，全体开始突围。
但是，被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向外突围是十分困难的。到第二天晚上为止，已经打到最近的南村集（南乐南方约10公里）的日军增援部队，能够迎出来的人员不过日本人8名［应该包括那名命大的藤坟大尉——萨注］，保安队员三十余名而已。从双方对战斗进程的描述来看，都是东关先被打下，随后日伪军试图突围，结果在突围途中被全歼（五千多日伪军突围合计三四十人，似可算全歼）。只是双方描述的要点不太一样，八路军对战斗中的功臣烈士描述较多，特别强调了攻打敌军最后据点县府大院的战斗，而日伪方面强调破城前后伪军的混乱。 不过，从战斗过程中可以看出几个有趣之处。 首先，那位薛道尹的“亲自”布防，水平很成问题。他把部队放在城中，却没有认真防守可作工事依托的城墙，在已经有警讯的情况下依然摆这样一个“鳖在瓮中”的阵法，属于哪位兵法家传授，实在费解。在讨论此战时，有朋友认为，进犯日伪军大约五千，当时的清丰县城可能驻不下。但是，也有一位清丰籍的朋友给我来信，认为当时日伪军都住在城内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抗战前清丰颇为繁华，城虽然不大，但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叫做普照寺（原名圆明寺），还有几所学校，最大的是清丰师范，都可以驻兵。特别是1944年5月，因中日两军在清丰反复拉锯，居民大多逃跑，日伪军并不愁住宿之处。他家本住清丰南关，仗打完了他祖父回家看房子有没有打坏，发现房子都被马草和粮食塞满。原来是伪军打清丰，怕八路军坚壁清野，携带在四乡征抢的粮秣，人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批东西后来都被八路分还给老百姓了。日伪军还从邯郸拉来了戏班子（估计是那位薛道尹带来的），打完仗南大街上到处扔着锣鼓响器和行头，但戏班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明明日伪军四五千，面对一个团为主力的八路却觉得到处都是敌人，被“重重围困”。 当年国民党军新1军在东北有被俘的军官不服气，说土共每次都是几个打一个，凭着人多。有位明白人张正隆先生说了，进东北的时候国军可比共军多，这种情况下老是让人家几个打一个，只能说双方的指挥水平的确有差距。 这回，曾思玉、杨俊生是不是用兵如神暂且不说，日伪军跟中国足球队一样的布防水平倒是大有帮忙的意思。 日伪军布防的混乱，还在于其指挥系统的紊乱。从实战来看，八路军攻进清丰后，伪军基本失去指挥。那位薛道尹的指挥能力再没体现，实际指挥战斗的是邯郸日本陆军联络部来开会的名取大尉——此人既不是那支“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的指挥官，也不是薛兴甫那支战斗力还不错的卫队的指挥官，连清丰城里最大的日军成建制部队，大名来的那个步兵小队也不隶属于他。他可能仅仅因为军衔和官职最高，被临时推举为指挥官，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螃蟹钓桅杆——悬空八只脚，大概指的就是名取大尉这个情况了。 这要能打好才怪呢。 从记录来看，八路军打伪县府还是费了些力气，这应该也不奇怪。因为薛兴甫那个“三国混成”的卫队，还有藤坟那个日军小队，肯定都在这儿。说起来也有好几百兵力呢，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被打乱了阵脚，闹不好真能死扛一阵子。 说着说着，忽然发现，这名取大尉是“散华”了，那藤坟大尉怎么跑出来了？ 都是大尉，这命怎么就不一样呢？ 四 根据藤坟大尉自己的描述，当战斗进行到城内的时候，名取大尉命令突围。当时行动的序列是以藤坟大尉的一个小队日军当先，薛道尹的卫队保护各位昨天还“意气洋洋”的联络官们随后跟进。 在和八路军交手之前，藤坟大尉的部队首先和塞满街头的伪保安队发生了冲突。这些失去指挥或者半失去指挥的伪军漫无目标地乱窜，根本不听日军让路的命令。为了加快速度名取大尉命令开枪作警告射击，但有的伪军竟用掷弹筒还击，当场打死一名日本顾问，对空中鸣枪警告很快变成放平枪支的对射。 藤坟大尉带领指挥班拼命保持全队的队形，排除伪军乱兵前进，随即和迎面而来的八路军发生了战斗。藤坟奇怪地看到保安队也在和保安队相互射击。 富川少佐对这次战斗深感“痛切”，他表示此次作战的保安队都是从各县抽调的精锐，如果是在白天，并有良好的组织，其战斗力应该在八路军之上。但是，在“两万名（不知道日军是怎样统计的，7团一个团居然有两万人）”八路军的攻击下，陷于“二重、三重、四重”的包围之中。这些保安队员因为来自不同的县，负责的日本联络官又都不在部队，所以黑暗中不知道怎样战斗，很快就被打散。此后在冀南日军再也无法组织起这样“有力”的保安队队伍。 但是对于名取和藤坟等被围日军来说，他们对于这些“有力”的保安队一点儿好感也没有，只觉得他们不但不能作战，反而成为突围的障碍。突围部队遭到强有力的阻击。由于八路军善于野战，其战斗力在夜间越发强悍。藤坟大尉带伤突出重围，身边只剩两三名士兵，后续人员没能跟着突出。听到四野都是枪声，藤坟感到回头救援已经没有意义，只好向南村集方向退去。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城墙上去指挥保安队，而后突围出来的南乐县日本联络官松田称攻城的中国军队作战队形严整，火力搭配合理，有一名军官镇定自若地“阵头指挥”。松田认为这个军官很可能是日军中一直传说的“山本队长”。 所谓“山本队长”，是当时华北日军中一个至今弄不明白的传说，据说是一个投了八路的日本军官。这个“山本队长”为何会投八路？有种种说法，有说他是因为导致相好的慰安妇怀孕，因慰安妇被强迫堕胎致死，叛变出去的；有说他是日本的共产党，作为军事人才，受苏联的命令随军到华北寻机加入八路军（这个曲线比国军那个“曲线救国”更神奇）；有说他是揭发上层军官指挥错误，遭到打击后一怒投了八路施展指挥才华的。总之，这个“山本队长”很熟悉日军情况而又不共戴天。于是，有时一贯游击的八路忽然打了一个精彩的正规战，日军就常常会将其归为是碰上了“山本队长”。因为这种传说毫无根据，所以会出现昨天“山本队长”还在河北打掉了日军一个小队，今天就跑到山西破掉某个炮楼的事情，更显得此人神奇无比。 其实，这个幽灵一样的“山本队长”的存在，不但日军上层从不承认，在八路军的资料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推测“山本队长”的最初真身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官或士兵，后来被日军神化了——可能日军觉得输给土八路太丢脸，如果输给某个日本军官指挥的土八路，多少还有些面子。事实上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除非极特殊的场合，都被严格禁止参加战斗，就算真有个“山本队长”，也不可能让他指挥八路作战。土八路看着土实际可不土，像李运昌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刘伯承干脆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有条件打正规战的时候个顶个都是好手，日本人对八路是大大的不了解。 不过，在老七团还真有一个“日本八路”，而且大大有名，此人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教导旅第七团炮兵连上尉炮兵教官”——水野靖夫。水野靖夫是1939年8月1日，在梁山战斗中被俘的，原名保谷政治，至今活跃在中日友好的活动中。 说来滑稽，当时八路军上下都不讲究军衔，朱德、彭德怀和普通士兵的着装几乎没有差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时候，国民政府曾给八路军高级将领颁授军衔，比如贺龙是中将师长。但是土八路根本不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贺龙连中将制服都给了马夫。只有水野靖夫是个上尉，这实在有些另类。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水野靖夫来自军阶等级十分森严的日军，再怎么改造从小形成的潜意识很难改变，给他个上尉军衔，就跟让勇敢的战士入党一样，可以极大地鼓舞他的工作士气。 不过，据考证，水野靖夫上尉并没有参加清丰之战，所以松田的推测一点儿也不靠谱。 要是让萨来推测，这名指挥若定的军官，倒更可能是杨俊生团长手下头一个善攻城的——2营5连副连长陈景玉。根据中方史料，正是他指挥的部队用云梯爬城，率先打开清丰东城。后来，打清丰县政府（当地人称“二道城”）的时候，7团炮兵连用92步兵炮炸开一个大洞，又是他当先组织突破，率突击队由洞口冲进去，占领了东北角炮楼，掩护后续部队攻进去，取得了最后胜利；几个月以后的肖垓之战，也是陈景玉率部当先破城，打垮了伪军刘本功部，日军用五米宽、两米深封锁沟建立的郓鄄防线就此断裂。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连长了。 水泊梁山五虎大将中双枪将董平诨号“董一撞”，原著中说：“是梁山上第一个惯冲头阵的。”杨俊生每到攻坚，经常让陈景玉指挥突破，陈景玉就是老七团的董一撞！ 日方突围人员，都无法说清未能突出人员的命运。根据当时情形分析，很可能藤坟突围后，名取等人的后队未能突出。我军的文献中称外围部队用炮——估计是迫击炮打了日军突围部队。名取等退回县府“二道城”试图死守，结果被八路军突破，名取大尉、道联络官（总顾问）川本、五个县级日本顾问官、伪冀南道“剿共”联军第一指挥官李铁山（找不到此人资料，估计只是联军第一队的指挥官）被击毙，伪道尹薛兴甫、新民总会顾问福田稔等、冀南道联络官河本定雄、肥乡县联络官竹腰常三、成安县联络官田本代助、河北省技术顾问北岛熏、一批日本顾问、十三个伪县长、四十多个警察所长被俘。 至于日伪军的下场，八路军的记录是击毙两百，俘虏一千五。可以肯定这个数字是错误的。首先，八路军没有详细记录日军死伤人数，实际此战应该歼灭日军一个步兵小队大部，冀南道道卫队中的日籍以及朝鲜籍官兵也大多被歼。其次，伪军被击毙的人数当在两百以上。 这是因为，《华北治安战》中记载，日军独混第1旅团调动两个大队，三天后重新攻占清丰县城，在县城内外收敛了“尸体数百具”而后撤回。这些尸体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八路军公布的毙敌数字。富川少佐当时扶病到场，收敛了名取大尉的尸体，并将其遗留的腰带、眼镜等物品寄给日本的家属。 但是，几百具尸体，加上一千五百俘虏，还是无法和出征的五千保安队对上号。 其他的伪军哪儿去了呢？ 那就应该去问曾国藩了——伪军的保安队近乎团练，曾国藩最善于组织这种团练式的武装。但是，和共产党“保家卫国”，建立子弟兵的观念不同，曾老板的看法是，团练式的武装，不能在家门口打仗，要打，就拉到外面打去。 这是因为，在家门口打仗，团练武装的士兵——乡勇，因为本乡本土，熟悉环境，一旦交火不利就会跑掉，往亲戚家一躲，军队的人根本抓不回来他。而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纪律上再差点儿，落单了都可能被老百姓拿粪锄子砸死，还有哪个乡勇敢不死战呢？ 估计，没被八路干掉的伪保安队，因为是在本乡本土作战，一被击溃就纷纷散伙，逃回家去了。根据中方资料，八路军此战是速战速决，第二天上午结束战斗后，为避开日军报复性攻击暂时撤离了清丰，大约打扫战场和清算战果都不彻底。所以日方记录的损失，和八路报的战果有如此大的差距。 不过，即便是跑了效果也和歼灭差不多。《华北治安战》中描述此战后果：“冀南道的保安队因此战斗力急速衰落下去。”而八路军士气因此高涨，不但在日军第1混成旅团撤离后，重新占领清丰，并越发加强了对日占区的攻击。“此后，南乐县遭到袭击，松田联络官以下全部战死，第二年，大名城也遭到攻击，百田联络官战死。” 从这个角度看，土八路即便数错了数，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误…… 一名侵华日军眼中的地雷战 导读：分析战例我们可以看出，八路军对（日军）汽车的袭击，常常是缘于对日军杀害当地住民等残虐行为的报复。日本人，总是把中国人当成“没法子”的国民，认为是低一等的民族而加以轻蔑。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以牙还牙的观念。作为儒教国家，在没有遭到对手攻击的时候，便不主动攻击他人，他们实际是一个有着这样高贵理念的民族。 ——对招远姜家张家伏击战的描述《华北战纪》桑岛节郎 上 电影《地雷战》是我国经典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脍炙人口。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甚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撰文，称《地雷战》是“科幻影片”，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云云。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感性认识，于是有人便借机来“打扮历史”，另一方面，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战史，因此难以证实。缺乏敌方史料对战果的证实，是地雷战真相难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如果看曾直接和八路军周旋作战的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对于地雷的恐惧。 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无疑就是这些日军下层官兵中的一员。1942年，桑岛被征召从军，到山东与中国抵抗力量作战。1945年日本战败时，桑岛等日军从八路军的重围中拼命杀出，沿胶济线撤退到青岛，并从青岛乘船回到日本，1946年复员。他所做的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中，多处谈到了八路军地雷战的威力。 桑岛的这本《华北战纪》，其中包含大量可与中方战史对照的珍贵资料。例如，他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军事精神压力下，日军历史上发生的唯一一次集体暴动哗变事件——馆陶事件；他也认真地记述了反战同盟到他所在的炮楼下进行宣传的经历。这些，都是此前研究抗战史料中的空白点。
萨为了对桑岛此书中描述的水道集之战进行考证，曾发文请求熟悉历史的朋友帮助，其中顺便和春秋中文社区版主胡卓然提到了桑岛所描述的地雷战。 结果，他写下了一篇翔实文章来讨论桑岛描述的八路军地雷战。全文如下： 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地雷战中的“拉雷手” 胡卓然桑岛节郎（1945.3．山东龙口，时任卫生班长）
萨苏兄在日本搜集到一些“侵华日军下级军官对自己参加战斗的回忆”，认为“如果对照中国方面的记载来读，有些内容会更有价值”。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地雷战”的——
“例如，有的日本老兵描写在山东被埋设的地雷一次炸死炸伤九名战友。靠地雷取得如此战果是因为八路的地雷并非踏发，而是拉发。八路实行这种地雷战时，会选拔出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一名，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再远可能拉雷就困难了）控制拉火装置。他会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才会拉火。当然，这名战士也因此会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日军经常在遭到地雷袭击后，看到拉火的八路军战士从隐蔽的位置一跃而起，飞快地奔跑脱离。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山东是武术之乡这个话题来。而这种直观的描写，在我们以前对于地雷战的叙述中，是颇为罕见的。”
埋下去就没法管的“踏发（压发）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拉发地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地雷战”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压发地雷“命中率较差”。虽然文章也说了“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是极其困难的。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优点是命中率高”的拉发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布置专门的战士“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控制地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线长拉不动雷”），就是地雷战中必须采用的战法了。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八路军战士或民兵，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拉雷手”。他们“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这样近距离拉响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拉雷手”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如果也埋伏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拉雷手”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作拉动地雷的雷绳。
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拉雷手”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都这么愚蠢无能的。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2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困难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2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1个小时”。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
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单单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英雄悲歌。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
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在这样战术的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
勇敢、矫健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的法宝。绝大部分的“拉雷手”（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正是“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制定出新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地雷战”可以“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吧。下 桑岛节郎的书中，提到和地雷打交道有好几次。他自述第一次遭到八路军拉发地雷攻击是在昭和18年，即1943年4月11日（日本兵喜欢记日记的习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招远县栗下林家。对桑岛来说，幸运的是八路军拉雷稍早，他在尖兵后面的本队中行进，所以没有受伤。 还有，1943年4月，日军独混第五旅团以17、19两大队为主力，讨伐在毕郭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5旅第14团（即山东纵队第5旅第14团，团长梁海波）。桑岛随柏崎讨伐队18日偷袭据说暗藏八路军部队的莱阳县姜家庄，结果因为向导带错了路，到达时八路军已经转移。桑岛作为卫生班长，记录这次行动毫无战果——“虽然向远处转移中的八路军发射过迫击炮和重机枪，但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火。敌方遗弃的尸体一具也没有，讨伐队却有两人重伤，可以说日方损失更大些”（P109）。两名重伤者之一是第17大队第4中队群马县出身的三轮一等兵。他看到老乡家有一筐鸡蛋，伸手去拿，却触发了鸡蛋筐底下设置的诡雷，当即被炸断一条手臂。
而一雷炸死炸伤九名日军的战斗，则发生在1943年5月。 5月21日，日军第17大队命令桑岛所在的第1中队（柏崎与二三中尉指挥）从招远移驻栖霞县塞里（注：中方记录为寨里），作为青烟公路上的一个警备据点。青烟公路是当时横断山东半岛的唯一公路，也是独混第五旅团的机动大动脉。塞里则是这条公路去往蓬莱、大辛店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栖霞、蓬莱两县山地纵横，八路军十分活跃。桑岛写道：“青烟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P116） 这次移驻过程颇为艰难。21日，桑岛随第1中队从招远出发，走了一个小时，就在陈家村和八路军遭遇。我之所以写这一小段，是因为桑岛记载这次战斗和日军交手的是八路军骑兵。因为这个地方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王外马甲的《中国骑兵》曾谈到当时纵横华北的129师骑兵团，其作战范围似不及此。桑岛的记录昭示，在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连续进行四二九、五一等大扫荡之后，冀鲁豫的八路军很可能还有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这次战斗以日军迫击炮小队炮击开始（桑岛称八路军马术很好，转移迅速，一发也没有击中），到八路军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在棱线上反击追击的日军，先后打了二十分钟，而后八路军神秘地消失了。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桑岛亲手用三角巾给一名叫做角田秋治的上等兵（群马或大阪人）包扎。由于角田所受为腹部贯通伤，当时无法抢救，两个小时后痛苦地死去。为了安抚军心，日军23日派出了女性为主的慰问团到桑岛所在的部队演出鼓励士气。 在这次转移中，桑岛也记录了和地雷有关的事情。在一个叫做郭家店的村子附近，日军发现路中央竖起了一个高两米、宽20公分的木牌，上面写道：“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 有日本士兵想去移动木牌，被有经验的中队书记官桂曹长制止——“别碰它！”他猜到木牌下必有地雷。桂曹长从路边的水沟摸过去，靠近木牌，用绳子将其拉住，从安全的地方一拖，果然“轰”的一声，如他所推测的那样发生了爆炸。 桑岛写道：“山本长官昭和18年4月18日因密码泄露，在从拉包尔前往布干维尔岛布因基地时，遭到美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被击落而战死。这件事当时在日本国内都没有公布，当然，讨伐队的官兵们更是一个人也不晓得。”（P117） 用这种方式知道在军中深孚众望的山本大将之死，对独混第五旅团的官兵们来说，颇有黑色幽默。 25日开始，日军第1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17大队派出第3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4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1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P118—120）：日本《华北治安战》中1942年的山东半岛，圆圈中是八路军的控制区和国民党军的控制区。桑岛在参加深入山区的扫荡作战时，也曾在墙壁上看到“中国国民党万岁”的标语，与“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交相辉映。
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三点，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十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九人均为地雷所伤。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九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后送到大辛店。
由于这一事故（译者注：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产生的牺牲者比比皆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17年（1942年）十二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19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七人均被杀伤。
……
顺便说一下，这次被炸的无线电通信班并非骑马，而是步行的。当时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尖兵，即第1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随后是本部。最后面是第3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和第4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
本部的行军顺序是——直辖分队、传令、后勤副官、近藤大尉、三名书记官、军医、会计、无线电通信班、卫生救护班、侦察骑兵、迫击炮小队、行李班（弹药，粮秣）。
在山东作战期间的日独混第五旅团19大对第1中队部分成员，中排左侧第3人即桑岛。
八路军放过了为尖兵的第1中队，目标直指本部的骑马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爆炸现场在大辛店西南数公里处的山东省蓬莱县尚家庄。
这次事故之后，5月31日下午3点，在塞里进行了这次扫荡行动的结束仪式。在部队解散的时候，近藤大尉发表了讲话，说：“长时间的作战，各位辛苦了。”但是话说得有气无力。如果能在讨伐中取得出色的战果，当然大家都会有精神，在最后一天却一下伤亡了九个人，没精神，是很正常的事情吧。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这次挨了地雷的讨伐作战，让他对自己体力和精神力的自信大大加强。但是，作为大队而言，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两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却付出了阵亡一人，负伤十三人的代价。 “由此，也可以看到和八路军作战的困难了。坚壁清野加上八路军巧妙的闪避战法，让日军兵器和战术上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出来。”桑岛总结道（P120）。 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 《一名侵华日军眼中的地雷战》幕后故事 日前，根据原日军独混第5旅团卫生士官桑岛节郎著述中的部分章节，整理出了一篇文章《一名侵华日军眼中的地雷战》，描述侵华日军亲身感受到的八路军地雷战。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得到若干回应，其中竟有吕正操麾下八路军老拉雷手的后代（曾先后拉雷十七次，在1944年最后一次拉雷作战中负重伤不治而牺牲）。在这些回应中，网友们对桑岛节郎描述的战斗细节颇感兴趣，提供了很多相关的宝贵资料，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战场的真实气氛。老萨不敢藏私，特将其整理出来，以使当时的历史面貌得到尽可能真切的重现。 其实，日本资料中描述八路军作战的很多，地雷战的也不少。比如有张漫画，是当时在华北作战的日军高崎联队老兵斋藤邦雄所画，描述对八路军进行扫荡时部队踏上地雷的情景（文中四句日语对话翻译过来是——“这整天爬山越岭，简直是要命啊。”“为了国家嘛，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踩地雷啦！”“卫生兵，到前面去！”） 文中桑岛节郎描述1943年5月，独混第五旅团所部在远县陈家村曾与八路军骑兵交战。这一仗因八路军马术好，并运用了退到山地棱线后火力反击的战术，战斗结果日军吃了亏。对这段描述，萨曾感到一点诧异。因为根据现存资料，当时在冀鲁豫敌后八路军唯一的骑兵大建制单位是129师骑兵团，而这个骑兵团当时并不曾在胶东一带活动。这支八路军骑兵部队是什么番号呢？ 有网友推测，这支在陈家村和日军交手的中国骑兵部队，很可能是活跃在当地的胶东军区骑兵连。1940年全胶东八路军整编以后，利用收上来的各级干部的乘马，加上与国民党军交战缴获的战马成立了骑兵连，兵员主要是各部队的骑兵通讯员。这个骑兵连是许世友手中的王牌之一。尽管骑兵连的编制是一个连，但因为是八路军中难得的机动兵种，故此编制上居然按照团级单位配有政委。胶东军区骑兵连第一任政委是开国少将王定烈。据说，为了组建这个骑兵连，5旅14团只有团长梁海波和政委李丙令留了两匹战马，其余全部上缴。所谓骑兵通信员，大多是各部队首长的警卫员或侦察兵出身，李云龙身边和尚那类人物，把他们组成一个骑兵连，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提供消息的网友称这支骑兵为八路军“胶东军区唯一的骑兵部队”，这个提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胶东军区拥有一个骑兵营。之前在胶东地区作战的八路军5旅有一个骑兵连（后扩充为营），这支骑兵战斗力也很强。1940年掖县上庄子之战，胶东八路军5旅13团团部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团长李绍桥阵亡，政委苏晓风负伤被俘。闻讯后当时担任5旅政委的高锦纯亲自率旅直属骑兵连追击，试图夺回苏政委。但因为日军撤退的极为迅速（连阵亡日军士兵的遗体都没有处理），未能成功。1943年3月，山东纵队五旅和胶东军区合并。于是，这支骑兵也,就合并到胶东军区，成为了骑兵营的基干力量。 按照春秋中文网站胡卓然站长的看法，这支在陈家庄大战独混第五旅团的八路军骑兵，很可能就是5旅合并到胶东军区后骑兵营的一个连。下面是他对此的考证—— 萨苏兄在文中转载日本老兵桑岛回忆，1943年5月21日在招远县陈家村曾与八路军骑兵交战。萨苏兄据此提出，这是不同于129师骑兵团的“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笔者查阅军史资料发现，在1942年下半年，115师骑兵团“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见王外马甲《中国骑兵》）之后，山东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依然有多个骑兵小部队（多为骑兵连）在坚持战斗。在一些战斗记录中可以看到这群骑兵们的身影，例如： 1943年1月19日，清河军区骑兵连击退出动抢劫的日伪军，俘伪军十名；1944年7月讨伐伪“滨海警备军”战役，滨海军区骑兵连与步兵2个营编为左纵队；1944年11月，渤海军区骑兵连在广饶县辛集村与扫荡的日伪军激战…… 许世友担任司令员的胶东军区，骑兵略多一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有一个骑兵营。1942年4月中旬，骑兵营曾和兄弟部队一起进入平南、胶北，策应国民党友军由胶南北上。1943年3月，山纵5旅与胶东军区合并，这个骑兵营就成为了许世友将军的麾下。传记《一代名将许世友》有记录：1944年9月8日，我军进攻烟（台）青（岛）路南端日伪军碉堡群受阻，许世友将军“当即率领一个骑兵营，火速前往指挥这场战斗”。 那么，在招远县陈家村与桑岛所属的部队交战的，是不是胶东军区骑兵营的部队呢？笔者在中方史料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1943年3月担任了掖县（今改名莱州，与招远是邻县）一带的工委书记刘岐云，在《烽火春秋——从莱州到胶东革命斗争纪实》中回忆了一次发生在1943年5月的战斗： 伪军一个连早上到掖县狗爪埠村偷袭我区中队，而就在这一天的拂晓时（胶东军区）14团1营和一个骑兵连恰好是“由招远开到塔埠刘家和狗爪埠”。我军步兵营随即迂回包围了这个连的伪军，“骑兵连在外堵截，捉拿漏网敌人”，“仅用半小时就将敌人大部消灭”。 可见，1943年5月，胶东军区确实有一个骑兵连游击于招远县一带，他们就是与桑岛所属的部队交战的八路军骑兵。 从这支骑兵与日军的作战过程，可以看出其作战特点——在华北敌后活动的八路军骑兵部队中，只有129师骑兵团是轻骑兵，即使用马刀的传统骑兵。其他部队皆为上马奔驰、下马射击的枪骑兵部队。所以，在陈家村与日军遭遇后，这支八路军骑兵并没有飞马扬刀冲向敌军，而是立即撤退到山地棱线后，下马依托这条棱线对日军发动反击。这是枪骑兵强调充分发挥火力的典型作战模式，反映了八路军当时虽然装备落后，却有着相当高的军事素养。 前文还有一个情节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兴趣——在桑岛节郎的文章中，提到其部队在郭家店曾遇到八路军设置的诡雷。此诡雷设置在大路上，上方插有一块木牌，上书“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八路军试图用这样的标语诱使日军靠近对其破坏，引爆下面的地雷。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被美军飞机击落的消息，当时日本本土都还不知道，八路怎么知道了呢？ 一名曾在山东采访多名老八路的朋友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他釆访过的一位原八路军5旅14团的作战参谋说，当年胶东八路军是全山东装备最好的，他们团1940年就装备了十五瓦军用电台。胶东军区的电台是“英国马可尼”公司50瓦收发报机，通信条件相当出色。该军区的侦察参谋天天收听上海、香港等地的英语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不知道听什么地方的广播了），消息十分灵通。因此，这个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击毙的消息，很可能是八路军从电台里收听到，然后通过自己的宣传渠道公布出去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上庄子之战。那一战中，苏晓风政委重伤后之所以任由日军将其带回县城，正是因为他试图以自己吸引日军注意力。因为当时13团的电台通讯员在战斗中牺牲，密码本由苏政委保管。他在被俘后被拖上马车时，悄悄将密码本丢弃在战场上。日军因为俘获了苏政委心花怒放，未及对战场进行进一步搜索，避免了八路军密码的泄漏。苏晓风政委当天在招远县城牺牲。 由此可以看到胶东八路军维护己方通信系统的决心和代价。 不过，这些通信设备来自何方呢？ 转述那位侦察参谋的话说，他们的军用电台一是买零件自己按照国军陆军的电台线路自己组装，二就是走私进来的。至于从什么地方走私的，因为这是军需参谋的事，他也不知道，估计是东北和香港。 无论是东北还是香港，能弄来英国马可尼收发报机，许世友的买卖，做得是够大的。 忽然想到前些日子的一个新闻，说是少林寺的方丈因为善于做买卖受到大家诟病。现在想想也自然，人许世友上将就是少林寺的一个普通和尚，抗战时候已经把生意做到香港、伪满洲国去了。如今外贸渠道这样多，少林寺的方丈出手经商，恐怕没把买卖开到月球去，已经算是出家人不贪了。 被八路军活捉的日军大队长 导读：某个土八路一枪打下一架日本飞机来 上 在华北战场，击毙个把日军大队长的战例并不少，但活捉一个还是很罕见的事情。毕竟，如关家垴之战曾与彭德怀和刘伯承两帅苦斗四天的冈崎谦受少佐，在松山让二十万远征军顿足的金光惠次郎少佐，都不过是个大队长而已。再说了，一个日军大队一千多人，就算打不赢，当大队长的抹脖子切腹总还来得及吧，想捉个活的肯定不容易。 然而，在山东，八路军曾真的活捉过一个日军大队长，而且此人还曾经自己出书谈当时被俘的经过。 这个“倒霉”的日军军官，就是原日本陆军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大队长柴山茂大尉。 柴山茂，日本三重县人，陆军候补干部学校毕业，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第19大队第1中队小队长、第4中队中队长。1945年初，美军进攻硫磺岛，日军大本营认为盟军下一步很可能在山东半岛登陆，因此在山东设立第43军军部（代号秀岭，司令部在济南），下辖第59师团、独混第5旅团、独混第9旅团和独步第1旅团。为了更有效对八路军地方部队作战，2月1日又发布《军令甲第十八号》，在青岛成立第12独立警备司令部（代号至严），下辖六个独立步兵警备大队。其中以独混第5旅团独立第19大队3、4两中队扩编成的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驻扎烟台，柴山茂大尉被提升担任该大队大队长。柴山在1945年8月12日，乘飞机前往威海参加军事会议途中被俘。他在战后被释放，于上世纪70年代写成回忆录《思い出》，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和八路军作战的经过以及所见的胶东风情。 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总兵力并不难看，共含五个中队及一个机炮队。但因为属于战争后期编成，其装备水平有所下降。按照日军条例，每个中队应装备轻机枪9挺、掷弹筒9具、霍机枪两挺。而第65大队的一个中队只有轻机枪、掷弹筒各6具，没有重机枪。正常日军大队指挥官军衔为少佐，由于战争后期军官伤亡太大也不得不降低一级，故此柴山茂以大尉军衔担任该大队大队长（这种情况在日军中颇为普遍，中国远征军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最初击毙的第5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冈田为少佐，此后击毙的第2大队大队长管尾，就是大尉）。其兵员也大多是在当地日本侨民中紧急征召的老预备兵，年龄多在30岁以上，拖家带口，甚至有从天津征招的一名士兵已经44岁，家里有老婆孩子六口人。这样的兵战意如何，可想而知。因此这个大队始终处于分散守备状态，作战很不积极。 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笫65大队，总兵力并不难看，共含五个中队及一个机炮队。但因为属于战争后期编成，其装备水平有所下降。按照日军条例，每个中队应装备轻机枪9挺、掷弹筒9具、重机枪两挺。而第65大队的一个中队只有轻机枪、掷弹筒各6具，没有重机枪。正常3军大队指挥官军衔为少佐，由于战争后期军官伤亡太大也不得不降低一级，故此柴山茂以大尉军衔担任该大队大队长（这种情况在日军中颇为普遍，中国远征军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最初击毙的第5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冈田为少佐，此后击毙的第2大队大队长管尾，就是大尉）。其兵员也大多是在当地日本侨民中紧急征召的老预备兵，年龄多在30岁以上，拖家带口，甚至有从天津征招的一名士兵已经44岁，家里有老婆孩子六口人。这样的兵战意如何，可想而知。因此这个大队始终处于分散守备状态，作战很不积极。 说起来，柴山虽然“倒霉”，也应该算幸运。因为按照日军的惯例，凡是军官被俘，若回到部队一律自杀或被自杀，绝无幸存之理（士兵执行得还不那么严格）。柴山能活着回到日本，还能自己出书谈经历，是因为他被俘的时候抗战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来不及对他执行武士道精神了。 根据柴山茂自述，其被俘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8月12日，柴山奉命前往威海参加军事会议。由于当时山东日军基本已被抗日武装分割在各个据点，从地面前往很不安全。因此，柴山乘坐日本陆军航空兵的一架直协机（即战术侦察机）前往威海，驾驶员富岛聪飞行曹长。 这种直协侦察机为双座，根据柴山茂回忆录中描述，日军不但使用其与抗日武装交战，战争后期还曾用其从青岛等地起飞，为被围困的日军守备队投递香烟等慰问品鼓舞士气。
不过，柴山茂这次出发，从空中走也不安全。1944年以后，中国空军逐步恢复了对国土的制空权，并依赖大航程战斗机经常向敌后出击。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延洲回忆当时曾经驾驶P—51野马战斗机直入河北、山东等敌后地区寻战，甚至深入伪满洲国境内，已经丧失了制空权的日军始终不敢应战。98式直协机速度慢、火力弱，一旦被中国战斗机盯上，属于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只能等死的类型。为此，柴山的飞机只好选择低空飞行，以免暴露目标。 结果，这个飞行高度，给这架日军飞机带来了“不运”。 因为，山东的八路军，是以盛产神枪手著称的。 中 柴山茂可能是日本投降前中国军队俘获的唯一日军大队长指挥官。 在日本萨至少找到三部文献谈到柴山的被俘经过：柴山茂的回忆录《思い出》、日军原独混第五旅团战友会发行的《昭和38年独立第十九大队结队祭纪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忆讲演《迫降在八路军中》），以及桑岛节郎（在世）的《华北战纪》。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桑岛记录柴山被俘时没有提到其飞机为何迫降。 桑岛节郎当时在日军步兵独立警备第64大队，已经和柴山不在一个部队。他仍然注意到这件事情，说明尽管是在战败前夕，被八路军抓去一个大队长，在日军中震动还是蛮大的。 一来怕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二来天空有点儿云，日军当时在山东没有远程导航，富岛要沿着公路低飞寻找地标，柴山回忆飞行高度应在五百米以下。 飞行一路顺风，眼看飞到牟平县西部上空，忽然发动机发出“嘭”的一声闷响，接着就像“爷樣”（老头子）一样边喘边抖动起来。 在柴山的回忆录中，直到此时，他根本没有听到或觉察到任何地面对其进行攻击的迹象。 飞行员富岛以为飞机出了机械故障，费了很大力气排障，但一无改善。飞机的发动机不断发出蓬蓬的声音，冒出黑烟，螺旋桨的转速急剧下降。 在敌区飞行，日军飞行员推崇飞机受伤后撞向敌军阵地而不习惯带降落伞，意思是表现绝不被俘受辱的决心。这种决心到了飞机出故障的时候就变得啼笑皆非——现在富岛军曹就是想当肉弹，也没有目标，难道让他用飞机冲向麦田，去帮山东老乡耕地？尤其飞机上还带着一个烟台的守备大队长呢！ 眼看飞机已经不堪驾驭又不能跳伞，富岛决定迫降。 牟平县皆为山区，迫降危险性极大，好在富岛是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看准一道一百多米长的河滩地，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这架装有固定起落架的飞机在布满卵石的河滩上蹦蹦跳跳，左翼触地折断，如同一块大石头一样从两人头顶飞过。最终飞机在靠近河滩尽头的地方拿了大顶，终于停了下来。 飞机拿大顶的时候，在后座的柴山大尉遭到剧烈的撞击昏迷过去。醒来已经被飞行员富岛拖出飞机，两人都没有负重伤，忍不住额手相庆。 然而，河滩周围渺无人烟，两人无奈之下只好决定步行前往附近地方寻找日军据点。 在出发之前，必须对已经损坏的飞机实施处理，以免被中国军队利用。两人检查了飞机的状况，认为其已经没有修复价值，决定将其油箱点燃进行破坏。 就在检查的时候，两人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富岛在驾驶舱前大约20厘米的机身上方蒙皮处，发现了一颗已经变形了的步枪子弹！ 这颗子弹从何而来？富岛军曹很快在飞机下方发现了它的入口，而且发现，这发子弹以大约60度仰角打穿了飞机下部铝蒙皮，正好钻进发动机的气缸。它击穿气缸后改变弹道，最终嵌入了飞机的上部蒙皮。由于气缸被打穿，飞机的发动机当即发生喘振并冒出黑烟，无法正常工作，正是造成飞机迫降的罪魁祸首！ 两人找遍飞机其他部位，只有迫降造成的损坏，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中弹的痕迹。 难道自己的飞机是被这一发子弹击落的？！没有新发现的柴山和富岛只好接受这一现实。 我曾经把这件事讲给几位老军人听，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们认为两个日军没听到枪声，还可以用发动机噪音太大解释。但用一颗子弹击落一架飞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在朝鲜战争中打过美国飞机的老兵说，我们拿高射炮打中它好几次，还能跑呢，哪有一个子弹就能打下飞机来的？ 也有老兵说，当时的步枪有效射程也就五六百米，打飞机不能从正下方打吧，那算上斜线，要是这个日本飞机飞五百米高，基本就打不着了。就算打上了，也到了弹道末段，很难想象还可以把发动机的气缸穿两个眼。 不过，老兵回忆说八路军中确实有用步枪防空的训练，姿势是躺着的，仰面射击。 萨查了一下，觉得要是几件事情凑巧了，也没准。尽管当时八路军的步枪射程的确一般只有五六百米，但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有效射程八百米以上，要是八路缴获了新的三八枪，未必够不着柴山和富岛的飞机。而距离呢？首先柴山说高度不够五百米，说明并非一定在五百米——当然也不会太低，那就成了特技表演了。考虑到牟平多山，如果八路是在山头上朝敌机开火，闹不好距离还要近些。 也没准就是哪个（或者一队）刚缴了新三八枪的山东八路，看见有架日本飞机从自己脑瓜顶上过，一时手痒痒就来了一下呢。第三战区打下塚田攻大将，据说也是一时手痒痒，怎么就只能国民党手痒痒不能土八路手痒痒呢？ 至于命中率……这可能才真叫人品爆发吧。 不管怎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柴山和富岛把飞机的油箱点燃，开始顺着河滩向下游走。没走多远，当飞行员的眼尖，富岛指着河对面惊呼起来。 只见河对岸树林中，跑出了一队人，有的穿着灰色的军装，有的穿着花色的“土服”，边喊边朝这两个日军冲了过来。 原来是八路军和当地的游击队！ 柴山和福岛都带着手枪，但看到八路有长枪，料打起来不是对手，两人撒腿就跑。 八路并没有开枪，踏水而来，行动飞快，柴山他们回头还能看到八路脚下迸起的白色水花。 为了减轻重量，两人丢掉了图囊，又丢掉了手枪，但八路还是跑得比他们快。 有道是“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要跑不过俩穿大皮靴的鬼子，八路得找块豆腐撞死。 眼看跑不脱，柴山回过头来，把战刀拔出来了。 玩命还是切腹？ 都不是。 柴山把战刀往地上一扔，很光棍地投降了。 在日军中柴山颇为另类，一点不怕八路要他的命，这事儿，还跟反战同盟有关系。 下 柴山有扔刀投降这样的表现，因为他是个不怕拉清单的鬼子。 看过《小兵张嘎》的朋友可能都会记得嘎子说的那句话：“别看今天蹦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 当时敌后根据地确有“拉清单”的习惯。在萨老家那块地方，日军曾经建立的炮楼碉堡，连痕迹都找不到了。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何至于此呢？原因很简单，修建这些碉堡炮楼的砖瓦木料都是从老乡那里弄来的，当时老乡就有记账。日军战败后老百姓去扒炮楼，八路军地方政府就按照老百姓记的账把材料发还，所以…… “拉清单”对敌军士气影响最大，所以那个伪军一听嘎子这句话就要挠墙。但如果有日本军官在战败前一年就已经开始筹划被抓住以后如何如何，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偏偏这位柴山茂大尉就是如此。柴山茂在自己的回忆录《思い出》中描述自己据守芝罘时的情况：“一次也没杀过当地居民，也没有向当地索要过女人和金钱。因为向老百姓征集不到柴薪，士兵们的洗澡也只能一周一次。修工事也不征发老百姓来干，都是日本兵自己修……” 这一点也受到原独立第19大队日军老兵的证实，柴山在担任第4中队中队长期间，确实比较低调，有个出外扫荡从不进村的习惯。与此相反的则是第1中队中队长柏崎与二三。此人穷凶极恶，血债累累，被当地百姓称为“柏崎鬼子”。这个外号连日军自己都知道。1943年6月8日，八路军专门派了一个神枪手在寨里和栖霞之间的山村附近狙杀行军中的柏崎，桑岛节郎就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 怎么会有柴山这样善良的鬼子？这不成了老八路了？！ 事情一点儿也不奇怪。柴山之所以如此约束部下，老实做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到1945年，日军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柴山本人虽然是个军官，但原来却是预备役，被征召前在三重县担任小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他对战争没有那样狂热，也比较了解日本在整个大战中的战局，因此有“战败之后怎么办”的意识。 第二个原因，柴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八路军的震慑力和胶东军区反战同盟对日军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第4中队1944年驻防大辛庄据点时的情状： “大辛庄8月开始就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完全成为孤立的要塞。四面的山丘上，可以看到敌军为了长期围困建造木头小屋和挖掘壕沟。但是，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夜里，他们则升起篝火进行围困。 “有的时候，反战同盟会靠近到铁丝网前开展宣传，还会摆上樱花让我们观赏，其间，甚至有点心奉送。当时猜测点心是有毒的，但是，让苦力吃了，也没有任何异常，于是大家开始分食。 …… “接到了‘乘夜色撤退’的电文，这真是上司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之下的无谋想法。我回电称现状下这样做绝不可能。” 无论围困还是送点心，对日军的震动和影响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驻防山东的日军为何压力极大，甚至发生集体暴动的事件，导致当时的军司令官土桥丢官。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对日军战局感到悲观的柴山也就有意约束部下，以免战败后受到战犯的惩罚，也是正常现象。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柴山在大辛庄和芝罘等地驻防的时候，除了和其他部队合同扫荡以外，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围困在据点中，就是想到周围祸害老百姓，也得问问八路军答应不答应啊。 不过不管怎么样，柴山总算是没有犯下什么特别的罪恶。他和小林清这样的下层官兵不同，不会相信军部所说八路不留俘虏这样的话，所以被八路军俘虏，也不觉得是怎样危险的事情。 以萨看来，柴山之所以在日军中如此另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最得力的部下，后来继任第1中队中队长的小川弘夫中尉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大阪人，两人都对战争前景不抱乐观。如果没有部下的支持，柴山的想法也很难贯彻。一个厌战的小知识分子加上一个经商胜过当兵的大阪人，一唱一和，才能创造出日军中如此特别的情况来。日军98式直协侦察机，当时在山东的日军曾大量使用，推测柴山最后乘坐的飞机应该是这一种。
被俘的柴山大尉不出所料被八路军以礼相待，并没有受到虐待。不过，由于这支八路军中并没有懂得日语的人，双方只能用手势比划交流。经过几天的辗转，柴山被送到了位于崂山的八路军根据地。在这里，日本反战同盟山东分会胶东支部的支部长渡部（边？）三郎正等着他的到来。 非常巧的是，渡部三郎原来正是出身于独立第19大队第1中队的一名小队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后加入了反战同盟，和曾在第1中队任职过的柴山颇为熟悉。在八路军中，也把他叫做“渡边三郎”，魏巍的《火凤凰》中还曾经提到过他。 1976年10月17日，渡部三郎曾在日本老兵的聚会中提到此事，并且笑言柴山被俘的时候并不恐惧，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同时，渡部也证明了柴山所谓不曾扰民的说法并非凭空捏造。渡部说：“八路军方面看来，柴山确实不曾做过杀害当地人民这类残虐的事情。” 渡部和柴山见面后，还安慰了他一番，表示八路军了解他的情况，并且告诉他八路军即将攻打烟台。不久又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柴山形容觉得自己这样结束战争是“幸运”的，于是开始安心地成为了八路军中一名大队长级别的日军俘虏——也可能是唯一这个级别的俘虏。可惜的是，无论柴山还是桑岛，都没有提到柴山被俘后的经历，也不曾提到是否在烟台之战中使用过这个日军原大队长。而八路军方面的记载，则根本没人提到过俘虏柴山茂这件事，或许是日本投降的巨大冲击之下，抓个把日军大队长已经不再被当作重大的事情了。 八路军是在8月19日开始对烟台进攻的，指挥攻打烟台的是后来的开国少将仲曦东。 值得一提的是，仲回忆攻打烟台之战中，烟台守敌日伪间杂，战斗十分激烈。其中日军正是“柴山大队”，但抵抗最顽强的却是刚刚投了国民党的伪军白书普、郝铭传、张立业、纪邦银等部。他们顽强抵抗，试图以此战作为对国民党方的投名状。他们穿上日军的衣服，使用日式武器，让攻打烟台的八路军对敌军的总数产生了错觉（日军加伪军比八路军攻城部队要多）。直到23日，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大小姐、地下党员张世禄冒着炮火送来情报，才知道日军早已乘船逃跑了，留下的只有伪军。于是八路军立即发动总攻，终于拿下了这座名城。 至于，日军“柴山大队”扔下伪军先跑路是因为主将被俘，无心恋战，还是因为一直受这位大队长的熏陶也有着战败恐惧症，那就无人知晓了。 满街去抓中共领导人的日本兵 导读：因为这三张照片，把很多老百姓变成了八路军的忠实支持者。 上 抗战时的中共领导人，自然是毛泽东。看到这个标题，估计很多读者会瞠目结舌——中国出一个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已经天翻地覆了，如果多到可以满街去抓，那天晓得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种荒唐的事情，却是当年有人干过的，干这个的是侵华日军。在原日军老兵斋藤邦雄所著《陆军步兵漫话物语》一书中，就记述过这样的事情。 斋藤邦雄，1941年入伍，原日军第63师团（代号“阵部队”）机枪射手，曾在华北与八路军为主的中国抵抗力量作战多年，后转入东北关东军序列，战争结束时被苏军缴械。战后回到日本的斋藤写下了多部著作，描述在军队所经历的种种情形。其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记述了从日本老太太咬“皇军”到被捕的八路军侦察员土遁脱逃等种种事情，既描述了中国军民机智而英勇的抵抗，又辛辣地表现了日军中的残暴，愚蠢，内部欺压等现象，并配有斋藤自画的漫画插图，在日本销量达四十万册，影响极大。 这么一个“老”日本兵，同时还和八路军打了三四年的仗，堪称苦大仇深，怎么会写出如此自嘲而又辛辣的作品呢？ 大体原因有三：第一，斋藤本人当兵纯属被迫。他原本是日本东宝电影公司（相当于中国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职员，整天接触的都是莺莺燕燕，这种“萎靡之徒”对战争可谓毫无兴趣。为了逃避兵役他曾喝过一年多的酱油，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去。所以，斋藤没有一般日军中那种武士道愚忠，却有足够的艺术细胞；第二，在斋藤当兵期间，八路军组织的日本反战同盟曾多次到斋藤的据点进行宣传活动，甚至把宣传品混进日军的慰问品中。这些与当时宣传口径完全不同的材料使斋藤深受影响；第三，这个就有些怪异了—— 因为是个小知识分子，文化程度高，斋藤曾被调派到旅团情报室，负责对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这下子可热闹了，整天读《论持久战》、反战同盟宣传、《抗日游击战法》和八路的国际形势分析，斋藤竟然越看越觉得有道理。 用某些人的话说，在日本陆军情报室的帮助下，这位被“洗脑”了…… 被“洗脑”的斋藤后来甚至做出过私放八路军侦察员的事情。 斋藤记录下的从军生活中不乏真实的荒诞，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发生。 比如，斋藤曾经随军参加对太行根据地的扫荡。（根据史料推测，应该是1943年秋季对北岳区的扫荡，第63师团在此战中奉命从保定攻击管头、良岗、紫荆关方向）斋藤邦雄记载，在这次扫荡中，每个日军官兵都得到了方面军派发的三张照片。 日军总部的命令称，八路经常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三个人都是八路的“指导者”，以八路军的作风，他们很可能藏在哪个村子的老百姓里。所以，扫荡中攻占村镇，要立即集合当地居民，拿照片核对，看其中是否有这三名八路军的“指导者”。 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八路也的确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是，看完这三张照片，恐怕要承认日军总部实在太有想象力…… 这三张照片，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问题是，这是命令啊！ 所以，号称二战中最没有思想的日本兵自然得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于是，事情很快就变得哭笑不得起来。原日军士兵的漫画——八路专打“不驯”的炮楼，这种习惯让四面被围的日军不寒而栗。
中 日军在扫荡中携带我军高级将领的照片，这样的事情早有耳闻。在1942年的太行区作战中，日军曾经出动益子重雄指挥的特种部队“挺进杀入队”，化装袭击八路军总部。根据新华社记者云杉考证，当日这些化装成八路军的日军官兵就曾随身携带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我军将领照片。 也许是认为这一招数很有价值，1943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把这一做法贯彻到了整个作战部队。 现在可以看出日军的逻辑了——因为日军的作战对象并非仅仅129师，为整个作战部队再配发刘邓的照片不合理。天才的日军情报部门想出了这个好主意——无论跟哪儿的八路交手，都是毛周朱的麾下，所以带他们的照片，总不会错吧。 由此推测，到诺门坎作战的日军，恐怕人人都带着斯大林的照片吧。 斋藤邦雄记载当时方面军传达命令时，让士兵携带毛周朱照片的解释是这样的：“本次作战，是方面军直接指挥的战斗。本军将深入敌根据地太行山的山地奥部。因此，何时、何地与化装成农民或工作员的此三名指导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遇都存在可能。同时，其也可能隐藏在捕获的敌方士兵中。此照片必须随身携带，一旦发现任何可疑者立刻进行核对，以免放过。” 对于日军士兵来说，不过是几张照片，又不是什么大件行李，所以也没有人多说什么。但是，斋藤想，参加作战的每个士兵都配发，方面军恐怕也要印刷几万枚，其经费大约也不在少数。 不但斋藤提到过此事，其他参战日军老兵对此也有记忆，但后来看过电影中真正的毛泽东以后，回忆发放的照片“形貌黑胖”，与本人相差甚远。 天知道日军从哪儿弄来的照片，反正不是后来的标准像。 “但是，到了作战结束以后知道，这三名指导者谁也不在日军作战的范围之内。自然也没有抓到其中的任何一人。”斋藤回忆，“即便是八路军的普通一兵，想要抓到都堪称困难，何况这样高层的指导者呢？这种想法明显是脑袋中邪（正気の沙汰）了嘛！” 据查，这位被斋藤称为中了邪的日本陆军华北方面军总指挥官，就是日军中有名的“智将”——冈村宁次。 看看当时的报道就可以发现，日军发动1943年夏季扫荡时，周恩来在重庆，毛、朱在延安开会，几乎天天上报纸，时不时地还要做一两次讲话。 看来，这位智将是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的。 写到带着照片去抓毛泽东这件事，斋藤邦雄用了个题目，叫做“贻害无穷的照片”。 真正因为这三张照片遭殃的，是当地的老百姓。 斋藤邦雄评价，估计因为这三张照片，把很多老百姓变成了八路军的忠实支持者。 山本五十六对日本陆军的评价是“蛮干”，也就是不顾常理，一条道跑到黑。“带着照片去抓毛泽东”这件事情，也被扫荡的日军“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干了起来。 结果是日军向根据地的扫荡中，每到一地，都要把村民集中起来，拿着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核对。只要看到觉得长得像的，一句“这是XXX，在这儿呐！”立即抓人，当然苦头是少不了的。 斋藤没有提到日军抓了多少人，不过有资料称有朋友提到日军当时给方面军送去“老年毛泽东若干，壮年毛泽东若干，青年毛泽东若干……”虽不知出处，倒也满合情理。 长得像毛周朱的要倒霉，长得不像如何呢？ 一样倒霉。 对长得不像的，日军会问：“认识这三个人吗？” 老百姓要是回答：“认识。”那就麻烦了，肯定是严刑拷打，要你说出是否知道这三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了。 那要是老百姓回答：“不认识”呢？ 一样麻烦。 “皇军”不是傻子，在这样的八路军根据地，你要说不认识毛周朱，那不是说谎吗？斋藤自绘“洗脑”过程
居然敢欺骗“皇军”，结果自然又是痛打。 反正只要看见了这三张照片，没有不挨打的。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里面说到，查票的遇到对方问：“你认识我吗？”那肯定没好儿。因为如果说“认识”，对方：“认识我还跟我要票。”啪，一记耳光。那么，说“不认识”。“不认识？今天让你认识认识！”啪，一记耳光。 后来，只要日军拿出照片来，老百姓就会开始饮泣。 看斋藤的这段描述，开始是笑，渐渐笑不出来，以至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黑色幽默吧。 下 满街去抓毛泽东，后果是老年、中年和青年的“毛泽东”充满了司令部（按照胡卓然的考证，应该是第63师团司令部）。但是日本军队很快发现，真的毛泽东此时正在延安举办整风运动呢，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可能出现在太行山，这种搜查纯粹是一个耗神而毫无结果的麻烦事儿。 不过，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典型形象就是“蛮干”，没有认错的习惯。诺门坎战役前，日本驻苏联武官土居明夫曾经干了一件堪称绝妙的间谍活动。他在从苏联回国途中，沿途统计苏军的军用车辆调动情况，准确地判断出了苏军对中蒙边界增兵的规模。他发现苏军兵力和装备，在诺门坎将对日军构成压倒优势。带着这个宝贵的情报，土居一到伪满就急匆匆去见关东军中著名的“军事天才”辻政信参谋。结果，这位明白人辻政信参谋的回答令人叫绝：这件事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啊，不然会被（狂热的军官）砍死的…… 土居一吓，就此闭口，本来可能载入史册的一次间谍行动，从经验变成了教训。 除了吓唬土居不要乱讲，关东军的作战计划自然没有任何调整，直到被打得落花流水。 法国谚语说聪明人就是除了愿意说的什么都不说，除了愿意信的什么都不信。 显然，二战的日本陆军中充满了法国聪明人。 所以，虽然明知南辕北辙，但此后日军出去扫荡依然带着三张中国伟人的标准像，也不知道是期望人品爆发还是带习惯了。 不过，慢慢连日本小兵也明白，从被俘的村民里找出一个毛泽东或者朱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事情认真不得，天长日久，也就不再有人把这当回事儿。 不幸的是，你不当回事儿的时候，有人会当回事儿。 这个人就是63师团的一位旅团长大人。 事情发生在一次日军出发扫荡前，少将旅团长（推测是第66旅团少将旅团长下支龙男）前来视察鼓劲的时候。一番慷慨陈词后，可能觉得士兵们还是太松垮，旅团长开始一个个抽查士兵们的出发准备。 一向作风一般的斋藤恐怕难免紧张，还好他这一个小队被抽查到的是另一名新兵。 日军中极重官阶，一个普通小兵面对少将大人什么感觉可想而知。 一番检查，没从这个新兵身上发现什么破绽的旅团长大人忽然心血来潮，问道：“你，司令部下发的照片带在身上吗？” 已经紧张得快休克的小兵赶紧回答：“报告长官，带了！” “拿来我看。” 日军小兵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照片，哆哆嗦嗦地递了过去。 严肃的旅团长大人面色稍缓，但拿过来照片一看，脸色就开始先发红后发青，挥舞着照片大声喝问：“这……这是什么？！” 靠近的斋藤邦雄瞟了一眼那张照片，不禁对那个新兵一声哀叹：你小子死定了。 原来，照片上根本不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而是一名丰乳肥臀、神情冶荡的西洋大妞！在制片厂工作多年的斋藤一眼认出，原来是美国女影星狄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 显然，这名日军新兵是狄安娜的粉丝，所以，即便出发打仗，依然把她的照片随身收藏。但是，偏巧当时的照片都是一个规格，他同样放在口袋里的毛泽东的照片和狄安娜的照片一般大，仓促之间拿错，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对旅团长大人来说，这个刺激未免太大了。站立的日军们都可以听到他的咆哮：“让你去抓毛樣，你怎么带着毛唐的照片？” 萨的日语有些半吊子，这段文字开始看得我有点儿晕。毛樣也就罢了，这是日语里面“毛先生”的意思，是敬语——这当然不是说日本陆军尊敬中共领导人，而是其将毛泽东这样的目标视为“大物”的意思。 那么，毛唐呢？毛唐是什么意思？ 幸好身在日本，找人一番盘问，才明白，日语中的“毛唐”，是个很有意思的词。 原来，古代的日本，对外界认知十分有限，“唐”不仅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所有的外国——因为日本人很难相信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不是唐的属邦，哪怕远到中东都是如此。 中东以外呢？ 对不住，那个时代的日本人走不了那么远。“这个，好像不大像……”日军在村民中搜捕毛泽东。
于是，他们把很多和外国有关的词和“唐”联系在一起。 比如，古代日本妓女出国工作，叫做“唐行”——目标当然不仅是中国。 又比如，梅毒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于是叫做“唐疮”，这个似乎和中国也关系不大。 自然，“唐人”的含义中也就不仅仅是中国人了，日本民间在明治前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唐人”的。 毛唐呢？ 哦，想想，那不就是“长毛的老外”这个意思吗？中国人所说“老毛子”是也…… 原来日本人眼里狄安娜是长毛的老外！！ 斋藤回忆，可惜的是，那张的照片不曾细看。旅团长大人发怒之下一拳打在新兵的面颊上，被打得七荤八素的新兵手一松，狄安娜的照片就被华北的风，吹到山涧里去了。 得，这回，不但毛様肯定抓不着，连毛唐也看不到了。 威震天南 ——中国远征军掠影 抗战中国在异国镜头中的影子 ——滇缅远征 在大奈河支流的战斗中，我们俘获了一名重伤的中国兵。看起来他还完全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素以豪毅自诩的岛田中尉走到他的身边，温和地（用中国话）说：“你辛苦多多地。” 那名中国兵没有回答，口中只是喃喃地念道：“中国，中国。（原文为日语‘ッンコ、ッンコ’，我是根据发音辨认出其中的含义）。” 他的目光一直望着东方，重复着这两个字，直到气绝。 ——选自《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作者井上咸 原日军18师团55联队大队副官，陆军大尉 这名望着东方死去的中国士兵，就属于正经由缅甸向祖国方向攻击前进的中国远征军。而当时的美军记者写道：“远征军中有的士兵只有十四岁，超过二十五岁的极少。”原日军第33军作战参谋黍野弘在《昆司令部战记》一书中写道：“在缅甸的中国少年兵作战勇敢，不知退却为何物。”只有我们自己才明白，为了保卫国家和种族，中国人已经奉上了自己最年轻的儿子。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卫和重夺西南国际交通线，中国曾经两次派出不下十万精锐部队，深入印缅战场，史称远征军入缅作战。作为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远征军的出师为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幕布上画下了一抹沉重的亮色。 作为主要由美式装备武装，甚至一度使用美方后勤方式进行作战的远征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异类。那种用飞机运送伤员抢救的作战方式，直到二十年后对中国军队来说仍然是较为奢侈的。所以，这支部队的情况，不免存在着神秘好奇之感。 这部专辑，釆用的照片，大多为随同中国远征军作战的美方人员所拍摄，此后，他们中的部分人进入日本成为占领军的一部。所以，这些照片首先在日本被公开发行。今天，当我们把这些带着日文标注的照片重新整理出来，“铁血远征军”的真实面貌和他们的战斗，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因为分不清毛様和毛唐而挨打的日本兵。
刚刚到达印度的远征军，可见其营养状况十分糟糕。
远征军少年兵
日军在密支那拼死据守的“火车头要塞”。
雷多中国驻印军总部
雷多提拉普江（Tirap River）江畔，活捉日缅间谍的地方。
反攻先锋112团团长陈鸣人
反攻号角吹响，中国人要回家了。
中国远征军登机，对密支那日军实施空降奇袭。
机降密之那的中国空降兵
全身披挂缴获日军装备的远征军小战士
缅北正在向故乡挺进的远征军战士
中国工兵修筑野人山道路。
远征军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在缅甸。
新38师搜索连
使用汤姆枪的中国远征军战士
新平洋战斗发生地
新平洋西侧山地
新平洋阵亡日军
缅北作战中因为伤病死于山林中的日军骷髅
腾冲的朝鲜慰安妇被日军逼迫自杀或被杀，这是她们的葬身之地。
远征军俘虏的日军、印度伪军、缅甸伪军俘虏。
远征军重夺惠通桥。
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中国远征军攻占腾冲。
中国远征军在炮弹上书写——到东京。
远征军发明的用吉普车拖运的“缅北吉普列车”
在龙陵举行的纪念阵亡将士大会
唱《八路军进行曲》的国民党王牌军 导读：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听到这段歌词，很容易让人想到八路军或者解放军部队的滚滚征尘。这首郑律成谱写的《八路军进行曲》后被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至今是解放军的正式军歌。 可是，是否可以想象一支国民党军队，高唱这支歌奔赴战场呢？ 这……估计有点儿匪夷所思，看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还有这样的句子呢：“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国民党军队唱着《解放军进行曲》冲锋？有位朋友形容这种想法比美国佬唱着《扬基》和英国人打仗还富有幽默感。 是够幽默的。 不幸中国人在这种政治问题上素来缺少幽默感的，不要说整支部队唱了，就是一个国民党兵哼哼“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恐怕也难逃地下党的嫌疑——难道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是吃干饭的？ 有趣的是，根据现在的史料来看，真有一支国民党部队唱过八路军进行曲，而且这支部队还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这就是抗战时期转战印缅的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一度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1军。 乍一听这件事更加没谱了，孙立人其人，在率部参加远征军之前先上清华，后留学美国学习军事，然后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担任指挥官。无论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还是宋子文的财政部都不是共产党活跃的地方，这个经历注定他在此期间与共产党殊少交集。而投入远征军后，孙部先战缅甸，后突围到印度，而后以驻印军为主改编成新1军东征归国，他的部队一直在国外作战，远离国内党派斗争，他哪里有机会接触八路军进行曲呢？难道共产党能够把支部建到缅甸或者印度去赤化新1军？！中印公路打通，我军收复滇西，攻克缅北，昆明城一片欢腾。
这个记载，来自李云龙所写的《盖棺试论孙立人》，这篇文章发表在1997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纪念孙立人文集》中。说到本文作者的名字，又是一个黑色幽默。自从《亮剑》风靡一时，“李云龙”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可是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其人，这是作者综合多个原型创造的虚构人物。而国民党军队中却真的有一个李云龙，就是此文作者。此人是抗战时期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加入新1军后在干部教导总队学生队第5期受训，随后在新38师担任一线指挥官，是孙立人的老部下。李在解放后留在大陆，现居住在云南昆明市。其实，中国人重名的很多，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中不但有李云龙，还有李向阳呢。国民党军中的李向阳不是平原游击队的队长，而是人称飞将军的空战英雄、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曾多次击落日军战机。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李向阳担任空军航校校长，以空军上将致休，他的儿子也是国民党空军中的一名出色飞行员。 言归正传，李云龙的这篇文章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再现了孙立人将军和远征军血战印缅时代的真实场面。 例如，他提到孙立人曾教部下戴美国钢盔（驻印军前期都戴英国钢盔，军中唯一戴美国钢盔的就是孙立人），告诉他们戴美国钢盔不要端端正正，要略歪一点，还要注意带子勒在下巴前方，而不是下面。在孙立人这种教导下，新1军颇出了一批能征惯战又略带痞气的年轻军官。唱八路军进行曲的国民党王牌军孙立人在缅甸战场。
关于《八路军进行曲》的事情，李云龙是这样记载的：“在原始森林中连续作战半年多得不到休息的部队，集中到刚克复的缅北重镇密支那休息整训……举行了盛大阅兵，晚上在伊洛瓦底江畔搭台，连续演了几天的戏。参加演出的又从后方赶到密支那的鹰扬剧团，还有国内前来慰问的文艺团体。孙立人和全体官兵第一次看到他们演出的《朱大嫂送鸡蛋》，大为高兴，赞不绝口。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进行曲，并让军中教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 郑律成是在1939年完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当时叫做《八路军大合唱》），所以它出现在缅甸前线，是有可能的。 那么，会不会是李云龙记错了呢？新1军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麾下最为精锐的部队，而国共合作到了抗战后期早已貌合神离，哪个不怕死的会在给新1军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唱《八路军进行曲》呢？ 顺藤摸瓜查下去，发现李云龙此说并非无中生有，问题，出在参加慰问演出的“国内前来慰问的文艺团体”上面。 根据史料，1945年春，确实有一支文艺团体曾到密支那慰问远征军，他们演出的曲目，还包括了《黄河大合唱》、《丈夫去当兵》等，看节目表简直和到冀中慰问吕正操一模一样。这个胆大包天的团体，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沬若组建的文艺演出团之一——剧宣5队（原演剧9队，郭沬若共建立了10个演出队，分别称为演剧1队至10队）。该队前身为以冼星海、张曙为首的救亡歌咏队，队长徐桑楚，副队长、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丁波。可以看出，这支演剧队伍有着深刻的红色背景，曾在抗日宣传活动中起到很大作用。因为有着红色背景，他们演出的节目，的确包含很多左翼作品，《朱大嫂送鸡蛋》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给国民党军队慰问演出的历史，文革开始后，上海人艺造反派曾立即成立“演剧9队专案组”，对该队数十名成员进行审查迫害。名演员高重实遭到残酷毒打，被迫害致死。） 那么，国民党军政系统，怎么会允许这样一支浅红色演出队伍前往缅甸呢？而且为何孙立人下令传唱这支歌曲居然无人阻挠呢？ 这是因为新1军是一支非常奇特的国民党军部队。 与大多数国民党精锐部队不同，新1军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系统，它的前身新38师脱胎于宋子文的税警总队。这是宋依靠自己的财力建立的一支半私人武装，军官多来自在国外军校留学的毕业生，与蒋介石没有那种黄埔听训的子弟关系。从现在发现的孙立人将军照片看，他戴美国钢盔果然是如李云龙所讲的那样。（新1军攻克孟拱后，孙在城中佛寺内留影）
而到达印度以后，由于鞭长莫及，国民党主流在这支军队的影响更加薄弱，有感于国民党政训系统一贯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迪威和孙立人在抗战期间，始终不接受国民党党务体系在新1军内的存在。而军统方面派来监视孙立人的潘德辉（新1军上校情报参谋），感于孙将军的忠勇，不但不肯监视他，反而成了孙最忠诚的部下，在“孙立人兵变案”后被整整关押八年之久。孙立人在军中不甚支持国民党的存在，这一点，固然和孙立人力主军队国家化、军人不问政治的思想有关，同时也受到史迪威的暗中力挺。 由于和陈纳德不和，史迪威作为中印缅战区参谋长，手下真正能指挥得动的美军只有一个麦支队。这显然与他力争从印度杀回云南，打通中印公路的决心很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极为看重能征惯战、兵力雄厚的中国驻印军，特别是孙立人部下的新38师，把他们看作实现自己决心的主力部队。为此，史迪威利用自己在美国政府的影响，为中国驻印军征得了与美国军队几乎相同的待遇和装备——这种待遇，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让很多军队羡慕。例如，在密支那作战中，受伤的中国士兵，都是先由随军护士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伤情严重，则立即用飞机运送回印度的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大大降低了战士的死亡率和致残率。 史迪威扩编驻印军的思想与蒋介石一拍即合，蒋也对这样一支装备训练一流的军队十分有兴趣，所以全力提供兵员，通过“驼峰航线”运输印度，增强远征军的兵力。 然而，在使用驻印军上面，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思路却完全不同。 史迪威全力支持远征军的建设，目的就是使用它打通中印公路，为将来从中国对日发动反攻创造条件；而蒋介石则更乐于坐山观虎斗，他认为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战争，才是决定日本命运的关键，中国反攻与否，对日本的灭亡并无决定作用。因此，蒋介石更愿意把这支军队雪藏起来，作为战后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军事支柱。 于是，蒋对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深感忧虑，担心其实力因此遭到重大消耗，并力图通过对远征军中方将领的控制，消极对待史迪威的作战计划。 无奈史迪威对蒋不愿放权的思路早有防备。早在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他就被蒋介石的水磨功夫折腾得半死。当时，史迪威号称是可以指挥整个远征军的，然而到了战场上他才发现蒋介石始终在遥控这支部队的指挥权，而且在缅甸叠床架屋地造出了接近一个班几乎与史迪威具备同样权限的将领。这些人员包括参谋团团长林蔚、远征军副总司令罗卓英、远征军实际的前敌总指挥杜聿明，等等……当然还有蒋介石自己。这个古怪的足以让人自杀的指挥体系加上三心二意的英国人亚历山大上将，几乎把史迪威逼疯。他终于明白蒋介石让他“指挥”远征军不过是一个游戏，实际上并不肯真的让他指挥率领这支军队，而只希望这个大鼻子把美国的援助物资要来运到就足够了。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和这个古怪的指挥体系很有关系。 精明的史迪威当然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摔倒。他采取的措施，就是一面为远征军提供最好的后勤服务，尊重士兵改善待遇来争取军心，一面坚决拒绝蒋介石对这支部队的插手，只让他名义上拥有这支军队而已。所以，孙立人的做法得到史迪威的支持，而且在远征军的问题上，美军顾问人员的意见常常是决定性的更加重要。史迪威，绰号醋性子乔的他对政治一知半解，却是一个坚忍不拔，而且感情强烈的老军人。
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的确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根据日方资料记载，仅仅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在与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中，阵亡——注意，不算负伤的——阵亡的人员就达38,286名。实际与远征军作战的日军还有另外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可以想象远征军给日军造成了多么大的伤亡。 个人感觉，新1军、新6军回国后最终覆灭在内战的大染缸中，与离开了史迪威精心缔造的美式环境有关。与此类似的例子，在现代还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耗资巨大的健力宝足球队。 事实上演剧5团在云南，正是通过演出中给美军顾问留下了深刻印象，才获得了前往缅甸慰问演出的邀请。当时史迪威一系的美军顾问，对共产党并无太敌对的看法，史迪威甚至还建议过直接向延安提供武器装备与日军作战。在当时情况下，美军顾问支持的事情，国民党方面想阻止也无可奈何。 孙立人采取军中不建党的立场，未必不是在蒋、史之间求得一个平衡，避免激化双方矛盾，为自己获得一个简单的环境。对于一个真正的军人来说，他很不愿意卷进这样的政治漩涡。但他这段时间的表现，难免被蒋视作离心，或许他后来被囚禁三十余年的命运在此时已经注定。 所以，在孙立人的部队中，对于国共之争，其敏感度远远低于其他国民党军队，他未必知道“向前向前向前”是八路军的军歌，就算知道，恐怕也未必在意。在缅甸与日军18师团激战中的孙立人部远征军部队。
《与八路军在一起》的封面
应该说，永峰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风貌。
而且，当时这首歌的歌词，并无“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敏感的句子。 最早注意到八路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的变化，是在一本日本左翼记者釆访八路军的书中。 这位日本记者名叫永峰正树，日本投降前夕，他来到八路军中采访并且追随八路军部队转战，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才离去，并写成《与八路军在一起》一书，描述了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情况，在日本影响很大。 现在看来，永峰正树应该与当时在狱中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关系密切。他釆访八路军的时候，日本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将面临战败，而在思索战败后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八路军装备低劣，却能够在华北和日军反复争夺，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日军始终无法奈何这支军队。无论威压还是利诱，华北的军民始终团结一体，如鱼水结合，让一部分日本人感到应该对这支神秘的军队进行更多的了解，也许可以从中找出未来日本的复兴之路。 永峰的作品，其目的大体如此。不过也有的描写让我们颇感新奇。
比如上面中图，反映了八路军战士帮老百姓追逃跑的猪崽。永峰认为八路军的成功，军事只是一部分，政治上的成功更值得思考。 比如上页下图上的女八路，我们的确可以接受他描述女八路和男八路服装完全相同，但抽烟的女八路呢？1944年可是整风运动结束好久了。 永峰在文章中提到有些女八路来自大城市，教育水平高而且特立独行，抽烟并不妨碍她们彻夜工作。看来，当时的女八路中颇有些个性十足的人物。 而永峰记录的当时八路军的军歌，虽然由于中文水平有限错误百出，却明确地可以看出，当时这首歌中尚无“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当时的歌词是“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 如果是这样，这首歌的整个歌词中，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内容，仅仅是一首激昂的爱国歌曲而已，实在看不出孙立人的部下为什么不能唱这首歌。 最后，有必要思考一下，新1军中这支歌到底唱了多久。八路军进行曲改为解放军进行曲和歌词的变化具体情况不详，不会早于1946年。所以，结合李云龙所说“听说这首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新1军中唱八路军进行曲的时间，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呢。 八卦一下，新1军1945年曾经进入东北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当时这支军队中《八路军进行曲》应该还没有被禁唱，双方大有可能在阵前唱完全相同的歌曲。真八路面对这伙高唱“向前向前向前”的另类国军，会不会也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呢？ 远征军中的黄镜头 导读：中国运输车队的加油站，挂着西洋裸女的画像。 活跃在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因其血战异域，收复滇西，打通中印公路的历史而逐渐为世人所了解，被称作“铁血远征军”。 这样一支铁血部队里头，怎么会出来黄镜头呢？ 再说，中国远征军的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可是个古板的老头，他跟陈纳德将军闹不合，最初就是因为陈纳德从印度进口一帮妓女慰安他的那帮坏小子。永峰记录的当时八路军的军歌
自然依旧是美国人的手笔，这个，史迪威也管不了——二战中，只要有精力充沛的美国佬的地方，好像就少不了带点儿颜色的东西，虽然美国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清教徒国家。 1943年底，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发起反攻之战，一路势如破竹。其中，及时稳定的后勤补给是中国军队作战的一大保障。作战中，中美运输部队利用中国远征军背后已经修筑完成的中印公路部分路段，派出汽车不断将物资运往前线。 中印公路的质量甚佳，即便今天重新启用这条公路，其工作量也十分有限。有趣的是，美军工兵往往喜欢在路段的急转弯处设置希望减速的标牌，上面的主角多是性感女郎。这种路标无论对于美军司机还是中国司机来说，减速效果都是一样的好。中印公路急转弯处美国工兵设立的路标——对不谙英文的中国兵来说也是一目了然。
这算是露得少的。
这个倒不是路标。
而是加油站的标志。
再看左上图，估计有老实巴交的中国兵该琢磨了——风也太大了，瞧把这位大姐的衣裳全都给刮跑了。 同时，美军更使用飞机从后方为远征军运送物资到前线野战机场，并带回伤员。在中国远征军不断出动部队迂回敌后的同时，美国运输部队也在试图跟上他们的步伐。于是，在中国军队攻占的前沿阵地周围，很快就会出现大量用蜂窝钢板搭建的简易机场。美军的C-47运输机、P-51野马战斗机、L-5联络机往复飞行于印度与前线之间，机声隆隆，使缅北的丛林出现了一点现代化的异样景观。 飞机不需要路标吧，可是，只要有美军在场，就常常出现一些让中国大兵们看着新鲜的场面。比如，随着远征军节节深入，中美工兵部队在前线需要不断修建新的机场。征用机场用地时，一个美军飞行员和地主的女儿产生了爱情，于是每次这个飞行员来出任务，都会演出热吻的场面，并有大量中国士兵好奇地观看——能得到飞机运送补给支援固然新鲜，看到这样的场面无疑更加新鲜。这个就更露骨一些。
远征军和青年军的很多老兵不愿意打内战，一回国就退役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这样的镜头带回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中去。 远征军中的异国女性 导读：中国远征军的重伤士兵在美国护士的鼓励和热吻下战胜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生命。 上篇《远征军中的黄镜头》，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缅北作战中的一个独特侧面——中印公路上的路标和加油站的标志竟然十分性感。 结果一位朋友网友很有风度地将几张照片上的内容加了翻译，竟是饶有风味。故此，把这些翻译内容转录如下，以飨有兴趣的朋友。 这位朋友的说明如下： 这路标（上文图片）不是给中国远征军的官兵看的，是给运输的司机看的。 当时40年代时国内会开车的很少，我外公会开车，在上海给土地局长开车，那人留美的。在滇缅公路上开车的，有外国司机，和一些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他们能看懂英文。用美女标示是提醒司机注意。 如第一个路标（第284页图）上写： Speeders beware! marks my words wait and see you will be caught just like me 25mph 开快车的家伙，记住我的话：走着瞧，你会像我一样被抓起来。（估计路边有宪兵） 每小时25迈（提示不要超过25迈） 第2个路标（第285页左上图）： drive slowly curve on me may look swell but on ledo road they can be hell 25mph 慢开 我身体的曲线也许很美（上世纪30-40年代流行用swell，相当于现在的great，很棒，很美）但在ledo公路上，那会是地狱（比喻弯很多）或者翻译成——曲线放我身上看上去也许很美，但放在ledo公路上，那就是地狱。 每小时25迈。 第3个路标（第285页右下图）： new way to get a round curves take them slow. 新路有很多弯道，慢开经过。 补给站的路标是： gas ain't rationed～tires are free! make them last you want to see that gal back home. 汽油不是配给的，轮胎免费，假如你想看家里等你的女孩，就顺利开完全程。 最后一句在鼓舞士气。好，这回干脆来真人秀了。背对镜头的中国兵们，不知道是怎么表情。
远征军中的中华女儿
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朋友。 不过，这段文字倒引起了我的兴趣。 尽管军队是男人的世界，但在缅北作战中，远征军部队中不乏女性的存在。大批中国和华侨华裔女性在医院中担任护士等工作，国内的文艺团体也曾多次组织团队到远征军中演出，其中自然少不了女性演员的身姿。警戒滇缅公路的中国女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有不少异国女性出现在远征军的行列中，把她们当时的形象展现出来，显然也是一种独特的风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经常邀请歌星影星到前线劳军，把异性的到来作为一种激励士气的手段。中国远征军中的新1军、新6军、装甲部队等都是按照美式配置装备和提供后勤服务的，这种劳军，自然也成为“美式装备”的一部分。这是到密支那前线慰问中国远征军的美国歌舞团。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的老兵王家鼎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劳军场面——“到密支那的时候，正巧赶上美国影剧歌舞团的劳军慰问表演，英、中、美三军成弧形围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观看节目。我至今还记得，最受欢迎的是一名叫丽丽蓬丝的女中音。她每唱完一曲，台下就叫喊起‘ENCORE’（再来一首！），连续唱了三曲，观众还是不让她下台。最后，她微笑着对众人说，请中英美各选一个代表上台，她要向大家表示谢意。台下于是欢笑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我们里头个子最高的老痞在众人的笑闹声中兴高釆烈地上台，作为中国士兵的代表，和那位漂亮的女星握手、拥抱，最后还来了一个火辣辣的亲吻。”英国歌星安妮·谢尔顿到缅北演出后获赠一面缴获的日军军旗，大喜过望。安妮·谢尔顿是当时欧美最性感的明星之一。
参加修筑中印公路的美国工程人员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工程队中的女司机。
中印公路加油站上的女工程师
野战医院中的缅甸当地女护士
不过，缅北更多的女性，并不仅仅是作为异性的存在。 由于战争的进行，各国都出现由于男性上前线导致的性别不平衡。中国如此，美国亦如此，这个牛仔的国度的女性并不都是独守空巢，而是纷纷到前方后方承担和男性一样的工作。 而对于远征军的战士们来说，更多的女性，是在战场前后伴随他们的“南丁格尔”们，这些女性中，也不乏异性独有的魅力。 尽管时隔六十余年，很多当年的远征军将士依然能够回忆起这些异国女子的风貌，文字中充满了温馨。 中国驻印军汽车6团的老兵陆涵玟回忆，“我还记得有一个美国女护士长，大概50岁上下，很痩，个子不高，对人很随和。她照顾的一个伤员，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是忘了她的叮嘱，在试图坐起来的时候，用了一下力，把身上还没有愈合好的伤口震裂了，殷红的血从绷带上渗了出来。她知道了，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帮他处理了伤口。然后很生气，一脸的严肃。最后，她把手抡起来，在他的屁股上，啪啪来了几下。我们都笑了起来，那真像是亲娘打子，手高高抬起、轻轻落下”。 新22师老兵刘树瀛写过一段关于一个美国女护士的回忆。“战争吃紧的时候，伤兵很多。有一天送来一个受了重伤的中国兵。由于某种原因，手术时不能进行麻醉，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转移伤员注意力的办法来减轻他的痛苦。他们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护士。护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手术过程中一直陪在伤兵的身边，鼓励着他。每当伤兵挺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告诉伤员，自己深爱着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挺下去！伤兵就在护士的鼓励和热吻下战胜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生命……”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原远征军30师89团空降突击队周玉璞的一段回忆。周玉璞老先生曾参加了空降密支那的作战，至今生活在扬州老家。萨注意到，在2009年一次对周先生的采访报道中，周老先生提到机降密支那之战中，他所在的飞机上曾有两名美军女护士参加战斗，并有一人在战斗中负伤。 这篇报道比较简单，萨出于了解细节的想法曾试图与周老先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幸运的是，最终，通过江苏省政协文史编纂委员会的朋友，找到了周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提供给他们的一篇回忆文稿，应该算是一手材料。这篇文稿题为《忆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之役》，其中，对空降作战的情景有着颇为详细的描写。由于原文没有电子文本，故此萨做一次打字员，把这次空降作战的有关部分转录如下——尽管作这项工作颇为枯燥，但萨还是决定来做，因为这段文字时隔65年看来，依然让我产生一丝感动。飞越驼峰航线进入前线的美国女护士，一样要承受缺氧的痛苦。
我和营长联络官凯撒一起到团部开会，当时已是夜晚10时，团长打开地图，用手指着上面一个城市说到，我团的任务是在美方空军以火力制压敌人炮火后，空降敌机场，一边迅速占领该城，切断敌人的南北联络。他又补充说，这是事关盟国胜利的重要战役，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我们面临的敌人是18师团田中新一所部，这是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顽强而凶狠，我们要认真对付。说完，他苦笑一下，摆了摆手，要我们于明晨一时全副武装完成登机任务。我们回营传达了上述命令，大家都很紧张，也很兴奋。
当晚，我们举行了临时晚宴，官兵们尽情欢乐。在临战前夕，相互之间更加亲切，忘记了平时间的个人小恨小怨，现在都互相拉拉手，表示要同心协力在战场上英勇杀故。有些官兵还悄悄地写下了遗书，有的留给他们的父母亲，有的留给妻子或未婚妻，有的留给朋友或兄弟姐妹。
第二天凌晨，官兵们一声不响地登上美军C-40运输机。当时这种运输机只能运送四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我带了一个重机枪排上机。突然发现有两名美国人带着有伪装网的钢盔也踏上了飞机，她们带了两个红十字药箱。在手电光下，看到原来是两个美国护士小姐。她们向我吃吃地笑，揶揄地说：“上尉，我们听你指挥！”这倒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我们通了姓名，大一点的叫露丝，康州人；小一点的叫凯特兰，加州人。
飞机起飞后，从机身四周的窗洞侧视，下面一片漆黑。飞行不到十五分钟，正驾驶员肯尼迪发现有敌机来袭，要大家不要乱动。官兵们很紧张，但并不恐惧，个个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这时一架敌机向我机一阵扫射，机身尾部被打中，一个班长头部中弹，当即身亡。接着，又有几个士兵负伤后在座位上躺下来了。我急忙打着电筒和露丝、凯特兰小姐一起给他们止血裹伤。护士小妞那种从容不迫的工作精神以及对战友的情谊，使我深为感动。伤员们问护士小姐：“我们要紧吗？”我用英语转译给她们。她们安慰伤员说：“不要紧的。”我发觉她们的手在颤动，眼晴也湿润了。没过几分钟，有几个士兵垂下了头，他们为抗击日本鬼子，保卫祖国，把躯体留在了那炎热多雨的异乡。敌机被我战斗机群击退。我们从窗口看到敌机在黑夜里像火龙一样倒栽在茫茫的林海里。此时，伤员在呻吟，露丝和凯特兰小姐像哄孩子一样唱着催眠曲。伤员们虽然不懂英语，但是，对于感情的语言是灵犀相通的。这时，突然有一架敌机躲过我护航机，向我运输机闯来，一阵机枪声中，一颗子弹穿过我的钢盔擦破我的头皮，又弹跳到机舱壁上，马上就听到弹头和铝制品相撞的声音。
这时，凯特兰小姐惊叫道：“上尉，拿手电来，露丝小姐负伤了！”我见露丝用右手按着小腹，血不断地流下来，脸色苍白，双唇紧闭。见到她那痛苦的模样，我不禁想到我那沦陷区的妹妹，忍不往流下泪来。凯特兰给露丝包好伤口，我用军用图囊给她枕了头。“谢谢上尉！”她以微弱的声音说道，并用力紧握我的手。敌机第二次袭击后不久，我机飞临密支那上空。这时驾驶员通知我们做好战斗准备，飞机即将着陆。除了死者和伤者随机带回印度外，其余人员一律下机。飞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后，我们挥泪同伤员和死者告别。
我们下机后，即展开对地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着落点很低，我们只能匍匐前进，在前进中还见到凯撒上尉。我们躺在水里，敌人的子弹嗖嗖地落在附近。我军伤亡很大，许多熟悉的战友都倒下去了。敌军官挥舞着战刀发动反攻，企图夺回机场，但是在我军的猛烈炮火下，又被打了回去。周玉璞在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后来曾寻访过那两名曾一同出生入死过的女护士，也没提到她们后来的命运。 然而，或许都不需要吧。 这一刻，也许我们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为何那场血战叫做“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林旺不仅是一只象 导读：林旺以象鼻喷水喷向自己的眼睛，表情细腻，似乎在享受着生命一刻最后的乐趣——此时，距离它和远征军并肩奋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 林旺，是一只亚洲象。 接触到林旺，萨可以说在是从一个非常古怪的角度铨叙着，那就是——战争。 亚洲象以温驯著称，怎么会和战争联系起来了呢？虽然古代的时候有人动过用大象打仗的念头，但在亚洲这种做法历来是杀人三千自损一万。这是因为驯服的亚洲象性情相当温和，遇到战阵往往不愿冲向敌人，但一遭打击就会本能地向主人靠拢——结果是踩死了大量自己人，弄得不可收拾。于是，用大象打仗这种事儿，终于没有流行起来。
我注意到林旺，是在研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历史时。当时，我意外地发现双方在战斗中都使用了大象。中国远征军败退印度时有一个被打散的小军官曾在当地人帮助下组织了一个游击队，用大象掀日军铁轨。但大多数时候，双方都仅仅使用大象运输物资，因为它们的性格并不适于在前线作战。这其中，日军使用大象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情况较多。 日军大象的来源主要来自当地的木材公司，缅甸的木材公司一直使用大象搬运贵重的热带硬木。林旺，就是这种情况下被日军征用的一头亚洲象。所以，它最初也不能算是一头野生大象，从阶级属性来说，应该算是“印缅木材公司”的一名林业工人。 根据台湾方面的记载，大象林旺是在缅甸作战中和12头伙伴一起被中国远征军俘虏的，但是记录的语焉不详——这几乎是台湾文献谈抗战历史时经常出现的问题，甚至一些非常精美的图书，也不肯用心去考证一下史料，其原因很让人迷惘。林旺，1960，在台北木栅动物园。
其实，林旺的归汉，是可以查到具体情节的。它应该是原服务于日军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作战中，为中国远征军新1军所部俘虏。林旺当俘虏可不是丢人的事情，确切地说，远征军是救了老象一命！ 当时的日军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节节设防，阻击东归心切的中国远征军，但无论兵器还是后勤都无法与美械化的中国新1军、新6军对抗，被打得不断败退。18师团的后方基地孟拱到前线仅仅依托一条简易公路进行补给。由于日军机械化程度不高，公路又不断被中美空军炸断，能够在林中小径行进的大象就成了重要的运输工具。 在日军中，林旺们的日子可不好过。按照日军18师团辎重兵部队的报告，由于道路崎岖艰险，使用大象运输，负重能力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一头只能背负250-300公斤的物资，时速5公里。与中国军队在拉加苏、李家寨等地对抗时，运输兵要翻越险峻的万塔格山，大象是人背肩扛以外唯一的运输工具，一次到前线往返要两天的时间。由于战局对日军日益严峻，日军往往强行让大象背负500公斤以上的物资，结果许多大象很快出现“鞍伤”不能使用，到中国军队进攻孟关的时候，在前线的大象已经从将近100头减少到了十几头。 但是，那么大的象怎么会落到中国军队手里呢？难道日本人不能骑着或者赶着大象逃跑么？ 根据现有材料，林旺的被俘，很可能发生在著名的西通切路战之后。西通切路战是孟拱战役的一部分。1944年5月，日军第18师团为了遮护孟拱基地，在其以西的加迈、卡盟等地据险死守。中国军队突出奇兵，以112团团长陈鸣人率部，人手一口砍刀，从渺无人烟的林莽中强行穿插六天六夜，成功钻入敌军后方，突然抢占加迈与孟拱的枢纽西通，切断日军补给线，一举将18师团主力纳入中国远征军的大包围圈之中。这一战，包围圈内外的日军发疯一样猛攻西通，却在陈鸣人手下伏尸累累，不得寸进。被围日军粮弹皆无，在中国军队四面攻击下完全被打散，中国军队乘势拿下缅北重镇孟拱。缅甸日军的大象运输队
公路被毁，日军大象部队徒涉河流。
这一仗打断了这个“丛林战之王师团”的脊梁骨，仅仅被打散后饿死的日军伤病员，就有两千多名。日军师团部是依靠工兵在树丛中用斧头和砍刀勉强打开一条“伐开路”才得脱身逃脱的，师团长田中新一几乎是赤手空拳逃了出来。这条“伐开路”窄处仅有一人宽，大象根本无法通过。面对进军神速的中国远征军，日军只得丢弃了林旺等大象逃走。何铁华、孙克刚所编《印缅远征画史》中，有一张照片反映了这批大象被俘的场面，不知道林旺当时是不是在画面之中。 假如林旺这次没有被俘，其命运十分堪忧，因为日军的后勤运输是有自己特色的。在前线，他们通常采用水牛和山羊（甚至据说还有猴子）运送物资，目的是在物资缺乏的时候，运输者本身也可以被作为食物吃掉。在英帕尔战役中，同样是用大象运输物资的日军粮食不够时，确有杀死大象食肉的举动。 事实上，我是在查找这批大象的情况时，才骤然发现林旺的存在——这头长寿的大公象结束了军旅生涯后，一直生活在台北的木栅动物园，直到2003年才与世长辞，寿八十六，创了亚洲象的生存纪录。 而当我打开台湾的网页，查看林旺的资料时，骤然发现，在台湾很多人不叫他林旺，而是亲切地叫它——林旺爷爷。 要是仅仅从战争角度写大象林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大象林旺的军旅生涯，还是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不过是当了“机关兵”，已经和打仗无关了。加入中国军队的林旺，待遇明显改善。这是因为，当时和日军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已经全部美械化，新1军和新6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美制十轮大卡车和各种吉普车。工兵部队也十分积极，公路和输油管修得紧跟着一线步兵的屁股。如此大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原来的“民工”成了军中的明星和宠物。 老远征军战士回忆缴获的这批大象很是温驯，也颇让没见过世面的农家子弟们大开眼界。他们提到的有趣事情很多，大多记录在大陆的政协史料中，也许台湾那边喜爱林旺的朋友倒是不知道的。 缴获林旺他们的时候，也俘虏了多名缅甸的“象奴”，他们本来是为日军管理大象的，现在为远征军工作了。大象行进的时候，象奴坐在大象头顶上，手持一根形如钥匙的奇怪手杖，指挥大象前进的方法，就是用手杖去敲大象的耳朵，敲右耳朵向右转，敲左耳朵向左转，听话得很。新1军俘虏日军的大象辎重队，照片题名注明是在孟拱战役中。
但是也有不听话的时候，那就是让大象坐下的时候，很多大象故意装做东张西望的样子，对象奴的命令视而不见，拖延磨蹭不肯执行。后来，远征军的士兵们慢慢看出了道理——大象身体非常沉重，坐下后起立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它们不愿意坐下，倒是有客观原因的。 大象能听懂人话！可惜当时只能听懂缅甸语，对中文、英语和日语完全没反应。从后来林旺的情况看，他是慢慢学会了中文的，哦，懂母语之外的两国语言，林旺可算是个知识分子呢——不要对我这个结论表示不满哦，你试试学大象的语言去，林旺能听懂咱的语言，咱就不能跟他比比智力？ 大象不怕老鼠，经常把老鼠踩死。 大象进入树林，象奴不让远征军们去窥看，说是大象有时在林中交媾，这种动物十分害羞，若发现有人窥视就会冲出来把你踩到死。 大象们在缅甸并不需要人工喂养，到了晚上，象奴给大象戴上一种特殊的脚镣，这样大象一步只能走40厘米，是没法跑远的。然后，大象就会被给放入山林，自己寻觅食物，清早自会回营，是不需要多少照管的。 就是这最后一条，差点儿又要了老象的性命。新1军军长孙立人很喜欢这几头大象，决定带他们回国。回国路上，离开了野生植物繁茂的缅北滇西，人们才意识到大象需要吃多少东西。新1军的后勤部门为此吃尽了苦头，大象们也不得不临时学会一些简单的表演技巧，沿途杂耍给自己赚点儿伙食补贴。尽管如此，还是有多头大象因为照顾不周死亡在路上。好在林旺体健貌端，生命力强，很活泼地到了广州。 值得一提的是，新1军的几头大象在广州继续登台表演，还曾经用所得赈济过当地的灾民。 也有史载新1军在广州颇有强买强卖的扰民现象。大象赈灾和强买强卖，这两个矛盾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一支军队身上呢？只能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 后来孙立人到台湾担任新兵训练司令，就带了三头大象渡海去台，算是给台湾人民的礼物。这里面就有林旺，可惜另外两头大象寿命都不长，也就不如林旺这样出名了。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和林旺
林俪芳说，那时她正在拍摄猴子，工作人员知道体力衰弱的林旺已经快不行了，特地找她去拍摄。林俪芳回忆，当时林旺泡在水池里（注：林旺本来不爱游水，但是衰老而聪明的它却懂得利用水的浮力缓解自己的体力不支），不管工作人员怎么呼唤、拿食物引诱，林旺都不肯出来。 就在日落黄昏的光线下，林俪芳拍到林旺以象鼻喷水喷向自己的眼睛，表情细腻，似乎在享受着生命一刻最后的乐趣。后来它还伸长鼻子朝向工作人员，就像是知道生命走到尽头，还依依不舍的跟老朋友打招呼。刚刚到达台湾的林旺，依然在“军管”之中，干了好几年搬运工的灵活，才走进木栅动物园过起了安定的生活
应该说，看过这样的文章，我只好停笔了。 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有那样多的人写过林旺，回忆过林旺，想念过林旺。 感到，自己下手，无论怎么写，都有抄袭的感觉。 写林旺的大多是成年人，每一个人都从孩子走过，从孩子走过的台湾人，很多人记忆里都有一个老林旺。 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岛很多年，在林旺辞世的时候，还是写它，怀念它。 那种感觉让我很熟悉，又很亲切。 因为我记忆深处，也有一头一样的大象。 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外地工作，每年只能回来一次，回来总会听我说说家里有了什么新鲜事——这些事情多半鸡毛蒜皮，无非是前院的蚂蚁搬了家，邻居的小义让马蜂蜇了头一类孩子眼里的惊天大案。反正，我不论说什么，妈妈总是听得那么开心。 有了自己的女儿，才恍然明白，妈妈一年一度的开心，竟是用其他所有时间里对我的思念做底子的。 然而，有一次我却把这种鸡毛蒜皮一举发挥到国际水平了——那一次，我一见到母亲，就宣布新闻一样地大叫：“米杜拉长毛啦！” 妈妈愣了：“米杜拉？米杜拉是谁？” 米杜拉，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头亚洲象，前几天父亲刚刚带我去看过它。米杜拉是一个叫做班达拉奈克夫人（看，因为米杜拉，我连这样复杂的名字也记得一清二楚）的老太太送给北京动物园的，当时还很小——当然肯定比我个子大。平时对巨型动物有点儿恐惧的我对米杜拉要感觉好得多，近距离观察一番以后，冷不丁发现一个问题——书中的大象皮肤都是胶皮一样的，而米杜拉竟然长着毛！ 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父亲，父亲当时大概正想着别的问题，心不在焉地回答道：“噢，小的时候没有毛，大了就长出毛来了……” 事后证明问父亲这个问题明显问错了人，他的答案完全错误——亚洲象只有幼小的时候身上才有毛，长大了就不会有毛了，否则那就不是亚洲象了，那是猛犸！父亲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他在生物学上的知识，并不比街道老太太高明多少。 然而我还是很兴奋，还喂了草给米杜拉吃。深刻的印象让我在妈妈回家的第一时间就向她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 那一年我四岁。 以后又看过很多次米杜拉，每次到动物园都去看它，记得它脾气很好，还会吹口琴。直到有一次，米杜拉突然消失了，从此不再出现。 那种失落，至今难忘。 当我翻看台湾的朋友给林旺的留言，那种久违的感情一下子充塞了我的心房。 我想林旺或者米杜拉于我们的意义，就好像老宅子胡同门口那个修鞋的老师傅，当你满身疲惫地提着皮箱从异乡归来，一走到巷子口就看到阳光下二十年前的老师傅依然在拿着一个鞋掌一板一眼地来钉。 那，就是和林旺爷爷一样的感情了。 写林旺的前半生，我的感觉带有扬眉吐气，写到不需要我动笔的林旺的后半生，心中却只有一份淡淡的欢喜和忧伤，平静如同一湖秋水。 原来感动就是这样简单。 写到文章的结尾，却是一个好消息，才知道我一直有些怀念和担心的米杜拉，离开北京后是去了天津动物园，它当时并没有在这个世界消逝，只是搬了一次家。 虽然我们都终将从这个世界消逝，但我们总是期望着，我们的所爱，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荧屏硝烟 ——抗日电影解析 抗战中国在敌国镜头中的影子 ——经典画面 影视作品，常常因其经典画面而流传下来。抗日战争这场大剧，其中也不乏大量的经典场面。本专辑收录的，均为日本战地记者在中日两军交战战场上拍摄的经典镜头。尽管这些镜头来自敌方，却反映了抗日战争中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例如，日军记者跟随轰炸机拍摄的空隙中国海军宁海号巡洋舰的画面，正是炸弹在军舰侧面爆炸的瞬间，军舰的转向闪避，空中点点的高射炮火，都让人如置身于当时的战火之中。 这些图片，因为长期保存在日本，而不为国人所知，有些战斗，如奇袭出云舰，已经为国人所了解，这些图片可以让我们对这些事件产生更加直观和真实的感受。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对抗战相关题材影视的历史解析，而这些历史瞬间，或许正可以作为这个主题的一段旁白。这是在大象林旺死前几天，捕捉到的镜头，让林俪芳（注：台湾动物摄影家）一生难忘
东北沦陷，马占山在黑龙江组织抗战，屡次和日军血战，这是其所部1931年11月战死于三间房的中国战士。
尽管东北军因不抵抗主义退出东三省，但东北军民仍在艰苦条件下顽强抵抗——东北义勇军1932年在东北白旗堡摧毁的日军军列。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中日首次爆发空战，这是日军从空中拍摄杭州笕桥空战情景，此战，日军被击落两架飞机，中国空军赵甫明牺牲，石邦藩重伤。
抗战前日军研究中国国防的图书中，西北军大刀队的训练——《中国国防写真帖》。
日本《支那事变写真报道》中，中国抗战领袖的合影。
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军校的中国骑兵教导部队跃马出征——《第二次上海事变写真帖》。
抗战人无分男女老幼——前线的中国女兵。
中国的童子军宣传爱国抗日。
1937年8月，中央军出师淞沪，南京万人相送。
淞沪事变中的中国高射机枪手
日本油画：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空军击中日本驻华海军旗舰出云号。
在黄浦江上被击伤的日本皇族伏见宫博义王
淞沪抗战后期，战斗进入巷战——1937年10月中国守军在上海构筑街垒奋勇抵抗。
滕县王铭章师长战死后日军整理的遗物。
1937年9月27日，日军空袭江阴中国海军封锁线，宁海号巡洋舰遭到轰炸的瞬间。
抗战开始后，中国海军在长江英勇与敌军作战，这是楚有号炮舰被日军飞机轰炸中弹起火瞬间。
日军作战兵力渐渐不足，这是1943年，今天的日本天皇（当时14岁）披挂武装，鼓励参军的场面。
河北一次战斗中被狙杀的日本士兵
在庐山攻坚战中，被击伤的日本记者右为同一场战斗中日军一名军官拖曳被击伤的同伴逃离战线。
日军的罪恶证据——慰安所和慰安妇的相关资料。
历史残酷不容色戒 导读：“帮帮忙，打得准一些，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色戒》与郑萍如与丁默 看李安的《色戒》，应该说拍得是不错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讲人性的无所不在，这一点李安表现得非常好。 不过，说到电影和张爱玲原作的背景人物郑萍如（王佳芝），丁默邨（易先生），萨的看法其真实原型与影片中的人物相去甚远。张爱玲的原作我曾经看过，最初，有一丝感动，那种细腻的不能割舍的小女人心思写到极动人。但我当时恰好在听我的一位亲戚杜公谈起军统的一件往事，讲军统派女特工到缅甸负责监视远征军的行动，不料在撤退中被日军包围。结果，监视者和被监视者并肩战死在异国的沙场。 于是这份感动几乎立即就被我放下了。 张爱玲沉湎其中，因为这是她全部的世界，爱情、伤感、彷徨、时髦的化妆品和大衣，她从来不需要面对日本人的刺刀。所以她很有理由瞧不起那些在战壕里的大兵和在上海孤岛苦苦周旋的地工们，因为他们是“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的捣乱者，是这或美好或悲哀生活的破坏者。张爱玲绝不会把他们的行动看作“我们的”——张爱玲明显不喜欢易先生，可那是因为他属于张爱玲生活圈子里的坏人，张爱玲所以恨他。然而，那些不懂爱不懂缠绵，只懂得动枪的人若打破了张爱玲的生活圈子，张爱玲是不喜欢的。Yes，Roosevelt is a son of bitch，but he is OUR son of bitch．（不错，罗斯福是狗娘养的，可他是我们自己的狗娘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黑手党教父面对德国人的拉拢说过这样荡气回肠的一段话，张爱玲当然没有黑手党那样粗俗，可是易先生对张爱玲来说，显然也是张爱玲的OUR son of bitch。 可惜，不是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有张爱玲这样的好运气，他们不得不面对杀戮、跑反、轰炸和暴行，所以恐怕也就难以理解张爱玲的小心思。 我为什么被张爱玲的文字感动呢？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动。 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有我们和平时代的价值观和和平时代的感情。张爱玲的感情在当时是奢侈的，而李安在这个时代拍《色戒》，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正常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心态始终在战争时代，那这个民族也很不正常。我们今天有资本小资一下了。但是战争时代的中国人，能够欣赏张爱玲的，一定没有现在多。那个时候我们欣赏的是陈嘉庚先生的“敌未出国土言和即为汉奸”——相信如果我们再走进一场战争，价值观也会依然如是。 刚烈如刀与柔情似水同为人性的一部分。 许子将评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张爱玲的作品，也是一个适合和平时代，而不适合战争时代的例子吧。 其实类似不同阵营间感情纠葛情节的设置，已经不是首次。早在香港电影《川岛芳子》中，就曾经描述过川岛芳子与一个军统北平年轻杀手之间的感情。这个杀手后来被捕，川岛不管他同意放弃理想与否还是救了他，而光复后审问芳岛的正是这个杀手。两个昔日恋人又是十年老对手的王牌特工在监狱再次聚首。这个杀手以良心判处川岛的死刑，又无法回避自己的同情。他给了川岛一个虚幻的希望——在枪毙的时候会放空枪，然后用人换掉她。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给垂死的人一个安慰是他所能为川岛作的最后事情。影片结尾，是川岛蒙上双眼在枪口前从忐忑到疑惑，惊粟，到慌张，颤抖，最终又慢慢坦然的镜头——以她的阅历，本也不应该相信旧日情人能够救自己，只是欺骗自己还有希望也许是当时最好的办法。两个情人在半真半假地演最后一场戏，无奈，但真诚。而最终的川岛，显然无法欺骗自己到底，但在极端的恐惧中却终于找到了面对命运的悟彻和解脱。 这段情节，虽然川岛的恋情子虚乌有，但也有一点真实的背景，只不过扭曲的比《色戒》更强烈——那个军统杀手的原型，应该显然是著名特工白世维，曾执行刺杀张敬尧的行动。他也是整个抗战中军统北平站硕果仅存的金牌特工，战后担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不过他应该没有被捕的经历。而川岛芳子确有凭一己喜好从日本宪兵队救人的事例，只不过，这都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流部分。 有一次我写文章，说假如拍《敌后武工队》，给汪霞和叛徒马鸣来段爱情戏，该多么不可思议——不幸的是有朋友告诉我，新版的敌后武工队，的确有这样的情节……1945年1月28日，打通滇缅路的庆典——到中国的运输路线打通，中国军队从此开始大规模反攻。
如果对《色戒》和《川岛芳子》，我只是因为对历史较真有点儿不适应，对这个，我几乎就要达到恶心的地步了。因为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张爱玲的那种情感，是因为她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才可以产生的，在冀中农村的环境中，这样的畸形恋情根本没有存在的基础，要是出来一个抢男霸女如张金龙一样的人物，倒更可信些。 回到《色戒》。 真实的丁默邨曾残酷杀害有民族气节的上海公共租界法院庭长郁华（郁达夫的哥哥），为日寇得力鹰犬。此人有大烟瘾，根本不是一个有男人气的人，光复后日夜惧死，一个杀人如麻的人变得忌讳极多，卑颜求命，言辞无耻，连同案都不能忍受。丁写了几十万字的东西谈自己可以怎样帮助反共，以至于老蒋都动了心。最后还是陈立夫吃不消这条白眼狼，对老蒋喊道——没有丁默邨我们就不能反共了吗？（后来陈称丁之死是因为偷偷去武汉游湖激怒老蒋，似有洗白自己角色的意思）老蒋才最后决心杀丁。所以郑萍如最后会喜欢上丁简直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的郑萍如在刺丁案中表现坚决，倒是杀手有问题。第二次刺丁一般说法是丁觉察有异及时脱身，但汪曼云后来曾讲问题是出在杀手身上。起用的杀手是在帮的一名神枪手，但是丁也在帮，这个人不知道要杀的是丁，当发现目标是丁默邨后大吃一惊，发挥失常，事后还找到上级大吵大闹。 郑萍如被捕后，汪伪方面曾通过郑的母亲木村女士出面劝说郑叛降，为郑拒绝。至此郑自知生路已绝，乃有“可杀不可辱”之言。因郑为中日混血儿，汪伪方面担心夜长梦多，遂枪杀郑萍如于沪西某地。 相对于当时中统军统大员被捕后纷纷变节的情况，郑的坚定可谓无愧于国。 “帮帮忙，打得准一些，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这是郑萍如对刽子手说的，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从郑萍如谈到空军 前面谈到《色戒》和它的原型郑萍如女士，索性多说几句。真实的郑萍如是中统的玛塔哈特，死于在上海暗杀丁默邨的行动。
烈士墓入口
纪念碑
所谓郑萍如会对丁默邨有情，还有一点不合情理的，是郑萍如前去执行这个任务之前本来是有男友的，而且两人感情很深，早定终身。他的这个男友是郑萍如大哥郑海澄在中央航校短期进修时候的同学，名叫王汉勋（郑本人是日本明野飞行学校毕业的，一说王是他的教官）。王为人刚毅豪侠，在同学中有“小孟尝”之称，对郑用情极深，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成婚。 不幸郑萍如死后，王汉勋也在1944年桂林空战中牺牲。郑海澄则在重庆空战中战死。今天到南京抗战航空烈士公墓，还可以在纪念碑上所刻的名录中找到王汉勋、郑海澄的名字。 王汉勋刻名的纪念碑，我最初记为灵谷寺，当年是叫做灵谷寺的。有朋友纠正我，说航空烈士公墓与灵谷寺隔个紫金山。灵谷寺在山南，航空烈士公墓在山北。 他并专程前往，提供了去航空烈士墓所得的照片，王，郑二人的名字都清晰可辨，他说到的时候就看到几个人刚出来上车，大概是一家子，有老人、青年。出来时又有一家五口刚开车来，大概是老两口、子、媳与孩子，这两家可能是烈士的亲属。其他也有人来，在那里近一个小时没断人。 同时，在上面烈士公墓人名墙的照片上还看到了王汉勋的好友郑少愚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空军的名将之一了，顺便说说他。 郑少愚，四川渠县人，祖上为木匠，七七事变时为空军第4大队22中队分队长。他的中队长是黄光汉，大队长高志航，是为中国空军最精锐的部队。八一四空战中，高志航等在杭州上空迎战日军新田少佐指挥的“越洋爆击队”，郑的22中队正从广德返回杭州途中，立即投入战斗。日军猝然遭到两面夹攻，大败而走，指挥官新田（日本“中攻四天王”之一）当场阵亡，此后8月14日一度被中国政府定为“空军节”。 郑少愚在此战中击落日军96陆攻机一架（日军驾驶员试图迫降基隆海外的和平岛，机毁人存），首开纪录。 此后郑屡立战功，依靠娴熟的技术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击落日机，升任23中队中队长，1938年奉命随大队长董明德、王广英赴新疆接运苏联提供的伊-15战斗机100架。 这段经历接机人员曾以“十分艰苦”形容，但也不乏有趣的事情。郑等都是南方人，学习飞行又变得颇为洋派，熟知“商品社会”的种种规则，对北方人特别是新疆人的豪爽没有概念。于是他们在哈密等待接飞机的时候就领教了一下。 当时有个飞行员司徒福（后在台湾曾任国民党空军上将总司令）发现一个卖烤羊肉串的民族朋友手艺很好，就把他带到兵营烤肉给大家吃。果然味道不错，飞行员们纷纷抢食，当时新疆的汉人多掺杂奸商，在少数民族中名声不太好，那个卖烤肉的怕他们赖账很紧张。最后飞行员们让他按总数算，得法币七元。新疆的羊肉真便宜啊！飞行员是当时的大款，没把这点儿钱当回事，郑等拿了十块钱给他不要找。那人很是意外。 第二天，此人又带了一筐羊肉来，也不说话，放下就烤了给飞行员们吃。大家自然非常高兴，又是大快朵颐，临走，不知道谁给人家羊肉筐里又扔了十块钱。 第三天，烤肉的又来了，这次表情有些不对，把肉筐放下，就骂出一句汉语来：今天谁再给钱，谁就是王八蛋！ 飞行员们…… 这批飞机后来作用很大，1939年11月击落日本轰炸之王奥田喜久司少将的就是这批飞机。奥田曾担任天皇侍从武官、神威号航空母舰舰长，阵亡时是第13航空队司令官。 1940年8月，中日在壁山展开激烈空战。这一次战斗中国空军损失惨重，事后才知道日军使用了新装备的零式战斗机，这是这种二战名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已经是王牌飞行员，接任第4大队大队长的郑少愚也在这次空战中负伤。第4大队移驻昆明，1942年起开始从印度接运美国援助的P-43战斗机回国，代替老式的伊-15，伊-16战斗机。 1942年4月，郑在从印度接机回国途中，不幸因飞机故障坠毁遇难。接替他担任大队长的是李向阳。 空军王牌经常死而不得其所，马尔塞尤死于没开降落伞，西泽广一是在坐运输机的时候稀里糊涂被击落，郑少愚的死也堪称壮志未酬。 回到郑萍如的事情上来。 据说王汉勋对郑萍如到上海的任务并不了解，直到她牺牲一年后才知道郑的死讯。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英国的电影，是描述历史上真实的英伦三女谍之一莎拉的，我曾经看到过莎拉的照片，很是英姿飒爽的一个女子。莎拉枪法出众，机警过人，在法国活动时，为了报告德国轰炸考文垂的“协奏曲行动”情报而暴露被捕，最终在战争结束前被德军枪决。 莎拉和郑萍如的情况很相似，有一个空军军官的男友，在她出发前往法国的时候，两人已经订婚。莎拉在暴露后德军制造了一个她逃跑的假象，试图让她充当双面间谍，当伦敦要她核实自己身份的时候，她发出了暗语：“一个吉卜赛公主在火边跳舞。”真正的暗语是：“一个阿拉伯公主在火边跳舞。”这本是她的男友对她说过的话，被俏皮的莎拉用作了终极暗语，不料，却最终被用上了。英国那边立即就明白了情况——发报的是莎拉，但她并没有逃脱。 令人遗憾的是，莎拉的命运十分不幸，她用生命换来的情报，实际上英国早已掌握，只是为了保护“图灵破译机”故意牺牲了考文垂，而她发报报警后，英国的情报部门竟漫不经心地下令她“任务完成，立即返回”——这完全断绝了莎拉通过假扮双面间谍求活的可能…… 应该说，张爱玲的演绎很精彩，她只是选错了对象，郑萍如的浪漫如果演绎，应该更接近于莎拉而不是王佳芝吧。 我的看法，这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比作家揣测想象的一切都要真实得多。 刑场上的太极漫话汪伪汉奸 如果不了解大汉奸丁默邨，看看下面的资料或许会有帮助。情况是这样的：“从丁默邨（易先生）说起。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5日，是他死刑执行的日期。那天法警去提他时，他已知道了是最后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了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软得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拖着他提出狱门，行至二门时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所以他在法庭上无遗言，也无遗书，就匆匆送赴刑场枪决。同被收押的汉奸金雄白对此情景，感慨地说：“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上海既有‘黄道会’的常玉清，而南京又有特工领袖丁默邨。” 这话算是给丁默邨其人勾勒出了一个极逼真的肖像。 看的有趣，多说两句汪伪的汉奸们。 就说这个描述丁默邨丑态的金雄白，他出狱后在香港给报纸写连载，描述汪伪汉奸们的种种，有景有情，有声有“色”，观察入微，文笔生动，文章卖得果然很好——要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本事，盖金雄白本人就是上海滩小报记者出身的，本行啊。 金雄白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汪精卫到南京“还都”，要开代表大会，但支持汪记的国民党人太少，代表怎么凑也不够，总不能让汪总对着一片椅子慷慨激昂吧？只好下令铁杆们去拉人——金雄白最厉害，一人拉来十七八个“委员”。事后才知道他把家中所有在当地的亲戚不问资历文化，统统拉来充数了。当时汪老总是“我心甚慰”，等到典礼结束吃宴席，只见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委员”为了抢好菜丑态百出，大呼小叫，汪总的心情如何，就不知道了。 由此可见汪伪中人素质——曾有个黑龙江同学自嘲祖上无德曰“我们那嘎达原来叫宁古塔，清朝的时候好人哪会去宁古塔呢？”这话换几个字就是“好人哪肯跟着汪同学呢？”——别说好人了，连有点儿脸皮的坏人都不好意思。 汪伪中颇有能力高超人物，如周佛海的机变、林柏生的文采都堪称人才。然而，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汪伪成员多为私欲而祸乱国家，属于有奶就是娘的，如李士群辈无非在这边不得志，为了升官发财到另一边去，用忠良之血染红顶子，所谓真小人辈，国民之饿狼罢了。真有所谓“和平救国”志向的，有几个呢？生活糜烂的梅思平辈？贪财如命的吴四宝辈？他们连政治意图都谈不上，无非是图鱼肉百姓的机会罢了。 所谓真有政治意图的，汪伪中大约有两个半人可以算上。 两个，是汪精卫和陈公博，半个，是陈璧君。 陈璧君政治上有坚持，就是反蒋拥汪，以至狂热不择手段。对于为了反蒋去投靠日本，她根本不在乎。因为陈只是为了拥戴汪精卫，谈不上政治理想，所以只能算半个。 陈公博是个悲剧人物，也是汪伪中唯一我有些同情的人物。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曾为了不当这个汉奸躲了半年，还是被陈璧君给抓了出来，算是为了报答汪精卫的知己之情。陈没有什么亲信，也不抓权，他和莫国康的悲剧那才真叫张爱玲呢，是汪伪中的异类。我比较欣赏的一副对子“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便是他的绝笔。 至于汪精卫，他自己给自己的挽联“纵有前人尝滋味，谅无后人继春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美国好像有一条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美国宣布国家的投降，违者为叛国罪。 我想，这条法律很有道理。 说完正经的，说个怪诞的汉奸。 汉奸中被枪毙的不少，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此人和汪精卫、陈璧君是亲戚，因此贪图荣华落水当了汉奸，也因为这份亲戚关系被重用，贪而且滥，是汪伪政权中为日本方面效力最积极的文官之一，被作汉奸审判罪有应得。褚昏聩糊涂、政治上做事不行，是汪伪政权中的小丑，但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他是京剧票友，曾和伪满亲贵同台唱戏娱乐日人（因此也有逼迫梅兰芳剃须出山的事情，梅冒死以拒），他也是洋医学博士，力主禁绝中医（其博士论文是关于兔子的月经XY问题，空前绝后），他还练了二十多年吴式太极拳，与青岛的维持会长、提倡“新武术”的马良并称汉奸阵营“南谊北马”两大武林高手。 枪毙褚民谊的过程之所以不可思议，第一是他本来仅仅判处20年徒刑，褚不干要上诉，说是自己本来已经老了，这20年徒刑等于判无期，要求减刑。不幸当时大多数比他更大的汉奸都判了死刑，原来对他不注意的社会舆论因为这个上诉一下子集中到了褚的身上，其种种盘剥巧取，助纣为虐的恶行都被揭发出来，结果，20年徒刑就变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 第二是枪毙当天褚还在练太极拳，到刑场，按照不使犯人过分紧张的惯例，行刑警在其向前行走途中突然从后开枪击中其后脑。当时枪决多用“炸子”，冲击力很大，正常情况下被击中的汉奸都是脑袋开花，一头栽倒，唯独褚民谊古怪，一枪击中居然一个白鹤亮翅（一说鹞子翻身）就地旋转了一百八十度面对开枪的警察！ 这个不符合物理学的动作把警察吓得大叫后退。 好在褚民谊的古怪就到此为止，转了两圈终于踉跄倒下，死了。 事后人说褚民谊的太极真是练到家了，这叫内功。 看《太行山上》 导读：这部电影用了很多真实的历史背景，包括贺炳炎的独臂刀。 有次回国，带了一些DVD回来，其中之一，就是《太行山上》。 因为看了不少朋友的观后感，有的说是抗战经典片，有的说有不少问题，把胃口吊起来了，一定得看看这个片子拍的如何。 晚上，抓了两个小时来看，看完，觉得确实是一部值得评价的片子。确切说，当看片头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感觉。 为什么？ 编剧是陆柱国啊！ 哪个陆柱国？写《踏平东海万顷浪》的陆柱国啊。如果您不记得这部小说，《战火中的青春》这部电影您还有印象么？侦察英雄雷震霖、女扮男装的现代花木兰高山，就是这位当年另类的写实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当然，我还是觉得小说写得好，那里面充分的描述了战争的残酷和浪漫，从陆军写到海军，从游击写到登陆，无不精彩绝伦，让人欲罢不能。而其中万军高呼彭德怀的场面，更是大陆作品中绝无仅有的描述。王、郑二人的名字可以看到。
想不到几十年后这位老兄还如此活跃啊。 看到这个名字，我就相信，今天有的看了。有陆柱国，你尽可以相信这部作品一定是好的，这是一种信任。今天这个时代，可以信任的好东西越来越少了，但陆柱国，无疑是值得信任的。 比之过去的片子，此片战斗场面做得相当好，若据此仔细探索它们背后的故事，则无疑更增一些趣味。 平型关之战，日军士兵被炸后撞击卡车驾驶室的镜头，日军集体退子弹的镜头，双方肉搏的冷兵器动作设计，工兵镐的挥舞，再现了中日两军精锐以死相拼的激战场面，战士的动作粗犷而凶悍，都给人真实震撼的效果，显然导演投入了很大精力。如果对比《亮剑》，就会发现《太行山上》的处理效果要好得多，而《亮剑》电视剧则略逊，没有表现出原著的激烈精彩。比如同样是攻击日军卡车，《亮剑》里面明显就是弄了几辆卡车来走一走——起步而已，速度都没有提上去，尘土都没扬起来，镜头拍完停车——根本没有部队行进间的感觉。而卡车被击中的场面，《亮剑》里面是卡车整个往上崩，这实战中不是不可能，但卡车是一件很大的东西，它往上崩的时候，部件，玻璃等的损坏是必然的，而且各有各的破坏规律，不可能一辆车炸得飞起来玻璃还完好无损，那是模型。这一点，《太行山上》就很好地注意了细节，它的战争场面能够做出动态来，因而显得更加真实。 肉搏平型关：历史上的平型关之战，确是一场偏重肉搏的战斗。日军文献记载，八路军三枪打完立即发起冲锋，这大概和共产党军一贯缺乏子弹，而过去的老对手国民党军在肉搏战中意志不坚有较大关系。但是平型关之战，应该是中日双方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对方的战斗精神如此坚韧。影片中林彪下令部队和敌军肉搏以避免空袭的损失，这我没有考证过真伪，但日军在平型关作战中出动过战机确实有记录，而且因为两军绞缠而无法进行攻击。那时候鬼子还没到1944年的垂死挣扎，要是在硫磺岛遇到这样的情况，估计日本飞行员就一块儿的通通打了。 忻口会战：在影片中给人留下两个深刻印象，一个顽强，一个惨烈。顽强到炮弹炸倒一片接着上，前赴后继，惨烈到军长战死沙场，血肉长城。整个战役过程中，高潮有二，一个是突袭阳明堡机场，其中日军飞机起飞后又被八路放的手榴弹炸掉下来，这个场面颇有好莱坞的气派。第二个则是郝梦龄“我死国存”血拼1300高地，战死阵前。忻口会战对日军炮火威力的描述下了大功夫，比平型关炸出的朵朵彩烟要令人震动。 夜袭阳明堡；这个场面好像是来自于一幅油画，注意两个细节，郝梦龄下令出击的时候说道：“你们的旅长已经战死了！”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军在督战队的射击下纷纷倒下，掉头冲锋。应该说这一段影片，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历史。郝梦龄所说战死的旅长，就是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真，他在率领独立第5旅攻击1300高地的时候阵亡。唯一与历史不同的是，郝至死不知道郑阵亡的消息。历史上正是因为郑阵亡，第五旅后退脱离战斗，郝听不到第5旅方面的枪声，亲自率少数亲信突日军封锁线前往询问时，被日军击中殉国。这次出击1300高地，国民党军攻击队形过于密集，无法发挥火力，因此损失很大，不能不说勇气可嘉，战术上却不够缜密；忻口作战，国民党军的战术就是硬顶，所以消耗很大，影片中出现的督战队确有其队，而且以铁石心肠闻名。指挥这支督战队的，正是傅作义的老搭档，解放战争中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因为他执法严厉，不近人情，督战队前面的忻口阵地被称为“鬼门关”——上去就下不来的地方。忻口战役是抗战前期国民党军打得比较好的几次战役之一，影片的这两个细节，显示了抗战中想“打的比较好”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太原守城作战：影片用两个场面来描述，一个是日军在城郭和守军的殊死争夺，战斗中傅部军官在城墙上大呼要求援军，守军沿着城墙封闭日军突破口，手榴弹投掷下日军被炸的死伤累累；另一个是炮弹爆炸中傅作义若无其事地指挥战斗，这时部属来报告日军从后方包抄上来，太原已经成为孤城。 看这段内容，虽然短，但是很有内容。 同样我们来注意细节。太原守城战，傅作义是勉为其难。阎军原来的计划是“依城野战”，也就是内外呼应。忻口退下来的部队军心涣散，已经无心恋战，纷纷绕城逃走，实际上一开战就成了城郭战。这就是影片选择城郭战为太原会战主要场面的原因吧。都跑了吗？也不尽然，国民党军中只有陈长捷所部残破的一个师在城外蓝家湾拼死坚持，试图协助傅作义，虽然杯水车薪，但从这件事看，从抗战到内战，陈对傅作义是够义气的。说起来，太原会战，是傅作义系统名将的大检阅。那个在城头上呼救的军官，原型很可能就是傅作义部下的一号战将，后来在绥远起义，成为共产党兵团司令的董其武，时间是1937年11月7日晚。太行山上
为什么是他呢？董其武出身清寒，作战勇猛，人称“董武穆”，是傅作义的左右手，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岚峰，董其武”，也是守城主力，日军从东、北、南三个方向环攻太原，董其武防卫的阵地，正是最为危险的北城。董的部下只有三个团，还要派出李思温420团防卫太原兵工厂，兵力不孚分配，防守颇为困难。但董不愧名将坯子，足智多谋，他采用的办法是在城墙上多树旗帜，并用军帽军衣伪装守军，吸引日军炮火，这样日军集中炮火猛攻北城一天多，无所建树，直到7日黄昏，才以敢死队猛扑北城和东城孙岚峰旅结合部的东北角炮兵营盘，因为城墙都被炸塌，中国军队抵挡不住，日军攻入城内，董其武亲自督战无效，只得向傅作义拼命求援。 傅随即派出自己的警卫营向东北城角全力反击，才将日军赶出城去，这个带队的指挥官，也是傅军后来的名将，中国早期摩托化部队指挥官——王雷震。影片中用大号手榴弹从城墙上投掷歼灭日军的就是王营。这种大号守城手榴弹是晋军太原兵工厂的特产，威力很大不过太笨重。东北角这个点也成为两军第二天反复争夺的地方，日军虽然攻入城中，始终不能发展。 影片中傅在炮火中镇定自若，但一听到日军迂回包围就失去了守城的信心，也是颇有原因的。傅兵力不足，守城的时候摆了一个险阵，当时傅的守军是35军，表面一个军，实际上作战部队只有两个旅，孙岚峰的211旅，董其武的218旅，其配属守城部队中比较完整的仅有杨维垣一个旅，而且多为新兵没有战斗力。傅将孙、董两旅部署在东城、北城，迎击忻口而来的北路坂垣日军，对南路日军从娘子关来的迂回部队，却只放了杨维垣一个新兵旅，这样打起来杨根本招架不住。 实际上，傅的想法是坂垣在忻口打惨了，为了扳回面子，一定会拼命攻城，而南路日军也知道坂垣的尴尬，所以一定会停下来等待让坂垣先攻进太原，所以傅敢于基本放弃南城的防御。事实证明，日军确实是如此行动。 但是，6日、7日两天血战，日军意识到傅军还有战斗力，不容易攻入太原，坂垣也明白了问题所在，于是派出部队绕道南进，准备和南城日军合攻太原。南城日军没有了顾虑，傅作义的空城计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他现有的兵力也决无法再三面迎敌，这应该才是8日傅决心放弃太原的真正原因。 影片寥寥数笔，把大段的史实轻轻带过，可说是相当令人钦佩的手笔了。 人物的刻画，本片也颇有特色。 独臂团长贺炳炎，其挥刀冲阵有真实历史背景，虽然影片颇有夸张，但贺曾在雁门关之战中手刃一名日军，或为其原本。个人以为这个贺团长的扮相似乎太“嫩”了，林彪也是。年轻可以，但百战余生的林、贺决不应该“嫩”，这部分的刻画有些遗憾。至少贺应该有一种风霜感，眼神混浊些才更接近想象中的独臂将军。贺独臂刀血战日寇和崔营长的杨家飞枪，个人认为不必深究，如同《珍珠港》中起飞迎战的两位子虚乌有的美国飞行员一样，代表的是一种奋起反抗的精神，历史在这里，有的时候也要让让路了。 史沫特莱，刻画的十分出色的一个形象，历史上的史沫特莱是一个异性恋者，影片中似乎也很想为她和朱总司令“做”出一点似是而非的虚幻故事。然而历史上史沫特莱刚毅爽朗的性格，热衷革命的狂热，肯定给导演极强的印象，因此在演员的选型上选出了棱线分明的安娜来演史沫特莱，那种神情间类似朱迪福斯特的骨骼感，还有那句；并不是我选择生做一个女人，是上帝把偶造成这个样子的（大意）。不由得让人对导演暗示着什么心存揣测，在中国的国家级电影中，这种暗示实在也是非常罕见了。 日军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被击中阵亡黄土岭。这个场面曾经被一些朋友认为不够真实，因为炮战开始后阿部居然像活靶子一样站着挨打，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上的阿部规秀是被杨成武部迫击炮击中毙命，但并非炮战，而是杨部直接炮击阿部的指挥部。八路军也不是像影片中那样可以挥霍迫击炮弹，真正的战斗八路军只打了四发炮弹：第一发测距，第二发打近，第三发打远，第四发直接命中。日军听到前三发炮弹的爆炸，已经预感到第四发炮弹将打阿部所在位置，所以纷纷闪避，但是阿部规秀的位置有很好的隐蔽物，所以他没有躲避，结果八路军的炮弹却如有神助，要了他的性命……他不知道八路军炮弹稀缺，惜弹如金，用四发炮弹打他已经肉痛，如果还打不上，这八路军的炮兵指挥官也就快撤职了。 说完好的就要说说不满意的。 朱总司令的演讲不知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但大段被我快进过去了，影片是用画面说明问题的，而不是用语言说明的，谆谆教诲在故事片中效果多少有些事倍功半，再借阎锡山之口感叹八路军不是来抢山西地盘的似无必要。感觉历史上朱总司令的特点也是三缄其口，并不是如此爱说之人，这个描写对人物刻画有些画蛇添足。 阎锡山和阎部官兵的形象有些问题，阎锡山并没有这样好的装备，他本人也是朴素的形象。晋军装备差，是国军中有名的，直到解放战争，阎军看到中央军居然有雨衣穿还觉得大为倾倒，抗战的时候晋军应该没那么精神。这同样见于八路军，八路军的火力之猛有些夸张，追击鬼子骑兵，如果一交手真有那样多的炸点，八路应该有一个炮兵团投入了战斗，可是历史上打到鬼子投降，八路军还是靠小米加步枪解决问题的。 还有两个小小的遗憾。 一个是该有旁白的时候旁白没有出来，比如左权，如果在看完左权的家信后，补充一段旁白，平淡地列出如下史实：“1942年5月，日军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进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而壮烈牺牲，年仅37岁。”我想，观众的感情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潮。 另一个是主题曲，《在太行山上》是一首非常好的歌，冼星海先生的曲子动人心弦。影片中这首歌开始只给出了一个旋律，逐渐加强，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想法，然而直到最后，全歌只是被吟唱出来，始终没有能够发展成一个磅礴的合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似乎削弱了这首歌的魅力。 试想，如果有一个奔流般的合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那该是多么有表现力的一种庄严和尊严的感受呢？ 既然这样，那就用这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来做本文的结束语吧。 在太行山上 冼星海曲 桂涛声词日军攻占太原。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
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评《亮剑》 导读：我们打鬼子的观摩团，鬼子也打过我们的巡视团。 一 多有朋友曾经请我评一评电视剧《亮剑》，但是直到找个周末，才有机会把它拿出来看上几集。 《亮剑》这部小说，是我颇为心仪的一部作品，那么，作为一部电视剧的亮剑，是更加精彩了呢？还是削弱了它的精彩呢？ 平心而论，看之前我颇有忐忑，若是苗头不对，估计老萨会马上虚晃一枪去干别的。 看过之后的感觉——可以打上比较高的分数的，虽然也有一些遗憾。 看得出来编剧和导演的确在剧本和演出上下了功夫，很认真地查了史料，在原作上面还有提高。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利用了一些挖掘出来的史实进一步突出亮剑的主题。李云龙与和尚在平房里左右开弓，独战日军围攻的镜头，看似浪漫，其实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只不过和日军打这个李向阳式搏杀的军官职位比李云龙为高。此人就是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晋察冀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 周建屏在河北平山地区作战时，一次住在村中遭到日军袭击，村口的哨兵被摸掉，发现日军时已经到了周住处的门口。周建屏是老行伍，反应很快，单枪匹马突围。但突围之后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周马上返回村中救援。按说，作为一个司令员，断无和警卫员同生共死的必要，而且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历史上周建屏就是这样做的，实在可惜此人英年早逝（周早逝和他这种战斗作风很有关系，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多次负伤，1938年因旧伤复发病逝。周当年是滇军旅参谋长，放弃职位去黄埔军校当学生，很传奇的一个人）。他和警卫员会合后即被围，两个人占据一个院落，指东打西，上百敌军竟奈何他们不得——日伪军是匆匆集结的部队，编制紊乱没有携带重武器，硬冲周建屏和警卫员偏偏是两个神枪手，弹不虚发。双方僵持中四分区的增援部队赶来救援，日军只好撤退。四分区赶来的部队看到满街都是敌军拖尸的血迹，可见周的善战。
考虑到日军的战斗力，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如果不是史有明文记载，简直难以置信。但是，周的这种精神，和李云龙的“亮剑”实在不谋而合，电视剧的编剧能够挖掘出这段史料，是很贴切的。 同时，每集开头，用当时的电影纪录片资料揭开画面，使整个气氛凝重而庄严，选择的主题曲也符合影片的气氛。和《卧虎藏龙》一样，《亮剑》展示的是一种纯种的好汉，无论李云龙还是楚云飞，无论赵刚还是丁伟。《红高粱》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且不去管党派，就事论事，冷麻子算不算好汉？冷支队毕竟是在日本鬼子身后打游击的主儿，一辆自行车可以顺着铁轨骑一公里，比起周作人之类“国士”，冷麻子算得一条好汉。但是，坐山观虎斗，争功，“冷某量浅”，都在说冷麻子不是一条纯种好汉。 豪气干云，本来就是一种品质而已，简单得很。今天的世界复杂了，我们的内心更是复杂无比，但做事和做人本来就是两回事。做事可以迂回机巧，灵变百出，做人不一样，好汉就是好汉，孬种就是孬种，我们自己心里明白。 电视剧这一点没有背离原作，很让人欣慰。编剧没有乱来，这很好。 拍得好的人物，李云龙算一个，基本上把人物的性格拍出来了，您可以看得出来，每次李幼斌开口，只要是原作的台词，就特别出彩，这反映了李幼斌扮演的李云龙和原作的李云龙具有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楚云飞也算一个，只是因为原作把他写得太精彩了，电视剧只能说中规中矩。配角中常乃超是一个新加进来的人物，但是令人拍案叫绝。无论是被俘时从兜里左一样右一样掏出各种东西来，还是面对李云龙手枪决斗的不屑，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一个颇有军人胆气，心思细致，书房气重而实战经验又不足的参谋型军官。这一点，电视剧可说和原作打了平手。而常乃超和李云龙的对话，又超越了原作： 李云龙：我看见你一头扎进了运河，我就知道，暂七师，完了。 常乃超：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么？ 李云龙：我管你怎么想的呢！ 那种张狂，让我想起某个小说中描述宇航员——他们都是很谦逊的人，只是一谈到上天的事情，就变得好像自己是上帝。 我管你怎么想的呢！这就是李云龙式的霸气，画龙点睛。 还有没提名字，却活灵活现的彭德怀、刘伯承和陈赓，特别是陈赓，对于百团大战和敌人扫荡那段话，说得精彩，点出了这一战的实质。 电视剧对几个配角的刻画相当出色，还有几个可以一提。和尚，表情扮相都出色，一个字——酷；黑云寨大当家谢宝庆，那一口山西腔婉转悠扬，无论要挟还是求饶，这个土匪演绝了。 也有一些不足，我自己的看法而已，提出来算是商榷。 开篇击毙日军一个大佐联队长，反而弱化了主题，使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变得不那么强烈。事实上日军一个大佐不是那样好击毙的。我想这可能是原作中抗日战争部分内容不足，编剧和导演为增加内容不得已作的补充。反扫荡的那段补充就较好，这一段感觉有些过犹不及。类似战例在八路军战史上我没有见过，仅仅在国民党军的战史中有一个战例似乎相近。这就是常德会战中57师击毙日军109联队长布上照一之战，当时，日军猛攻中国军队岸上门户黄土山，守军150师一部顽强抵抗，布上照一到前线督战。其指挥群被撤退下来的57师邓若波营发现，邓营长遂指挥迫击炮手如电视剧中的李云龙那样靠近布上，一炮中的将其击毙。 骑兵连长孙常胜的死，我认为是个毁誉参半的镜头。 二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冯玉祥给钟毅将军的挽词，取自《楚辞·国殇》。 独立团骑兵连的全军覆没，宁死不屈，可以说是《亮剑》一片的亮点之一，特别是连长孙常胜最后独臂单刀的冲杀，更是塑造了一个出色的艺术形象。但是，同一个参加过反扫荡战争的老军人谈起，对方却觉得这个情节白璧微瑕。他的第一个看法是李云龙这个指挥官运用骑兵的能力不及格。 说起骑兵，在八路军中，骑兵部队和炮兵部队同样是宝贝疙瘩，但是骑兵部队牺牲更大。这是当时作战特点决定的。八路军的正规炮兵部队，最高以团为建制，主要的作用是作教导团使用的。和日军的作战中，由于装备相差悬殊，八路军基本没有成建制使用炮兵的机会，培训基层炮兵骨干，或派出小规模的部队参加基层作战，使缴获的火炮成为攻打日军据点的重要武器，是炮兵当时最多的作战方式。在反扫荡作战中，炮兵保存自己和装备的任务，比多消灭一些敌人更为重要。但是骑兵部队，虽然一样是极受爱护的兵种，则被八路军作为钢刀的刀刃，屡次参加惨烈的恶战。无论115师骑兵团、129师骑兵团、冀中骑兵团，以及大青山骑兵纵队，都有悲壮而光荣的战史。八路军对于骑兵的使用，有自己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充分利用骑兵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野战中作为突破敌步兵阵地的突击力量，来达到反封锁的目的。实际上，八路军是把骑兵当作现代化部队中的装甲部队使用的。 骑兵比之于装甲兵，最大的缺陷是防御能力不足，甚至由于目标大，还弱于步兵。这也是传统骑兵在现代战争中随着火力密度的增大逐渐被淘汰的原因实际上，热兵器时代骑兵是用巨大的伤亡换取和敌军距离的接近，然后用自己的突击力撞开或搅乱对方防线，为步兵打开通道。因此，骑兵对于士兵的牺牲精神和忠诚要求更高，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共双方的骑兵都颇有无愧于这种要求的部队。但正因为如此，八路军的指挥员对于骑兵的使用也特别慎重，因为骑兵训练不易，而每一次突击，都意味着骑兵部队的重大人员伤亡。八路军的骑兵部队从高级指挥官到士兵基本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年轻指战员，原因和伤亡大很有关系。电视剧《亮剑》中增加了一个原作没有的情节，即围歼山崎大队李云龙拒绝骑兵参战请求，最后被迫同意孙常胜骑兵连改步兵参加对山崎大队的最后突击，部分地体现了这种指挥原则。 然而，在骑兵连最后一战中，却没有体现出这种原则来。从影片来看，此战原型是反扫荡中针对反日军“铁壁合围”的突围作战。 “铁壁合围”是日军岗村宁次部针对八路军特点专门制定的作战方略。我手中有一个原日军翻译官留下的当时照片，可以看到庄稼地里日军越野汽车排成长队，车门打开，士兵在一旁持枪待命。根据此人的说明，所谓铁壁合围，就是日军部队部署好封锁线，以优势兵力向八路军根据地发动“扫荡”和切割的同时，其机动部队以照片中的状态静待八路军部队转移的开始，一旦八路军开始转移，日军即利用其先进通讯技术通知最近的机动部队投入追击，只要粘上八路军，周围的其他日军就会纷涌而来。善于转移机动的八路军在平原上，受到封锁线的阻碍，是无论如何无法和日军的越野汽车赛跑的。封锁线、电台和机械化机动部队是日军“铁壁合围”的三大法宝。这给了我对“铁壁合围”的感性认识，这种针对性的部署是当时冀中、冀南、太行、岳、绥中各区八路军部队反扫荡作战特别严酷的重要原因。为何建国以后的抗战材料中多写百团大战，局部反攻，却很少写反扫荡呢，实在是因为反扫荡我们损失太大，牺牲太多，最后还一度基本丢掉了冀中冀南两大根据地，用一些老八路的话说，这是“走麦城”呢。 尽管战局不利，但在这种战斗中，应该说八路军各级指挥官都表现出了“豁出去”“下血本”的作战精神，绝少怯战。所以各部宝贵的骑兵部队均投入战斗。在这种战斗中，骑兵几乎不变的职责，就是为步兵和机关百姓在封锁线上开路。其中最典型的是冀中骑兵团和129师骑兵团。至今冀中的老战士还能回忆起精疲力竭的步兵拉着骑兵的马尾巴突出重围的情节。这种激战中，骑兵成为突破日军封锁线的尖刀，战功赫赫，但也损失极为惨重，冀中骑兵团的团长政委先后阵亡在火线上，部队最后基本打光。 可是，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骑兵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作战目的而训练的。 李云龙独立团在突围中让步兵开路，骑兵却和粘上来的敌军纠缠在一起，从军事角度就有些问题，没有能够发挥骑兵的冲击力。 也许，是编剧为了体现骑兵们的“亮剑”精神。如果是这个原因，当时中国骑兵的真实战例也是很可以写的。冀中大扫荡的时候，上面说“走麦城”的那位老八路，作为机关干部随七分区突围。途中，日军的坦克从后面追击上来，因为来不及做工事，阻击部队伤亡很大，突围中的人员开始混乱，局面一触即溃。队伍中插进来115师骑兵团的一个连，还有几十个人，当时那个骑兵连的连长找到负责指挥的七分区政委兼参谋长吴锡，说这样打不行，人跑不过坦克的。他要求带骑兵向后面的敌军来一次反击，插到日军坦克和步兵之间打他一下，吴锡同意了。这几十个骑兵手举骑枪策马向着后方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匆匆而去，不久敌军追击部队火力骤减，坦克也转向了，七分区机关得以突围成功。但那支几十个人的骑兵部队再也没有回来，因为是途中相遇，今天甚至连他们的具体建制和姓名也无从知道。 这种九死一生的反冲锋，就是当时中国骑兵们为战友所做的。 因此，如李云龙部骑兵部队，既没有在前方掩护突围，也不是在最危急关头打出对日军的迟滞性反击，被敌军缠上还要步兵去解围，运用上应该说是不成功的，和日军一个骑兵联队对拼，勇则勇矣，却属于白白牺牲（日军多用洋马，我军多为蒙古马，骑兵对骑兵我们比较吃亏），没有体现出骑兵的价值来。 这位老军人认为问题可能出在编导军事生涯不够丰富这个地方。这从台词的设计也可以看出。影片中骑兵连长孙常胜的战斗口号是“骑兵连，进攻！”这写在文字中毫无问题，也很有气魄，但是喊出来就会发现问题。老人说军中的口号，最后一个音一定是开口音，而不能是闭口音，那样气就断了。用开口音才能调动杀气，也才能持续。哪怕是骑着自行车，你试着喊一下“骑兵连，杀！”和“骑兵连，进攻！”，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差别。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李云龙歼灭日军观摩团一战，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此次战斗的原型是1943年王近山在韩略村打的，总的来说这段内容电视剧中做得不错，但显然把野狼峪伏击战中的情节搬过来了，让李云龙部和日军来了个单人决斗。其实野狼峪伏击战都梁自己就写得很打鼓，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自己是艺术加工，真正的肉搏战决不是这样浪漫的。而伏击日军观摩团这样的战斗，又特别把情节放在深入日军腹地进行，与野狼峪之战相比，形势要险恶万分，具有强大机动能力和通讯能力的日军必然以最快速度赶来，而其攻击和报复也必然极为凶狠，即便是速战速决亦未必能及时脱身，还要来单独决斗？“老子还要在这一片混呢，我丢不起这个人”云云，在野狼峪也许还勉强有道理，在电视剧这个情节中，李云龙根本就是在犯混。 韩略村之战，日军战史中也有记录，只是死亡的日军军官军衔统统降了一格。我们的战史对此着墨不少，但很少有人提到，此战实际上可称八路军的一次复仇之战，因为八路军，也曾经有一次类似团队遭到日军袭击，损失惨重的战例。 三 不要说八路军都是超人，就如陈赓在《亮剑》中那段话，打仗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这回事，比的就是两个民族的坚韧和忍受能力——但是，我们比得起（大意）。所以，王近山能够在韩略村伏击日军的观摩团，日军打过八路军的参观团，也不是新鲜的事情。 按照史实来说，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时间就在韩略村之战前一年。 这就是五一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巡视团遭袭击事件。 八路军总部巡视团，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领导，在百团大战和此后的战争中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回旋于各敌后根据地，既是一支促进总部与各分区联系的队伍，也是一支机动加强各地军政实力的重要力量。罗瑞卿、余秋里先后负责过他们的工作。1942年春，八路军总部派出巡视团前往河北、山东各战区视察工作，总负责人周桓（开国后授上将军衔）。 当时，巡视团的总人数不超过一百人，但大多是经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优秀学员，可说是八路军的瑰宝。 周桓到达冀南军区后，将巡视团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视察冀南军区，一路委派王焕如为负责人兼安全干事，视察冀中分区。结果，巡视团到达两地的时候，恰好分别遭遇日军蓄谋已久的四二九大扫荡和五一大扫荡。周桓所在的巡视团总部随冀南军区直属部队行动，果断突出重围，幸免于难（王外马甲描述的王行仗村之战，很可能周桓等人就在其间），但前往冀中的巡视团分团驻地却被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捕捉到，转移中遭到突然袭击。 由于年代已久，此战详情我亦仅仅聊存知一二，虽然巡视团人员多战斗经验丰富，但不熟悉地形，而且毕竟属于军政团队而不是作战部队，没有重武器，因此尽管顽强抵抗，仍然遭到惨重损失。激战中原担任过四方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团员孙范争（开国后军衔陆军少将，在福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职务上离休）利用敌迫击炮射击的烟雾冒死跃马突出敌阵，带外围的八分区部队及时赶来，才将幸存人员营救出来。此战，30名（一说27名）团员中仅有7人（一说8人）生还，其中多人负伤，徐化民（开国后军衔陆军少将，今天依然健在，住在北京南池子）胸部被两弹贯通，生命垂危，当时被认为已经无救，但所谓身经百战之人必定命硬，徐竟然在高烧之后活了过来。 按照冀鲁（渤海）军区战史记载，巡视团后在冀中23团余部掩护下撤退到冀鲁军区，幸存者为王焕如、孙范争、李雪炎、段培柽、吴焕章、徐化民、陆健。这几个幸存者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孙、徐以外，李雪炎是空军少将，王焕如和吴焕章后来也都是在大军区副职上离休的高级将领。 可以想象战死的这二十余名高级军官对八路军的重要意义。 所以，韩略村之战，应该说是八路军的一次复仇之战。 说起来，《亮剑》是一部战争片，但我对于它的战争描写，并不以为是最出色的。至少在战斗场面的运用上还有些问题。首先，八路军战士不可能那样白白胖胖的，哪怕从今天野战军里面调一些官兵做群众演员，也要好一些（段鹏、喜子例外，个人观点张大彪的圆滑似乎超过了军人气质，有点遗憾），其次战斗场面略欠精彩，拍战斗场面，要么尽管稀稀拉拉的完全实拍，如同拯救大兵一样，要么干脆放弃写实来一个密集队形的冲击，像大决战，看来过瘾。亮剑这方面两者都没有做到。这也不奇怪，拍电视剧和电影不一样，资金的瓶颈是无法改变的。 而《亮剑》这部片子，最让人感到震动的，或许反而是在战争以外。 比如，赵刚和冯楠的会面。 赵刚，是一个我一直没有谈的角色。小说中的赵刚没有电视剧中威风，我觉得似乎更加真实，电视剧中的赵刚是神枪手，这有些夸张，一个优秀的职业军人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而赵刚感动我们的，是他的人格精神。 李云龙的人格精神同样让人感动。 在小说没有拍成电视剧的后半部，赵刚和李云龙，用不同的方式，对当时的政治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反抗。从本质上说，赵刚比李云龙更接近一个西方意义的共产党员。因为西方意义的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为主，作为知识分子的赵刚，和这个身份是平行的。而作为农民的李云龙，其本身代表的阶级在理论上属于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胜利的本质——它是一个依靠农民阶层的政党。这一点西方的传统共产党人很难理解，所以才会闹出派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导中国革命的笑话。 其实，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从背景上更接近赵刚，而不是李云龙。 所以，赵刚和李云龙，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左倾特别是文革路线的反抗。赵刚，属于马列主义者内部的反抗，他懂得主义，他明白事情出了问题，甚至知道出在哪里，只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传统意义上的士，他选择的不是幻灭，而是否定和牺牲。这是赵刚的刚烈之处，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李云龙，属于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李云龙从来不是一个读书人，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理论上有多少造就的人。所以，他的反抗源于对现实的直视，源于最原始的事实。全国陷入饥荒，会让他想起淮海战役的饱饭，李云龙反抗的不是某个主义，而是“吃不饱饭”的现实。他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李云龙的反抗，代表的不是党内的反抗，而是人民的反抗，而且是非常传统、非常中国的反抗。 但是，李云龙反抗，却恪守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信条和职责。想起来架空作品里面有一部颇为写实风格的《明》，其中有一个小角色叫作李陵，是狡猾多智、见风使舵的商业高手，却在从军后与蒙古军的战斗中投黄河而死，李陵什么都可以卖，唯有一样不卖的，就是自己的灵魂。（我知道作者酒徒写的是另一句话，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含义是同等的，不过一个具体些，一个抽象些罢了……就像李云龙和赵刚） 这份坚持，或许就是亘古以来中国人的魂魄。 还有人奢谈文革的好处和对它的期待，那么看看《亮剑》吧。应该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其结果不但是被自己内部抛弃，也将被人民抛弃，失去代表权，那可叫作天怒人怨。邓小平的成功，与其视作某种思想的成功，我更愿意称之为人民信任与支持的胜利。 赵刚和李云龙，都有让人感动的魂魄，不过，赵刚比李云龙有一个优势——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他浪漫而且有点儿“酸”，有话他能够说得出来。打仗，赵刚不如李云龙，而在文学作品中，李云龙可就难和赵刚比了。 就像赵刚和冯楠的会面，充满了意识流的一段话。由这段话，我可以认为编导和作者的脉搏是相通的，他们不能把后半部分《亮剑》拍出来可能有各种原因，但他们的确是读懂了这本书的人，而且懂得在能够控制的范围中怎样去坚持。 加入张白鹿这个人物，我以为是这种坚持的另一个表现。我不喜欢张白鹿这个人，大多数观众似乎也是，可是张白鹿出现在《亮剑》中的意义，我以为绝不是表演一场二女争夫那样简单。 四 这节只想谈谈这部作品中的爱情。 影片中赵刚和冯楠的对话带有一丝超越现实的意味，我们应该感谢编导完整地保留了作者写下的这段对话——因为这里面暗示着两个人未来的命运。 看得出来，冯楠和田墨轩一样，对共产党有着自己的担心，他们都是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但应该说两个人是有所不同的。 田墨轩的思想更加锋锐。田墨轩或者他的朋友从来没有把自己和执政者放在一个群体中。看到田墨轩，我想起东吴的张昭。孙权一句“子布诸人各顾妻子”让张昭一千年翻不了身，但在魏使面前仗剑国门的，也是张昭，在孙权面前闭门不纳的，也是张昭。仅仅把张昭视为投降派未免太过简单。他们的抵触和不满代表着自己对一切统治者的蔑视。他们的人格和统治者是平等的，并不以参与国事为荣耀和感激。田墨轩们难免食古不化，在现实的政治面前无论胡子多长依旧幼稚。在一个太平岁月中，或许还有他们存在的空间，而在一个矛盾尖锐的时代，他们注定走进历史的阴影。原著中田墨轩在兴凯湖农场中的表现，展示的就是这种精神在末路中的光芒。田墨轩用自己最后的一点食物救了老K，然而根本不会平等看他。我们可以说田墨轩从思想上对人不平等，这是他的局限。然而，田墨轩就是田墨轩，他认定了的事情，你无法改变他。田墨轩根本不屑改造。他的死，死于一种殉道的精神，这只不过是多少代殉道者们故事的一个轮回，而不在乎对象是谁宁可肉体消亡，也不放弃精神的独立。你可以说他冥顽，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坚定。田墨轩和布鲁诺不一样，但又有一样的地方——这在于他们都是孤独的斗士，都绝不向自己不接受的东西低头。 在你坚持的时候，谁知道后世怎样看你？田墨轩的不屑，不屑得有资格。 冯楠和田墨轩不同。田墨轩虽然接受了李云龙这个女婿，但从不把李视为和自己同一个圈子的一员，那不过是对女儿的投降。冯楠对赵刚的欣赏，意味着她要走进赵刚的世界了。 赵刚和冯楠的爱情开始得极为浪漫，是那种阴阳两极的相吸，奇异中又透着合理。赵刚和冯楠的相互吸引不是外在的内容。书中对冯楠的描述，显示冯不是美女，她的吸引力在于气质而不是相貌。同样，赵刚对冯楠的吸引，也在那种书生与杀伐共同形成的精神境界。 所以她有那样一段和赵刚的对话：亮剑
赵刚，我见过你。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什么地方……赵刚静静地望着她，做沉思状。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是……梦中？冯楠的声音幽幽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有可能。赵刚赞同道，佛教认为人有六轮之回，人死后过奈何桥时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忘得精光，但也有个别被漏过的，这种人能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前世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冯楠笑了，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 影片中，这一段表现了原作的精彩。随后，冯楠问了两个奇怪的问题：第一个，“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二十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第二个，“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时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进入恋爱中的两个人，究竟为什么谈起了这样现实甚至有些残酷的问题呢？ 这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冯楠对赵刚的最后探寻，赵刚的回答是“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此言一出，我想冯楠对赵刚最后的一丝疑虑也已经消失。 从这段话她明白，赵刚的路，是一个理性选择而不是盲目尊崇的结果黄埔军校门前，曾有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其实，无论哪个党派，都有人怀着同样的理想，他们信仰某个主义，是因为相信这个主义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理想。孙中山如是，赵刚也如是。 这是冯楠和赵刚可以共鸣的地方。冯楠大约也有过疑虑，假如赵刚仅仅是某个主义的狂热信奉者，她还能够让自己爱上这个人么？ 我的看法，冯楠的性格像是凌霄花，她在感情上更愿把赵刚视作橡树，所以她很希望这棵橡树能够让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 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冯楠具备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其实这未免夸大。我想，这是冯楠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一个预测。字里行间，我可以看出的，是两个字——“党人”。自古，“党人”有好下场的极少，而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上正是若干“党人”终生困扰的问题。比如苏轼，他是“旧党”，但始终无法从良心上去否定“新党”的一切。而赵刚正是一个“党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了，建立它的人从历史上看，无一没有面临抉择的关头，即使一次选择可能侥幸过关，也肯定有第二次等待。赵刚他们不可能例外。于是，冯楠问他：“你将选择什么呢？” 赵刚的回答分成了两个部分，对付出代价的了然，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心，如果没有前半部分，那就不是赵刚了，如果没有后半部分，赵刚就没有选择过自己信奉的那个主义。此言一出，冯楠心中，对自己的命运当已经了然——她此生会是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电视剧中的这段对话，总要结合书中赵刚冯楠的最后时刻，才能看出那悲剧的宿命。 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惟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力？”“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伴陪他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于我的”……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说道：“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此时已泪飞如雨，她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想跑都跑不掉。”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真的？你可要说话算数，让我放心。”她轻轻扶起赵刚说：“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冯楠，最终是水的女儿，赋予水刚烈的气质，是水的女儿的杰作。然而，水就是水，至刚之水，亦无奈温柔。 田雨又和冯楠不同，电视剧我以为没有充分表现出田雨的气质。 表面上看，无论相貌还是脾气，田雨更应该像水。然而，田雨的内心世界，却显示出火的绚烂。小说对她性格的刻画我以为更接近于其父亲田墨轩。田雨不是很理性的人，她外在的温柔和内心的坚强浑然一体。那种固执，不识时务和无所畏惧，都是田墨轩的遗传。她最后的入狱和把手腕割成“孩子的嘴”一样的结局，应该说和李云龙的关系并不大，而是她性格的体现。外柔内刚，田雨所展现的，是典型中国女性的性格特点，只不过她的表现更为强烈而已。 有一种看法认为田雨和李云龙的结合有牵强和强迫的性质。然而，田雨对爱情的看法，可以证明她对李云龙的感情，更多地是符合自已的爱情观的。田雨在和她母亲沈丹虹的对话中，曾经这样写过自己的看法：“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有安全感，才能显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 一句“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会让多少男人羞惭呢？ 不过，为男人所欣赏的女性，是不是也正因为具有那种男人不可能具备的优点呢？ 可以说，影片中张白鹿那种为了李云龙的痴迷，更符合田雨的性格。 张白鹿，这个形象很难评价。 大多数观众不喜欢这个添加进去的人物。她的高傲孤芳自赏，她对好友不讲道义的夺爱，她的缺乏道德感，等等，一切的一切，都难以让人欣赏。同时，从我个人而言，张白鹿的扮相，也不是很能吸引男人的那一种，她的美让人感觉缺乏信任，也缺乏深层的吸引力。 然而，我不认为导演增加一个张白鹿，仅仅是为了表现二女争夫。 看着电视中张白鹿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到一种痛苦。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桀骜不驯，对于爱情与性如此随意的女子，在随后岁月中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任何一场运动中，张白鹿都是最典型的被打击者。 张白鹿与李云龙或者田雨或者赵刚都不一样。赵刚他们，可以等到天亮，他们是历史剧中的悲剧角色，是我们灵魂的拷问者。 张白鹿不同。她是难以得到平反的。 她是传统目光中的“破鞋”，是革命中鄙夷的道德沦丧者。 就像同性恋者一样。 我们看不惯，就是打倒的理由么？ 看《亮剑》这部片子，曾记得听到张有这样一句台词。她说：“只有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无法控制。” 奇怪的是，重新来看的时候，却找不到她是在哪段情节中说出这段台词的了，这段话，神秘地消失了，虽然我看的是同一张牒。 或许因为这句话，让我看张白鹿的背影，增添了许多敬意。 南京是一个坎儿 导语：从胜负到生死的一个坎儿 《南京，南京》已经上线若干日子了，要让我评论一下这部片子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去看过这部影片有趣的是坊间对这部片子的评论观点迥然不一，有认为陆川是民族主义的爱国者（或者说他是愤青）的，也有认为陆川是汉奸（或者说他是敢于直面历史的丑陋）的，观点完全对立。 而完全对立的观点，用词却同样激烈，彰显自己的论点是何等的无以辩驳。 结论难道真的有那样绝对么？ 想起了萨的一位同事，他找了个热情如火又当过团委书记的女朋友，结果我这位颇有些散漫毛病的朋友就不断享受忽而被当作白马王子，忽而被当作癞蛤蟆的神奇待遇。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同样一件事，也会同时遭到左倾典型和右倾典型的评价。 想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只要看一个日本人，就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想知道中国人怎么想的，你就是访问九十个中国人，也没法有百分之一的把握。 每个人有了自己的思维，是中国人在精神世界真正向蓝蚂蚁时代的告别，这其实是好事情。当然，只有我的观点是对的，不免是带了时代的浮躁，这恐怕只有时间才能慢慢洗去。 只是苦了夹在中间的陆川。 这时候倒是有一分钟对这位导演产生了若干的同情。 然而下一分钟萨又赶紧把这种同情收起来，因为刚看到一个更新的评论，评价陆川无论被爱还是被骂其结果都会给《南京，南京》带来人气，按照从受益者中找嫌疑人的警界通则，这样尖锐矛盾的评论，或许正是陆导背后的操纵…… 于是，同情也不大敢了。 天，我该信什么？我能信什么？ 还是抛开影片本身，说说南京吧。尤其是1937年12月的那个南京。 1937年的南京，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耻辱的存在。 这不仅仅是因为那场大屠杀的存在。实际上，世界战争史上大屠杀的情景曾多次出现。例如，迦太基城破的时候，城中二十五万人（一说六十万人），除了五万名年轻女性被卖作奴隶以外，其余全部被杀。 但是，迦太基人是无需为此而感到羞耻的。因为即便在破城之后，迦太基人还同罗马人展开了六天六夜的巷战，战死者达八万五千人。即便是无力作战的迦太基女性，也纷纷剪下自己的长发，作为战士的弓弦，来进行最后的抵抗。 所以，迦太基的城破，历史的评价是——“悲壮”。 南京的陷落，则远没有这样悲壮，南京战役从11月19日开始，到12月13日城破，满打满算，只有二十五天。12月12日日军攻占中山门，仅仅一天就控制了整个南京。日军记载，在幕府山中的近万名中国散兵，几乎没有抵抗就被日军缴械。而大屠杀中，那样多的中国青壮年，大多数就如同绵羊一样被拉出去宰杀。 于是，我们一直面临着一个无言的指责：这是一个怯懦的民族。我也看到对《南京，南京》的一个评论，认为影片中描述的中国人的抵抗，是臆造和不够真实的。 其实，以我对南京战役的研究，在日方的记载中，中国人在南京城破以后，的确曾经有过相当顽强的抵抗。 日军屠杀最力的步兵第36联队，其军官宿舍曾被一名中国人闯入，这个借助夜暗进入日军营地的中国人先后杀掉日军尉官11名。 在南京安全区设立后，曾有数百名中国官兵自动组织起来，乘夜在市区武装暴动，一度攻陷原国民政府铁道部。根据日方简单的记载，这批英勇的中国军人属于教导总队残部。 直到南京陷落半个多月后，1938年的元旦，仍有中国残兵据守原苏联大使馆顽强抵抗，最后整个大使馆被焚毁。 在今后拍摄类似题材的影片前，我认为导演应该找机会阅读一下日本方面的材料，例如松冈环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在其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对再现当时的真实景象或有极大帮助。 从这些记录看来，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缺乏勇气和血性的民族。 但是，在下关，在鱼雷营，被排着队屠杀的，也是曾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 在我所看到的史料中，一个微妙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南京陷落后，最没有抵抗意志的，恰好是刚刚城破的12月中旬。当时，大批中国残兵甚至抛弃武器和服装，试图逃入安全区，他们丢弃在安全区外的军服，给日军进入安全区搜索杀戮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而在大屠杀发生后，抵抗的事件骤然增加，虽然这时候在南京的中国军民，无论从装备还是从组织角度，进行抵抗的能力都比城破时差很多。 另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瞬间，是南京城外最后的阵地雨花台，这里的守军有两个师，88师师长孙元良兵败逃入妓院藏身，87师师长沈发藻更过分，仗还在打这位长官已经抛弃部下化装逃跑了。 87师和88师，是中国陆军当时的两个全德械样板师，最优秀的部队，主官居然如此怯战，可让时人齿冷。 然而，如果细看历史，大家就会发现，沈发藻和孙元良，在庙行和罗店战场上曾在前线冒死督战，也是堪称好汉子的人物。怎么到了南京就不行了？ 真的是到了南京就不行了。 如果不理解南京战役的前后情形，就无法理解南京战役的兵败如山倒。 南京战役实际是和淞沪战役紧紧相连的一战，在南京未能守住阵地的官兵，70％是从上海撤退下来的部队，其余则是临时补充的壮丁。这些部队大多在淞沪战场上已经经过了三个月的血战。在淞沪战役的战场上的中国守军，在11月9日开始撤退，11月19日，日本上海派遣军不顾日政府预先划定的作战区域，开始向南京进军。（日本政府后对此认可） 所以，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根本来不及喘息，南京战役就开始了。 按照日方资料，淞沪战役，中国先后出动军队60万，日军出动25万，而且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各部队几乎全部参战，可说是中日两军主力在抗战前期最大的一次硬碰硬的大血战。 结果是不必隐讳的，国力的差距不是官兵们单纯依靠爱国精神可以弥补的。淞沪战役的失败，已经预示了南京战役的结局——以疲惫惊恐的残军，根本不可能守住南京。 我始终怀疑，部署南京的防御，是中方“裱糊”出的一个空架子而已。因为根据日本方面的档案，日本军部11月7日给“中支派遣军”的临参命第138号命令，限定了日军在华东作战的范围不得的越出嘉兴苏州一线。如果中国方面了解日军这一命令而做出防守南京的态势，确有可能与日军在嘉兴苏州一线实现对峙——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仍然期望着把这场战争限制于局部。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日情报工作已经有一定的成就，获得这样的信息是存在可能的。 即便没有获得这个情报，11月26日，德国大使陶德曼还在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对于双方议和的“广田条件”——这个条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内容，也没有要求华北自治，所以白崇禧看了当时就反应“那还打什么呢？” 似乎，战争有在此时戛然而止的可能。 然而，11月19日苏州沦陷，同一天日军“中支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根本无视限制作战区域的命令。如果这时候中国方面还对日本政府控制军队有一丝期待的话，那么24日，看到对南京的作战进展顺利，日军大本营随即补发了取消作战区域限制的命令，则彻底打消了中国方面的幻想。12月2日，陶德曼表示广田的条件已经是过去时了——能战方能言和，以中国的军力，当时已经没有这个本钱。 南京城下，9万中国军队和12万日军的会战随即开始，无论装备、士气、补给，训练和指挥，双方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连续四个月的恶战，不是弟兄们不抵抗，不是官兵们不英勇，拼到最后，连首都都拼丢了，怎么办？那么多袍泽战死沙场，还是一败再败。这样悬殊的实力，再打还有什么意义？在南京城破之后，经过苦战的中国官兵陷入无力也无心再战，任人宰割的状态，就和奔跑中脱力了的人一样正常。 美国人约瑟夫曾经拍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片子，中文翻译做《南京梦魇》，我想如果用这个词来形容南京守军当时的状态，也是非常贴切的。 日本曾有老兵回忆在八一五后，在东北的日军也陷入同样的幻灭状态，如同行尸走肉，即便被集体枪决也没人有心力反抗。 南京是一个坎儿。 在南京之前，虽然宣传上喊得响，在国民政府内部，依然存在着和日军的一战可在较短时间打出结果的念头。甚至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在南京以前，双方的战斗是胜负之战。 在南京以后，特别是南京发生的暴行（这些暴行日本也承认，在1938年初就在欧美的报刊中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让中国军民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但不可能在短期结束，而且是中国的生死之战！ 这是真正的国战，连投降都不可能——战败了不仅是割地赔款，而且是亡国灭种。傀儡的满洲国太遥远，血腥的南京才真正让中国腹地的人们感到了灭国的危险和痛苦。 如同南京此后的抵抗从谷底回升，败退中的中国军队，也重新恢复了战斗的意志——那已经不是想在短期内战胜日军的意志，而是依靠中国人的坚韧，维护这个国家生存的意志。 这就是生死之战的含义。 正是南京，让中国的抗日战略真正转向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主力，除了重建的中央军以外，更多的是用土造麻花手榴弹的川军、连鞋子都没有的黔军、身背大刀的西北军……就是这些杂牌子军队，在漫长的战线上死死地拖住了日军的脚步。实际上南京之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比淞沪战争时期都要有所下降。如果说淞沪战争时期，是一支准近代化军队和一支近代化军队在战斗，此后，就是一支近乎中世纪的军队依靠数量和牺牲抵抗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可是中国人最终顶下来了，没有像无数历史中的文明古国一样灭亡于更加现代化的敌手。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这是张自忠将军殉国前的遗书，将军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实际的战场上根本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投降也是死，南京这道坎，断了求和的路，我们已经投有和平可以期待。 走过南京，中国人终于明白，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了拼死一战，我们别无选择。 这一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但要一直打到我们的敌人先倒下去，或者，一直打到我们变成第二个迦太基，但中国人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会与你讲和！ 我们唯一的胜算，就是面对如此野蛮的敌人，文明与我们同在。 退后一步是家园，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用近乎宗教的虔诚相信——人类的社会，文明终将战胜野蛮。 我们，最终顶了下来。 这就是我们用南京的代价换来的唯一所得。 雪原犹闻荡倭声
昨天，从寻访北洋水师的考察中回到家中，接到一个日本旧书商的电话。因为我经常从他那里购买旧图书，所以他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旧书，常和我联系。这一次，他告诉我有人愿意出让一部其先人留下的照片集，问我有没有兴趣。
根据描述，这部照片集的主人原是一名日本二战时期下级军官，名叫铃木。此人1937年被征召从军，到达中国东北，故此，拍摄了很多当时当地的照片，此人死后，其照片集被作为遗物送回日本。其遗族将这部集子捐赠给一个老兵会组织。现在，这个老兵会因为人员死亡殆尽，仅有第二代成员不能维持已经解散，这部照片集遂为书商所收集。
因为刚刚考察回来，十分疲倦，我有些犹豫。那位书商大概感到了，于是提醒我这部集子中有很多当时战斗的照片，他知道我对军事历史感兴趣。他认为这可能是我想要的东西。
战斗？当时东北的日军在和谁战斗？
我忽然意识到——那是东北抗日联军啊！
因为条件太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史，极少照片佐证，假如这部照片集与他们相关，其历史价值难以估量。
我于是决定立即前去。这一部照片集颇为精美。镂制的封面显示其质地颇为不菲。
我迫不及待要看，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急切，于是，上茶，谈天，然后，才是看货。
从扉页来看，是日军军官铃木在“满洲国”的个人留影。
粗粗看来，其内容颇为丰富，例如，日军的慰安所和“满洲慰安妇（即强迫中国女性担任的慰安妇）”。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一张又一张与战斗有关的照片。
1938，抚远，大讨伐中与“匪”战迹；
1938，冬季，林口河岸，在追击退却中的抗联部队；
突袭抗联营地的时候，铃木的战马被抗联战士击毙；
战死于大雪之中的抗联战士（桦川）；
火葬被抗联击毙的日军少尉桶口；
……
因为在谈购买，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不好拍摄其内容，以上照片，是我用随身带的小照相机匆忙中偷拍的。
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说你开个价吧。
这位书商和我算是老打交道了，人品不错，他开了一个如此的价格：
第一，要买必须全本，不能分着卖；
第二，小号照片（我看在2寸以上）一张100日元，中号照片一张200日元，大号照片一张500日元，相册本身和铃木的照片说明白送。
这个价钱公道吗？他拿着计算器问我。
公道？我心中觉得他的价钱，确实很公道了。要知道，这不是印刷品，而是照片，底片也大概早就毁掉了，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1938年的老照片，100日元，也就是8块人民币一张，这实在不能算贵……
不过，我还是没法接受这个价钱。
因为这本相册的照片太多了，共计八百余张，里面很多与抗联无关，是在华日军的生活照、和苏军的对峙、当地风景人物等，如果都是小号的，要八万日元，里面还有中号和大号的，书商算下来，共计要十万六千多日元。
这样，就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
萨是工薪族，花八千多元买一本相册，还是要讲讲价钱的。
我们谈了，价格降到十万日元，书商再不肯降，说再降就没有利润了。
我说你收这个相册一定花的钱没有这样多。
书商笑笑，还是不同意降价。
因为天太晚了，我们决定明天（也就是今晚）再谈，我开的价钱是6万日元相当于5,000人民币，我的心理价位，再高一两万，也可以接受。
不过，今天上班，却总有点儿神不守舍。
总觉得那些照片在呼唤，特别是有一张我看到的照片上，一名牺牲在雪原林海中的抗联战士死不瞑目的面孔。
我可以想象，在百倍敌军的重围中，这名抗联战士边打边退，直到在这片松林中被敌弹击中，他卧倒，用手枪继续抵抗，又接连被命中，终于牺牲。但直到战死，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日军小心翼翼地接近，一名日兵用脚踢开他的枪，把抗联战士的面孔翻过来，证明他确己死亡（他的腿依然保持着军人射击的姿态，却面孔后仰，右手甩在一边，故此我如此推测）。这时，携带着相机的铃木走过来，拍了这张照片……
1938年，东北沦陷已经七年了，他们是怎样战斗过来的？他们可知道在南面，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
不知道这些照片背后承载了多少历史。
这一天都让我不安。
如果这部影集被别人买去，我会怎样后悔呢？
算了，今晚再去，哪怕他不肯让价钱，我也要把它买下来。
希望，不要太晚。那一天一直心绪不宁，而很多朋友已经来与我联系，愿意分担费用，唯一的要求——把它拿下来！ 直到下班，飞快地取了钱，赶到书商那里，终于把这部照片集拿到了手。 我写了一篇博文来说这件事——
所有照片都已到手，说明的一部分的原件已经遗失，但老兵会有打印件，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寄送过来。粗粗翻阅一下，包含的照片主要反映了1938年前后日军在汤河、依兰、桦川、萝北、林口等地的作战活动，拍摄者铃木还曾被调到宝清和公主岭集训，专门研究对抗联的作战。在此期间，他又随其他部队“实习”，在长白山和抗联部队进行了战斗。铃木的驻地在杨荣围子，是日军在黑龙江省东部和抗联作战的一个前进据点。已经在标注中发现了“赵尚志”的名字，希望这部照片集，能够对研究抗联和整个东北抗日战争史提供新的参考。
这本相册，十月，我会把它带回国。
这是一个很好的中秋节，虽然我已经基本忘掉了中秋节的感觉。
日本没有中秋，但我也不甚在意，前几天，上海文广电视台拍摄中秋专辑，找了我做嘉宾，问到我对中秋节的感受，我的回答是：
中秋只在我心中，而不是在日历牌上，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天作为中秋节，日期并不重要。
今天，世界越来越小，小到48小时以内，你可以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赶回家；我们的家却越来越大，大到我们的家人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中秋是哪一天并不重要。 从书商那里出来，抬头看到一轮明月在云中穿行，却有无限感慨。 天虽然黑，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当我发出前面的文章《雪原犹闻荡倭声》，谈起一点困难的时候，有那样多的朋友伸出手来，令我感到十分温暖。 我倒觉得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感谢卖书人的宽厚。 感谢家人的理解。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冥冥之中抗联的英烈们让这本带着我们的历史的孤本照片集，无巧不巧地落入我们自己人的手中。 于是，这个中秋就不再平常了。 有这样的经历，您说，我能够停下来吧？ 萨 苏 2010年10月25日于日本伊丹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